有关冲锋队员们的不法行为的警方报告在增加。比如1929年纽伦堡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冲锋队员克吕茨至今还吹嘘说：“在那里我们睡在干草上，我们连一杯啤酒都买不起。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情绪高涨。”事实上发生了殴打和骚乱。一队冲锋队员列队走向党代表大会会址的方向，封锁了轻轨。当司机要求队伍让出轨道时，冲锋队员们冲进车厢，殴打司机和很多乘客。纽伦堡冲锋队在会场周围制造了一系列暴力行为：一家饭店被砸，因为它升起了他们所痛恨的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旗帜；另一家遭到了啤酒瓶的轰炸袭击，因为它收留了工会成员。有位警察想保护一名受冲锋队员迫害的人，但一群人中有一位夺下他的警刀，在他的背部连刺三刀。希特勒用一句话挡回了对过于野蛮的指责：“冲锋队不是一个教育上流社会儿女们的道德学校，而是一个粗暴的战士的组织。”

特别是在柏林，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野蛮斗殴很快就成了街头的常景。那些褐衫的乌合之众故意挤进共产党的地区进行挑衅。在红色的夏绿蒂堡，他们在共产党的家庭防卫梯队、交通饭店和租户小组的密集网络之间组织了一次“冲锋”。另一个焦点是舍嫩贝格区的“红色岛屿”。冲突像剧本里编好了似的，越来越司空见惯，不断发生。冲锋队开着卡车穿行在街头，高呼口号，向红色一方的设施扔石头。共产党员保尔·托尔曼描写他这一方人员的反抗说：“我们采用一种特殊的战术。先放纳粹分子进来，再封锁街道。然后尽可能不放他们出去。假如我们仅仅是回骂他们，他们还会再来。”在“纳粹上台”之后，托尔曼属于受冲锋队迫害的第一批受害者。

尤其是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新的城市无产者蜂拥进了冲锋队。很多人是为了逃避生存困境和家庭危机才穿上褐衫制服的。冲锋队酒馆里出现了“褐衫营”神话，它首先给了那些无家可归者一个家。一位21岁的冲锋队员从狱中写信给一位战友道：“我请求你，别老让我母亲来这儿。她会哭个不停，那样我的情绪也就被破坏掉了。如果她问你，你就告诉她，我现在4个星期才能有一次探监时间或别的什么。我最想念你们这些战友。”“冲锋队之家”和“冲锋队酒馆”是大都市里一种真正的褐衫营文化的中心。在像柏林市中心的“博恩霍默小屋”这样的酒馆里，阴暗的柜台里都悬挂着一面饰旗。骑自行车的巡逻者保护着该地带；不久酒馆本身内部就被用隔板隔开了。一份同时代的报告里这么写道：陌生人很快就被视为敌人，常在隔壁房间或保龄球球道上布置起隐藏处，“当警察突然出现时”，可以将手枪藏在里面。

男人之间的哥儿们义气主要是靠酒精建立的。这是柏林的饭店老板罗伯特·赖泽格的赔偿要求给人的印象：当普鲁士内政部1932年禁止冲锋队时，他为3个月里无法销售的152.5吨啤酒提出索赔。面对这种态度，党卫军的同志们用手掩着嘴鄙视地讲他们是纳粹党的“流氓无产者”，1931年加入党卫军的汉堡人奥托·库姆今天认为：“那里没有纪律。”尤其是在柏林，底层社会和冲锋队之间的界限如今消失了，无数小刑事犯罪分子得到了成员证。在韦定，“强盗冲锋队”在同共产党和法律进行斗争。“柏林冲锋分队的正式历史”是和诺伊屈尔讷的狗腿子的恶名同时诞生的：“3000多名红色活动分子，反对不足70人的第25冲锋队。但这支冲锋队80%由工人、无赖组成，冷酷无情，老奸巨猾。柏林人称它‘流氓冲锋队’。”控制夏绿蒂堡地区的是臭名昭著的第33冲锋分队，在1930年～1931年年底的短时间内，该分队的成员将很多人杀害或打成了重伤，民间称它“杀人犯冲锋队”。1930年11月22日，共产党的“鹰隼”漫游者协会的成员正在艾登宫跳舞，20名冲锋队员冲进这家饭店。他们高喊着“打死狗”，将饭店的客人打倒在地，不加选择地冲着人群射击。3名工人被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里。

