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从而在世界东方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

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翌年意大利也加入这个协定，形成“柏林——罗马——东京”的轴心国联盟，标志世界法西斯国家侵略联盟正式建立。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在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国民经济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走上侵略道路，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各主要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所采取的绥靖政策，客观上纵容了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和相互勾连。

中国政府曾将希望寄托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然而西方政治家们此时主要精力集中于欧洲，未向中国伸出援手。国联的绥靖主义态度使日本对国际社会不再心存忌惮，它向日本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尝到了甜头的日本从此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蒋光鼐、蔡廷锴、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厉尔康、陈诚、傅作义、何应钦、宋哲元、孙连仲、卫立煌、张治中、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郝梦龄、王铭章、余程万、黄光锐、林伟俦、司徒非、谭邃、谢晋元、薛岳、杜聿明、郑洞国、马占山、高志航、范筑先、张发奎、余汉谋、李品仙、刘湘、胡宗南、顾祝同、刘峙、唐生智、徐永昌、杨虎城、蒋鼎文、程潜、李烈钧、鹿钟麟、苏炳文、邱清泉、张灵甫、黄伯韬、庞炳勋、刘汝明、汤恩伯、罗卓英、刘戡、周至柔、陈绍宽、饶国华、陈安宝、唐淮源、李家钰、王耀武等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左权、粟裕、叶挺、吕正操、杨得志、杨勇、陈毅、张云逸、王震、黄克诚、彭雪枫、张爱萍、杨靖宇、赵尚志、马本斋、陈锡联、陈赓、王树声、谭政、许光达、曾生等

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

梅津美治郎、冈村宁次、阿南惟几、杉山元、山下奉文、南云忠一、石原莞尔、阿部规秀、寺内寿一等。

中国的陆军在“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共有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20个独立团及其他少量特种兵部队，总兵力约170余万人。

日本陆军“七七”事变前夕，有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包括坦克、装甲车）、16个飞行联队（54个飞行中队）以及十余个守备队（相当于步兵旅团）等，共38万人左右。此外，在完备的征兵制度下，日本另有预备役73.8万人、后备役87.9万人、第一补充兵157.9万人、第二补充兵90.5万人，总计410万人。

中国海军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共有各种舰艇120艘，总排水量约11万吨，但实际作战舰艇仅60多艘，排水量约为6万余吨。

日本海军当时共有现役舰艇285艘，总排水量115.3万吨，位居世界第三。其中包括了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此外还有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艘正在制造。

中国空军当时共有各种飞机600架，其中作战飞机仅305架，因为依赖进口，在抗战爆发时能投入战斗的仅223架，共编为31个中队。因缺少配件，作战消耗过大，开战不到一年，便仅剩126架可以战斗，此后又陆续补充104架。

日本空军航空兵分别属于陆军和海军，没有独立的空军。陆军共有54个作战飞行中队，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约960架。日本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计640架。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迅速沦陷，东北军大部分撤至锦州，张学良亦将辽宁省府迁移至锦州。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后，即调转兵力直扑锦州。12月25日，南京中央政府电令张学良固守锦州，积极抵抗，张学良也曾表示“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1932年1月1日，日军进攻锦州，但东北军最终仍以“不抵抗”的姿态，退出了锦州。由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并炮制伪满洲国。1932年3月9日，溥仪到达长春，在关东军导演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即淞沪抗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日军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蒋光鼐指挥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役，日军先后四次更换主帅，死伤近万人，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随后张治中率中央军第五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十四年抗战的重要起点之一，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与日军的全面对抗和较量，也是局部抗战阶段给予日军沉重打击的一次战役。它遏制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为全面抗战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是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第一次高潮得到空前体现，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与九一八事变后的溃败逃跑，气象截然不同，使得全国上下弥漫的亡国灭种低落情绪一扫而光。

1933年1月1日，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

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

1935年，日本策划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6月11日，梅津美治郎就华北问题提出备忘录；7月6日，何应钦复函全部承认日方要求，实际形成《何梅协定》。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于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5年8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11月25日，日本策动的，由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形成。

1936年4月，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1936年5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

1936年6月至9月，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爆发两广事变，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张、杨联合发表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同时，蒋介石开始全面加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宋庆龄等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全会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4月16日，日本外、陆、海、藏四相会议决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方针》。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号召全民族抗战；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1937年7月28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次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陷。

