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病死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康熙帝晚年因立储失败，精神上无限烦恼和忧伤。他日夜不安，费心劳神。从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起，大病七十余天，心神恍惚，身体虚惫，动转需人扶持，举兵艰难，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他还要随时防备被暗杀、逼宫、不得善终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死神终于向他走来。康熙帝是因病去世的。从康熙四十七年冬天开始，他就已经疾病缠身，衰老体弱，头晕，腿肿，右手失灵，面部发白。从种种现象看，他得了心脏病和血管病。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去南苑行围。大学士等九卿科道官员上疏，康熙帝和往常一样，不同意为他铺张，没有批准。十一月七日，病发，他从南苑回驻畅春园。因为有病，不能亲自行十五日南郊大祀礼，便命皇四子胤禛派遣侍卫、太监等到畅春园请安，均传谕旨说病情已有所好转。不料从十三日丑刻开始，康熙帝病情恶化，他命从斋所召皇四子胤禛速归；接着，皇三子允祉、七子允祐、八子允禩、九子允禟、十子允（礻我），十二子允祹、十三子允祥，以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均被召至御榻前，面谕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戍刻，康熙帝崩于寝宫，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十四日，上尊谥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葬于景陵。

雍正帝即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二十日，雍正帝即位有其历史的原因。在康熙晚年争夺储位斗争中，康熙帝已经形成了一派势力。其中，有皇十三子允祥，康熙近臣、贵幸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隆科多是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也就是康熙帝的内弟，雍正帝的舅父，当时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手据兵权，负责京师九门、畅春园及宫廷的警卫工作，地位非常康熙帝的怀疑和指责。此外，其他皇子都是别人抚育长大，只有皇四子是康熙帝亲自抚育，在康熙帝身边长大。因为这种情况，他善于体会康熙帝的心思，问寒问暖，殷勤恳切，获得了康熙帝认为是又诚又孝之人。雍正帝虽然也和其他兄弟对立，但是只表现在暗处，从不在康熙帝面前表露，相反，他还经常在康熙帝面前说其他兄弟的好话。正因为雍正帝工于心计，手腕高明，知道康熙帝喜欢什么，反对什么，怎样迎合才能讨得欢心，所以，康熙帝对雍正帝的印象一直很好。康熙帝称赞雍正帝是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居心行事，有伟人气魄。由于雍正帝和康熙帝的感情很密切，从未发生过裂痕，康熙帝晚年，经常让雍正帝陪着游园散心。康熙帝得病后，雍正帝曾流着泪照顾服药。雍正帝的孝敬博得了康熙帝的喜爱。这样，康熙帝在最后时刻，便决定皇位由雍正帝继承。

建立密折制

为了加强皇权，有效地控制文武百官，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二十七日，雍正帝登基后仅七天，就建立了密折制度。雍正帝规定：前朝奏折必须缴回，不容抄写、存留、隐匿。两天后，又颁旨：“内而大臣以及闲，外而督抚以及知县，有适当人选，便具折密奏。”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六日再下谕：“著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事亦须声明。”其后又多次颁旨，制定了密折制的有关具体规章。可以上密折的人员，除科道官外，还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等，以及皇帝特准人员，如职位较低的知府、同知等。未获皇帝批准，任何人均无资格密奏。密折的内容，除陈事外，还可用来举荐。所谓陈事，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帝在全国布置了许多密折人员作为耳目，彼此监视，因此，臣下或民间的许多情况可以通过密折来了解。凡上密折的人员，必须履行保密义务，不得让任何人了解密折内容，密折外泄，必受处分。另外，密折经皇帝批阅发给本人看过后必须按期缴还，不得延误缴期或私藏。此外，密折自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到再缴回宫，都有一定程序，不许紊乱。密折制的建立，使官员间互相牵制，就连督抚大员亦不敢妄为，而皇帝则增加了耳目，洞悉庶务，以此牢牢控制了百官。

禁八旗子弟酗酒妄为

随着清政权的巩固，八旗子弟有的那种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已原日渐淡化。至康熙末年，八旗官员兵丁内，酗酒不肖之徒日增。许多官兵由于沉湎于嗜酒之中，以至萎靡不振，“容貌改常”，期间轻生破产者甚众，肆行妄为者比日可见。面对这一关系到八旗子弟成长的严重的问题，雍正帝决心扭转这一局面。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十一日，即位只有二十二天的雍正帝即向八旗都统下了一道禁令，要求他们认真清查所属八旗官员兵丁中酗酒不肖之徒，严禁重蹈旧辙。强调，能痛改前非则不予追究，否则，一经查出必严惩，属官员者，即行题参，其中应袭者令他人承袭；属兵丁者，则即行革退，不得纵容。