这回那些褐衫打手被送上了法庭。控告他们企图打死人，破坏国家治安和身体伤害。年轻的律师汉斯·李滕博士代理对4名冲锋队员的附带诉讼。1931年5月8日他将阿道夫·希特勒叫到柏林莫亚比特刑事法庭的证人席上。经过调查，李滕想撕下国家社会党的面具，揭露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恐怖主义核心。他想证明，国家社会党不仅容忍暴力行为，而且恐怖是党的政策的重要部分。这次审讯持续了两个小时。一开始希特勒还表现得很平静。他像转经筒似的不断重复：“严禁冲锋队攻击持不同政见者。”李滕拿柏林党区头目戈培尔的无数言论反驳希特勒，言论中讲必须将“对手辗成齑粉”。讯问的时间越长，希特勒越不安。最后他发火了。他跳起来，满脸通红地咆哮道：“律师先生，您怎么能说这是要求从事非法活动？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李滕终于让被告被判刑了。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在法庭上的亮相是在宣判他自己的死亡。李滕是1933年最早被“保护性拘留”的人之一。在多年的残酷虐待和各集中营之间的辗转之后，这位勇敢的律师于1938年2月5日在达豪集中营自尽了。

希特勒说叛乱分子们威胁要采取行动反对他，并且得到一个没透露名称的第三势力的支持。这一势力很可能是俄国。不管如何威胁，希特勒是又一次巩固了自己的权力。1934年1月，戈林的手下迪耶斯（Rudolf Diels）主持的盖世太保和希姆莱的爪牙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掌管的党卫队保安处开始严密监控罗姆以及冲锋队高级头目，将他们的一举一动汇报给希特勒。2月间，国防军军事情报局（Abwher）也加入了对罗姆的监视。罗姆要么对秘密警察的行动毫无察觉，要么就是完全有恃无恐，他行事依然明目张胆，毫不收敛。

1934年1月，罗姆对纳粹外交家卢戴克（Kurt Ludecke）说：“阿道夫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任意践踏我的主张，我已经今非昔比了。别忘了我有三百万冲锋队，所有关键职位都被我的人占据，阿道夫也知道我在国防军里也有不少朋友。如果阿道夫讲道理，我们就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如果他不这样，我就打算使用武力了——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革命！”罗姆在柏林凯宾斯基饭店宴请自己的党羽时又在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辞：“阿道夫要把我们都出卖了。他和反革命分子打得火热，只相信那些东普鲁士的将军们！阿道夫曾经是我的学生，他的军事常识都是从我这里学来的。可惜阿道夫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平民、一个笔杆子、一个空想家、一个小资产阶级。”这些言语都一字不漏地报告给希特勒。

希特勒很了解罗姆的秉性，对他的激愤之词并不以为然。但罗姆下面的举动却让希特勒惊惧。1934年4月间，罗姆因为希特勒明确拒绝了他改造国防军的建议，异常恼火，开始主动和纳粹党内外的社会主义派别接触，寻求他们的支持，准备在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同希特勒摊牌。反对纳粹党的前总理、军人政客施莱切察觉到纳粹党即将分裂，也积极和罗姆接洽。罗姆不自量力地将自己同希特勒的路线之争升级成为权力之争，等于是为自己敲响了丧钟。

虽然盖世太保搜集了罗姆材料在希特勒公案上堆积如山，希特勒仍然不忍心对昔日的老战友动手。从4月初希特勒向国防军承诺罢免罗姆，两个多月过去了，罗姆依然毫发无损，纳粹党内外的“倒罗”势力早已按捺不住。1934年6月17日，代表保守势力的副总理帕彭在玛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向学生发表演讲时指出纳粹党内极端分子严重危及保守党派的利益，提醒希特勒不要忘记上台之初和党派联盟达成的协议，并号召德国人民抵制又一次纳粹革命浪潮。帕彭的讲话立刻得到总统兴登堡、国防军、大资本家以及大财阀的响应支持。这其实就是给希特勒发出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盖世太保提供的最新材料显示，罗姆正在策划一次政变，准备在6月底发难。虽然希特勒明白这种材料通常水分不少，但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痛下决心。