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在游击战中组织起来，随着力量的增强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最后打败敌人的方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蔡元培还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厉麟似也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要成员。该组织被国民政府当局法定为全市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在领导和协调上海各个社会组织和救亡团体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后援工作，尤其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线作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7年8月13日，上海南火车站的日军首先遭到国军轰炸，虽然日本方面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中华民国则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华”之战略，此即为淞沪会战（第二次淞沪抗战）。指挥淞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介石亲自兼任。8月14日，《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正式发表，这是中国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的重要标志。

1937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通过该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1937年11月派遣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随后，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9月中旬，太原会战爆发，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0月1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0月13日，日军对忻口守军防御阵地展开全线攻击，忻口战役爆发。中国守军顽强抵抗，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战斗异常激烈。连日鏖战中，中国军队给日军以很大的杀伤，自身也遭受重大伤亡。郝梦龄、姜玉贞等将领在激战中壮烈殉国。

忻口战役中，八路军第115师和第120师各部在敌人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和弹药的补给。第129师先后进行七亘村、广阳、黄崖底等战斗，取得胜利。

1937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

淞沪会战失利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开始进攻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南京保卫战打响。

1937年底，首都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后蒋介石将其枪毙。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侵占南京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约三十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下令进行屠杀的司令官是松井石根。

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不幸身中数弹，当场牺牲，壮烈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没有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介石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80余万人惨遭溺死，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1938年豫东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豫东人民建立水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参战日军达35万余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付出了伤亡达15万人（一说20多万）代价，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毙敌3000余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7日，武汉三镇完全沦陷。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鉴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迫调整侵华政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单独打败日本的责任。

1938年12月29日，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在越南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撒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表示拥护对汪精卫的制裁，要求进一步加强国共两党以及各抗日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以粉碎日本正在加强的分化中国内部的阴谋。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与日本商定了建立伪中央政府的有关问题。

1939年10月25日—12月8日，日军集中2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进攻。边区军民奋起反击，共作战108次，毙伤敌军4000余人，击毙了日军中将旅团长“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上海与日方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协议》。

同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因法西斯国家进攻迅速，中国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随即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

1940年3月30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成立汪伪国民政府。

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尤其是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

敌后战场开始大多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所占据。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敌后大规模扫荡以及汪精卫“曲线救国”策略的影响，国民革命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八路军、新四军利用其灵活的游击战技巧生存下来，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使日军不得安宁。中国共产党成为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新四军发展到10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8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基本国策纲要》。外相松冈洋右鼓吹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随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能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日本采用了“保甲制度”来断绝中国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中国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实行战略转移，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46480人。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定，法西斯轴心国形成。11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就任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次日，日本与汪伪正式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按照条约中的条款，将使中国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同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日汪所订非法条约完全无效。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

1941年6月5日，大隧道惨案发生，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它与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1938年11月12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中华民国政府对德意宣战布告》发表，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宣言《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进入了与美英苏共同领衔签字的四大国之列，这标志着中国在那时就是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1月3日，盟军为更有效地协调作战，成立了中国战区，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包括泰越）盟军最高统帅。

1942年2月25日，应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抽调精锐部队第5军、第6军、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开始进入缅甸，协同英、缅军对日作战，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军队曾取得仁安羌大捷，解救被日军围困的英军7000人。

随着日本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实施，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坚持了继续抗战，其军队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并组建中国远征军协同盟军作战，但其抗战在总体上逐渐趋向消极；另一方面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事件，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以阎锡山制造的“晋西事变”为标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顾祝同制造的“皖南事变”为标志，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胡宗南炮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和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的形势下进行的。中国对日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

从1943年7月开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投降，并投入同盟国一方。从此，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实际上解体，日本法西斯更加孤立无援。

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也开始反攻作战。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和秋季攻势。

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4年4月，日本动用12个师团、41万人的庞大兵力，在中国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即“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通过中国大陆将日本和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战线连接起来，以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危局。豫湘桂战役历时8个月，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日军虽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在全局方面仍未能走出中国持久战，反而影响了在太平洋战场的对美作战，宣告了日本“长期战”战略的破产。

1944年5月，中央指示冀鲁豫军区向水东地区增派兵力和干部，极力扩大水东抗日根据地，开辟水西抗日根据地，和其他部队一起实现控制中原的目标。

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战败的转折点。

1944年6月20日-3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率官员访华，并与蒋介石举行会谈。

1945年1月27日，中印公路完全被打通，两军会师于芒友。至3月，反攻胜利结束。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反攻中，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9万余人，基本消灭了日军第18、56师团。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召开。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至此，欧洲战争结束，盟军作战重心迅即东移，全力对付日本法西斯。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密约》，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立即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与盟国一起对日本进行最后的决战。8月10日、11日，中国共产党延安总部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7道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

