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之后，米勒在罗马尼亚发表了小说《暴虐的探戈》。她以写作罗马尼亚裔的德国人在苏俄时代的遭遇著称，从记忆、梦与内心出发。代表作品：《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光年之外》、《行走界线》与《河水奔流》。

米勒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约合140万美元)，这与往年相同。按照传统，2009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依然将在2009年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这一天举行。除和平奖颁奖仪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以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经济学奖都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遵照诺贝尔遗嘱，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瑞典皇家卡罗林医学院评定，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评定，和平奖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选出。1968年又增设了经济学奖，奖金由瑞典中央银行提供，委托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

德国女作家获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词《一个词的循环》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善于通过文学作品向世人展示她的成长环境与后来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她用笔凝练、率直，感情色彩丰富。她在获奖演说词中，以简单的意象“手帕”为主题，回顾了儿时的幸福以及成年后的辛酸与无奈，最后感悟出应该用宽容的目光、细腻的心灵去体会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以下为赫塔·米勒演说内容。

《一个词的循环》

小时候，每天早上妈妈都站在家门口送我出去，她会问一句：“你带手帕了吗？”我没有带手帕，所以要回到屋里拿块手帕。我从来不主动拿手帕，是因为我在等妈妈问我。手帕就是妈妈在早上疼惜爱护我的证据。离开妈妈后，一整天我只能靠自己了。“你带手帕了吗？”这个问题是母爱的间接表现。如果再直接些，就会让人难堪，也绝不是老百姓的作为。话语的唐突甚至强化了温柔。每天早上，我都是不带手帕走到门口，然后回去拿一块。只有拿到手帕我才会上街，好像带着手帕就意味着妈妈陪在我身边。

二十年后，我一直一个人在城市里一家工厂做翻译。我早上五点钟起床，六点半上班。每天早上，喇叭就对着工厂的院子播放国歌，到午饭时就换成工人的合唱。但是，工人们只是默默坐着吃饭，目光空虚淡然，双手抹满了油。他们的食物都裹在报纸里，要吃一口猪板油就必须把上面粘着的报纸刮掉。整整两年就按照这样的定式日复一日地度过。到第三年时，这样的生活结束了。一位访客一星期内三次大清早来到我的办公室：一个蓝眼睛、大块头男人，就像保安部队的巨人。

第一次，他站那儿，骂了我，然后离开。第二次，他脱下风衣，挂到橱柜的钥匙上，坐下来。那天，我从家里带了些郁金香，插到花瓶里去。那个男人看着我，夸奖我目光敏锐。他的声音圆润，但我有些不安。我谢绝他的夸奖，告诉他我理解郁金香却不理解人。他怀有敌意地回答说，他理解我强过我理解郁金香。然后，他把风衣搭到胳膊上走了。

第三次，他坐着，我却站着，因为他把公文包放到了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他的公文包拿到地板上。他说我傻，爱开小差，懒惰，像街上的妓女一样腐化。他把郁金香推到桌子边上，拿出一张空纸放到桌子中间，对我吼道：“写。”我没有坐下，只写下他要求的内容：我的名字、出生日期地点。再接下来的的，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哪怕是我的亲人和密友。他说我，那个可怕的词，“合作”----“我在通敌”。我停下来，放下笔，走到窗户边，向外看尘埃飞扬的街道。街道上没有铺石砖，到处坑坑洼洼，我也看到歪歪扭扭的房子。另外，这条街叫Strada Gloriei，意思是光荣街。光荣街边上，一只猫坐在光秃秃的桑树上，是工厂一只少个耳朵的猫。猫的上方，早晨的太阳正在照耀，像一面黄黄的鼓。我说：“N-am caracterul……我没有这种品性。”我对着外头的街道说。“品性”一词让那个男人歇斯底里起来。他把纸撕碎，把碎片扔到地板上。也许他意识到，需要把纸片给他的老板看，所以，他弯腰捡起碎片，放到公文包里。之后，他深叹一口气，好像自己被挫败了，他把花瓶和郁金香扔到墙上。花瓶碎裂，发出刺耳的声响，似乎空气也有牙齿。他夹着公文包，静静地说：“你会后悔的，我们会把你扔到河里淹死。”我似乎在自语：“如果我签了字，就再不是我自己了，我必须得自己应付。所以，还是由你来比较好。”这时，他早就打开办公室的门走了。外面的光荣街上，那只猫已经从树上跳到房顶上，一根树枝弹跳着，就像蹦床一样。

第二天，拉锯战就开始了。他们想开除我。每天早上六点半，我必须向主任报到，工会主席和党书记都在。就像妈妈曾经问我“你带手帕了吗？”一样，主任天天早上问我：“你找到其它工作了吗？”每天我的答案都一样：“我没找，我喜欢在这儿工作，我想留在这里，直到退休。”