清查亏空

为了扭转康熙后期出现的钱粮短缺、国库空虚的局面，雍正帝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亏空。他在继位后的一个月，即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十三日通过户部向各省督抚下达了全面清查亏空的命令：“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雍正元年（1723），一场大规模的清查亏空工作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许多贪官被揭发。雍正帝对此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革职，不许像以前那样留任弥补。一是抄家，籍没家产。六月，山西潞州知府加璋告发原山西巡抚苏克济在任职期间勒索各府州县银四百五十万两，于是籍没家财，以偿亏空，并责令其家人赵七赔偿二十万两。原河道总督赵世显克扣治河工料，侵蚀钱粮，被告发后下刑部狱，家财充公。这一年，不断有官员被革职查封家产，如湖广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前江南粮道李玉堂、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原直隶巡道宋师曾、广西按察使李继谟等，在此过程中，雍正帝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命赃官亲友帮助赔偿，禁止地方官和百姓代赃官赔偿等。经过三年的清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各省都清偿了一部分亏空，也惩治了一些贪官。

康熙帝举行千叟宴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多次举行千叟宴。正月初二日，他把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文武大臣官员，以及致仕退斥人员，年六十五岁以上者，总计六百八十人，召到乾清宫前，设宴款待，还命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闲散宗室等授爵劝饮，分颁食品。初五日，康熙帝又召汉文武大臣官员，以及臻仕退拆人员，年方十五岁以上者，三百四十人宴于乾清宫前，命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闲散宗室等授爵欢饮，分颁食品，一切礼仪同于初二日。康熙帝还与七言律诗一首，又命参加宴会的满汉大臣官员每人也各写一首诗，记述参加宴会的盛况，并命名为“千叟宴诗”。康熙帝举行千叟宴，实际上始于康熙五十二年。那一年适逢康熙帝六十寿辰，各地许多老人为皇帝祝寿前来京城。康熙帝对这些人非常关心，多次谕示有关部门：朕闻各省为祝寿来京者甚众，其中老人更多，均非本地人，是届春季，寒热不均，或有水土不服，亦未可知。应立即传与汉官等，如有人患病，即令太医院看治，务得实惠。康熙帝还谕大学士等说：天下许多老人为庆祝朕六十大寿，从数千里以外而来，怎好令他们空手而回，应赐他们筵宴，然后遣回，于是这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在畅春园正门前，设宴款待各省来京老人，其中，九十岁以上的三十三人，八十岁以上的五百三十八人，七十岁以上的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六十五岁以上的一千八百四十六人。二十七日，又宴请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大臣官员，护军、兵丁、闲散人等，其中，九十岁以上的七人，八十岁以上的一百九十二人，七十岁以上的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六十五岁以上的一千十二人。

台湾人民复谋起义

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台湾淡水百姓林亨等复谋起义，以“合心王”三字为暗语，事情败露，被擒斩者达数十人。不久，黄潜等数十人夜聚昼散，拜旗结义，杀官兵。郑仕等人也聚党谋竖旗起义。但是，这些全被总兵官蓝廷珍遣兵谋杀。针对台湾不稳定的形势，福建巡抚吕犹龙于四月初十日上奏指出：台湾总兵改设澎湖，应令其往来澎台之间，稽查营讯，自不致有误。水师提督姚堂等也上奏说：澎台隔越汪洋，阻风则半个月不能至，声息不易相通，彼此难于照应，不如依照旧制，在澎湖设副将，在台湾设总兵，有益于地方事务。清政府采纳了上述建议。此外，还把台厦道所属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所总一员，兵三百六十名，分设于南北两路，战船四只拨归台镇。

福州士兵哗变

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月二十九日，因福州将军黄秉钺开始答应把四旗裁减马粮奏请再行给与，令士兵们攒凑银两作为赴京费用，后来赴京未能成行，而黄秉钺也未把银两退给士兵。于是，士兵们在披甲王殿吉领导下哗变，围垒将军大门。后来，经巡抚晓谕以后才散去。此事经闽浙总督满保疏参，议政大臣等议，康熙帝旨准，将黄秉钺革职，哗变为首兵丁王殿吉、武坤山立斩、家产入官，妻子给功臣家为奴；哗变为从兵丁张伦等六人处绞监候，沈元弼等二百一十八人鞭一百发往盛京，分与汉军佐领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