1945年8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5日，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21日，奉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之命令，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由南京飞抵湖南芷江进行乞降会谈，交出了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命令备忘录。“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首都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中国正式收复被日本殖民统治达50年之久的宝岛台湾，洗雪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始终存在着两个战场，即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两个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逐渐形成，在战略上相互配合。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始终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具有重要地位。全国性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立即投入抗日斗争。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此时在中国正面和敌后战场上，国共抗日军队一共抵抗着日军57个师团，超东南亚加上太平洋战场的日军总数。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到武汉会战结束，基本稳定了战局。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先后与日军进行了十多次会战，并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速战亡华的迷梦。

1937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实行全国总动员，政府转入战时体制，以大本营取代军委会。大本营最高首脑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由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大本营同时颁发了四个作战指导方案的训令。在其中第一号训令中，宣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组建4个预备军和利组建若干个集团军，指挥了华北方面的抗战和淞沪会战等。8月30日蒋介石决定，仍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不另设大本营，原大本营所设各部均转隶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于1938年1月正式撤销。

1938年11月25～28日，国民政府召开南岳军事会议，重新调整战略区划，将全国划分为十大战区。另外，撤消了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沦陷区设战场党政委员会，直属军委会，以发动敌后抗战。

1945年1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在中国战场，为了整顿豫湘桂战役后的溃军，国民政府重新编组军队，调整全国战区，将全国划为九大战区。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游击战争（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建立了大小十九块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反“清乡”，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百团大战等战斗战役的阶段胜利，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人，歼灭伪军118.7万人，缴获各种69.4万余支（挺）、各种炮1800余门，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含国共两党）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忽略了日军伤员治愈后重返战场的人数）、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

表格内容来源：

2015年7月1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情况”和“二战中中国贡献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吹风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按照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宣布的最权威的数据，在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合计3500万（其中军队至少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的币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抗战毙伤俘日军150余万。李忠杰强调：“这些还不是全部，我们接下来还会再补充，如果去看每个省的调研，都非常触目惊心。”

根据《抗日战争中国军队伤亡调查》提供的统计数据：

1、局部抗战阶段，中国抗日武装力量伤亡总数最少在20万人以上。

2、八年全国抗战阶段，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共伤亡32279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共计3650405人（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的统计）；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伤亡588118人，东北抗日联军伤亡3万余人，共计最少伤亡618118人（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伤亡数一直存在统计不全的情况，就是在有限的统计中，其数据也是相当保守的）。

3、若国民党方面所统计的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不算入对日作战中国军队的伤亡数据，则八年全国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武装最少伤亡3846044人；若算入伤亡数据，则总计八年全国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武装最少伤亡4468523人。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而据蒋梦麟的回忆录称有1400万壮丁被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1946年4月，《中国解放区抗战8年中人口损失初步统计表》公布统计数字如下：“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在抗战期间共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6123人，被捕壮丁2760227人，鳏寡孤独及肢体伤残者2963582人。”

1947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的《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中公布全国军民人口伤亡统计数字如下：平民伤亡9134569人（其中死亡4397504人，负伤4739065人）。全国军民人口伤亡总计达12784974人。此数字不包括台湾省、东北地区和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

据日本官方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共强掳青壮年41758名，押解上船之前死亡2823人，乘船以后以及在各企业单位共死亡6830人，占乘船总数38935人的17.5%。

据1989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8：细菌战与毒气战》所收资料统计，日军曾在我国20个省进行过细菌战，有27万多名军民死于细菌战。

日军曾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之多，其中对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万余人伤亡；对中国正规军使用1668次，使中国官兵死亡6000余人，受伤4.1万余人。

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中国军队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

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

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另一说6500亿美金（按1945年货币折算）。

抗战八年中，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1543架，击伤330架，出动轰炸、驱逐、侦察、运输等飞机计18500架次，作战达4027次。中国空军损失各种飞机（包括训练损失）2468架，6164人殉国（其中飞行人员661人）。

1941年8月组成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力量十分薄弱，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抗战中后期，美国对华进行援助，中国空军逐渐扭转局势。战争结束时，在华美军总人数60369人，其中空军34726人，另一说，到1945年8月，美驻华14航空队有飞机2500架，空军官兵达17万人。

抗战爆发时，中国海军有各类舰艇74艘，主要为一些轻巡洋舰、炮舰和鱼雷艇，舰船总吨位不足6万吨，最大舰艇仅3000吨，大部分是百吨级小艇。而日本海军的舰船吨位高达116万吨，拥有航空母舰和万吨级战列舰。中日海军实力悬殊，无法在海上拒敌，只是退守海防。