罗姆为了缓解紧张气氛，于6月19日宣布冲锋队放假一个月，休假期间禁止身穿制服，以向希特勒显示政变云云纯属谣言。20日，罗姆就动身前往慕尼黑南部的疗养圣地威西（Bad Wiessee），并邀请所有冲锋队头目到这里参加告别宴会。盖世太保立刻报告希特勒，认为这是罗姆发动政变集结部队的借口。6月21日，希特勒面见总统兴登堡，获得同意使用武力清洗冲锋队。紧接着希姆莱起草了一份黑名单，希特勒亲手勾销了名单上150个名字。6月29日，希特勒在莱茵河畔戈德堡的一家酒店里召开会议部署行动，所有纳粹党首脑都聚集到此。会议结束后戈林和希姆莱立刻赶回柏林，主持那里的清洗行动，而希特勒在戈培尔的陪同下乘飞机来到慕尼黑，准备对汇集到此的冲锋队头目一网打尽。慕尼黑国防军早已接到命令，派出部队占据各个战略要地。在这里希特勒告诉当地国防军指挥官：“这次行动不关国防军的事，我们自己的污垢自己清洗。”

6月30日早晨7点，希特勒的车队在一辆国防军装甲车的护送下冲进罗姆等人下榻的疗养院。这一天是盖世太保声称的冲锋队发动政变的日子，但疗养院门口只有一个冲锋队员站岗，而罗姆和他的党羽都还在熟睡之中。根据希特勒的私人司机坎普卡（Erich Kempka）战后回忆，希特勒手持一条马鞭，后面跟着两个荷枪实弹的秘密警察，冲进罗姆的房间，对不知所措的罗姆说道：“你被捕了。”在罗姆隔壁的房间里，希特勒发现罗姆的亲信海因斯正和一个18岁的冲锋队员大被同眠。希特勒怒吼：“海因斯！限你5分钟之内穿好衣服，否则我当场毙了你！”与此同时，其它房间里的冲锋队成员都被揪出来集中在洗衣房里面，然后一个个从罗姆面前走过，被押解上外面准备好的大客车。罗姆表情忧郁，向他们一一挥手道别。最后罗姆也被押上一辆轿车，他面无表情地从希特勒面前走过。

到6月30日晚上，大约有200多冲锋队头目被关押在慕尼黑监狱。希特勒起初给罗姆一个自杀的机会，罗姆不予理睬，于是党卫队头目、未来的达豪集中营指挥官艾克（Theodor Eicke）将罗姆处决。从6月30日下午开始，希特勒卫队头目迪特里希手持黑名单，将监狱里的冲锋队囚犯分批提出来枪决，监狱长认为单凭一份名单就枪毙犯人不符合司法程序，被粗暴地推到一边。与此同时，格林和希姆莱在柏林也开始动手，大批犯人被押到里施特费尔德（Lichterfelde）军营被行刑队枪决，步枪齐射的声音在军营附近整日回荡。

长刀之夜行动中被杀的并不限于冲锋队头目，一些政界要人也遭毒手。6月30日早晨两个秘密警察来到前总理施莱切家门外按铃，然后推开迎接的女佣，冲进客厅枪杀了施莱切和他的夫人。另外一位被害的军方人物是前军情局局长布里多（Ferdinand von Bredow）。纳粹党早年的领袖之一施特拉赛（Gregor Strasser）被枪决时子弹射穿动脉，血涌如喷泉，但没有立刻就死。海德里希冷酷地说：“这头公猪居然还没死，那就让他把血流干吧。”

在6月30日和7月1日两天被杀的人超过400人，其中包括大约200个冲锋队头目。其他被抓捕的人送进达豪集中营，苟延残喘几年后也都陆续丧生。二战以后在纽伦堡法庭上有关方面提供的被害者最终人数为1076人。看来长刀之夜并不仅是针对罗姆冲锋队的清洗行动，而是一次大规模剪除异己，打击政敌的杀戮事件。事件过后兴登堡虽然对两位将军的遇害感到震惊，但还是勉强签署了一封感谢希特勒的电报，从而将此次血洗行动合法化。国防部长布隆堡代表军方发表宣言：“元首以军人的果敢和超凡的勇气攻击并粉碎了政变者。国防军作为整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一向置身于国内政治纠纷之外，将以军人的忠诚和奉献精神表达感激之情。”

自从罗姆被希特勒血洗后，大量中级军官被捕，士兵与低级军官的编制被打散并入当时急剧扩充的国防军。少数去了党卫队（后称党卫军如麦尔）。但冲锋队仍保有少数成员，是形式上的存在。有资料表示在德国总理大楼被攻陷时，冲锋队发挥了一定的抵抗作用，但无法挽回大局。至于人数已无法查清，但可以肯定是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