一天早上，我来工作，发现我的厚字典被扔在办公室外边大堂的地板上。我打开门，一个工程师坐在我办工桌旁边。他告诉我：“进来前要敲门，这是我的地方，你和这里不相干了。”我不能回家，无故旷工只能给他们理由解雇我。我没有办公室，所以更要保证来工作，无论如何都要来。

我的朋友陪我沿着光荣街走回家，我告诉她我的遭遇，她把自己的桌子整理出一个角落给我用。但后来有一天，她站在办公室外头，对我说：“我不能让你进去，大家都说你在告密。”对我的折磨就这样延续下来，流言蜚语也在我的同事中传开。真是糟糕透了。你可以自卫反抗别人的攻击，然而对诽谤却无能为力。每天我都准备好迎接最坏的事情，包括死亡。但是我受不了这样的背信弃义，无论怎么准备，我都受不了。诽谤使人变得肮脏，你无法自卫，简直要窒息。在我同事的眼里，我正是那种我不愿成为的人。如果我监视他们，他们也许会毫不犹豫地信任我。本质上，他们是在惩罚我，因为我饶过了他们。

因为我必须保证来上班，但是没有办公室，朋友也不让我用她的，我就在楼梯间站着，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沿着楼梯爬上爬下几分钟，突然间我好像又变成妈妈的孩子了，因为我“有手帕”。我把手帕放到楼梯第二和第三阶之间，把手帕捋顺，坐下来。我把厚字典放到膝盖上，翻译水压机的说明书。我是楼梯的才子，而我的办公室是手帕。午饭时，我的朋友就来找我。我们一起吃饭，就像以前在她办公室一样，也像更早的时候在我办公室一样。院子里，喇叭放着工人的合唱曲，总是歌颂人们的幸福生活。朋友一边吃饭，一边为了我哀叹。我没有哭。我必须坚强。很长时间了，都是这样，度过漫无止尽的那几个星期，直到最后我被解雇。

小时候，家里有个装手帕的抽屉，里面分成两排，每排三摞：

左边是爸爸、爷爷的手帕。

右边是妈妈、奶奶的手帕。

中间是我的手帕。

这个抽屉用手帕的摆放展示了我们的家族。男人的手帕是最大的，边缘有暗色的条纹，如褐色、灰色或枣红色。女人的手帕小巧些，边缘是淡蓝、红色或绿色。孩子的手帕是最小的，没有缝边，上面白色的格子里画着鲜花和动物。三种手帕分为日常用的，放在前面，星期天专用的，放在后面。星期天，手帕必须和衣服的颜色相配。

房子里没有其它东西比手帕更重要，它甚至比我们自己都重要。其应用是普遍性的：抽鼻子，鼻出血，手、胳膊或膝盖受伤，哭泣，或咬着手帕克制哭声。头疼时把凉爽的手帕搭在前额。把手帕四角系起来来挡雨或挡太阳。如果必须要记住什么时，就系个扣来帮助记忆。搬重东西时，把手帕缠在手上。当火车出发离开车站时，你挥舞手帕说再见。我们巴纳特方言中，“泪”字的发音就像罗马尼亚语中的“火车”，铁路车所发出的咯吱声在我听来就像哭泣。村子里，如果有人在家里死了，大家很快就把一块手帕围住他的下巴，这样尸体僵硬时嘴会保持闭合。城市里，如果有人死在路边，过路者也会用手帕盖住他的脸，这样手帕就成了死者第一个平静的地方。

一天清早，我刚从罗马尼亚移民过来，一位乡村警察就来找我妈妈。她已经在门口等了，但她突然想起：“你带手帕了吗？”她没带。虽然警察很不耐烦，她还是回去拿了块手帕。到车站，警察大发雷霆。妈妈的罗马尼亚语不好，所以听不懂警察在喊什么。他离开办公室，把门锁上。就这样，妈妈被锁了一整天。开始几个钟头，她坐在警察办公桌上哭。然后，她来回踱步，用沾满泪水的手帕擦家具。完了她提来角落里的一桶水，从墙上的钩子上取下毛巾，并拖了地板。她给我讲这些时，我吓了一跳。“你怎么能那样为他打扫办公室？”我问道。妈妈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回答说：“我在找点事做消磨时间。办公室那么脏。我真幸运，拿了一块男人用的大手帕。”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通过这点额外而自愿的羞辱明白，她在拘留期间为自己创造了尊严。真希望我能为那些被专制剥夺了尊严的人说句话，也许是一句含有“手帕”一词的句子。或者问：“你带手帕了吗？”是不是关于手帕的那个问题根本不是在问手帕，而是表达人那种强烈的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