1937年8月12日，为了建立江阴封锁线，中国海军在江阴凿沉了40余艘军舰与商轮；10月25日，中国海军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在江阴被日本航母全数击沉。同年底，第三舰队的“镇海”、“永翔”等12艘舰船也分别沉塞于青岛和刘公岛的水道上。中国舰队几乎全部覆灭。

据日本方面的资料来看，民国海军在抗战期间布设的水雷，重创了日本海军，日军损失60余艘大中小型舰船。

“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每年9月3日）：1945年9月2日接受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后来台湾当局为了统一各军种节日，于1955年起将对日抗战胜利日作为陆海空三军的军人节。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七七”抗战纪念日（每年7月7日）：为纪念国耻七七事变的发生而设立。1937年7月7日发生在中国北平的卢沟桥的中日军事冲突，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是它全面侵华的开始。

“九一八”纪念日（每年9月18日）：为铭记国耻九一八事变而设立。这次事件爆发后，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中国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由全国人大于2014年2月27日设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地——宛平城内。1985年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立项，北京市承建，1987年7月7日建成并对外开放，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它还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自1987年开馆以来，共接待了包括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的政要，八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5多万观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位于湖南省芷江县七里桥境内。1995年扩建、新建纪念抗战胜利展览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1997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湖南省最佳旅游景点”，蜚名海内外。1945年8月21日，代表百万侵华日军的今井武夫副总参谋长一行，奉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之命令，由南京飞抵芷江进行乞降会谈，交出了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命令备忘录。“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写下了我国近代史上抵御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光辉一页。

为永远铭记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先后于2014年9月1日和2015年8月24日公布了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两批共900名。

2015年9月3日，是中国第二个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首个决定放假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3月国务院专门发布活动通知，活动的主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并对纪念活动作出总体安排。

中国将召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当天并在天安门广场组织盛大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中方还将邀请第二战主要参战国、亚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领导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出席。习近平将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并亲自为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战将领以及遗属颁发纪念章。

国家文化部将于2015年8、9月间，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联合国总部举办《为了和平的纪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展》。

2019年8月15日上午8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4周年，悼念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南京各界人士代表等近百人参加。

2020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

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成为抗战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自强不息，开拓创新。

第三，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中国抗战的胜利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指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贡献者行列中，中国占据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值得世人永远铭记。如果没有中国在远东战场牵制并消耗日军绝对主力，日本军国主义者很可能实现与德国法西斯的会师，进而落实其控制世界的疯狂企图。中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太平洋、东南亚等多个战场的重大战役，为同盟国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也印证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贡献的赞许。”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教授米特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二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不仅对中国的命运至关重要，对塑造当今世界格局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世界应该铭记中国为二战胜利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法国战略学会会长马翼科将军评价道“中国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迫使日本派遣数量庞大的军队在很长的战线作战，大大减轻了美军与苏军的压力。正是中国人民的奋力抵抗，极大改变了亚洲战场的力量对比，加速了战争的结束。”

日本方面，根据名古屋大学公开的资料显示，日军在进行侵略战争期间，实行了严格的书信审查制度。日本政府操纵舆论，对国民进行长期的军国主义思想灌输。此外，日本的高中生被分成了文科生和理科生。文科生需要前往战场，理科生则可以继续学业，战争的残酷性可见一斑。

习惯上，中国人所说的“抗日战争”一般指称“中国抗日战争”。但各地华人习惯上也将各自所在国家或地区同时期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称为“抗日战争”，并将其和中国抗日战争视为一体，或作为它们的总称。

这场战争在日本被称为“日中战争”，主要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期间与中国之间的战争。日本也习惯把“珍珠港事变”以前的中国抗日战争称为所谓的“支那事变”或所谓的“日华事变”，原因是当时日本并未和中华民国相互正式宣战，因此“技术上”并非一场战争。“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则被日本视为“大东亚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和印缅战场）的一部分。甚至战后日本某些政治家模糊性的称谓“过去的大战”、“先前的大战”等。时至今日日本对抗日战争仍未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恰当称谓，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中日学界的关注。

此外，日本也有一些人士提出了“十五年战争”的概念，是对“九·一八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全面抗日战争”（日本称“日中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三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统称。

中国学术界关于抗日战争的具体起讫时间存在一定争议，但关于“抗日战争”的名称，无论是中国大陆学界还是港台学界，甚至多数海外华人学者基本赞同这一名称。国际社会出于中立性考虑，一般将之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以区别于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甲午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于1945年9月2日。对于其开始的时间存在争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八年抗战”一直都是主流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过专家学者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十四年抗战”概念便后来居上，成为学界主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