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说：“孙皓荒淫，凶暴反常，应当迅速地征讨他。如果一旦孙皓死了，吴国又立了一个贤明的君王，那么就成为我们的强敌了。我造船已经七年，每天都有船因腐烂而毁坏；我年已七十，离死亡没有几天了。这三点只要一有失误，那么伐吴的大事就难以实现。我真诚地希望陛下不要失去机会。”晋武帝于是下定决心伐吴。这时，安东针军王浑上表说，孙皓要北上，吴国边境地区已经戒备森严。朝廷于是又商议再出后。王濬的参军何攀奉命出使正在洛阳，他上疏说：“孙皓必然不敢出兵，应当乘着吴国防备严密而突然袭击，这样更容易取胜。”

杜预上表说：“自从闰月以来，贼人只是防备得严，下游地区并不见吴兵沿江而上。依道理及形势推测，贼人已无计可施，其兵力不足以保全两边，必然要保住夏口以东地区以便苟延残喘，没有理由派很多兵士向西，而使国都空虚。但是陛下却由于误听，而丢开大计，放纵敌人而留下了后患，实在是可惜。过去假如举兵有可能失败，那么也可以不举兵。现在事情已经作了决定，务必要作得完美牢靠，假如能成功，那么就开创了太平的基础；如果不能成功，损失耗费也不过在数日几月之间，何必吝惜而不去试一试呢！如果还要等到以后，那么天时人事就不能和往常一样了，我担心到时会更难。当前的举动万分妥贴，绝没有覆灭失败的忧虑，我已下定了决心，决不敢以暧昧不明的态度以自取日后的麻烦，请陛下明察。”一个月过去了，杜预还没有得到晋武帝的答复，杜预于是又上表说：“羊祜事先没有广泛地和大臣们商议、谋划，却秘密地与陛下一起推行这个计划，所以就更使得朝廷大臣有很多不同的议论。任何事情都应当把利益与损害相互比较，现在这一行动的利益占十之八九，而弊害只占十之一二，最多只是没有功劳而已。如果一定要让大臣们说出计划的弊端，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之所以对计划有不同的看法，只是因为计划不是他们制定的，自己没有功劳，即使对自己以前说的话有过失感到羞愧，但还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以保住面子而已。近来，朝廷中的事情无论大小，总是各种意见蜂起，虽说人心各有不同，但是也是由于倚仗着恩宠而不考虑后患，所以很轻易地表示自己相同或者不同的意见。自从入秋以来，讨贼的举动越来越显露出来，现在假如中止行动，孙或许会因恐怖而产生出新的计划，迁都武昌，更完备地修整长江以南各城，把居民迁到很远的地方去，使城不可以攻，原野之中找不到东西，那么明年的计划或许就用不上了。”当时，晋武帝正在和张华下围棋，杜预所上表正好送到了，张华推开棋盘抵手说：“陛下圣明英武，国富兵强；吴主邪恶凶残，诛杀贤良有才能的人。现在就去讨伐他，可以不受劳累而平定，希望您不要再犹豫了！”晋武帝接受了他的意见。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按计划从水路运粮。贾充、荀勖、冯紞等人不同意伐吴，坚持他们的意见，晋武帝大怒，贾充立即脱帽认罪。仆射山涛退朝回来和别人说：“古人云，‘只有圣人能做到内外无患，假如不是圣人，外部安宁了就必然有内部的忧患。’以晋目前的情况来看，放着吴作外部威胁，难道不是良计吗？”

司马炎下诏伐吴

王濬、杜预请伐吴，张华认为可行。武帝以华为度支尚书，供运军粮。冬季，十一月，晋朝大举出兵讨伐吴，派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从涂中出兵，安将军王浑从江西出兵，龙骧将军王濬和巴东监军鲁国人唐彬从巴、蜀进军，东西合计共有二十余万人。任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大都督，任命冠军将军杨济协助贾充，作贾充的副手。贾充坚持陈述伐吴不利，而且自称已经衰老，不能担当元帅的重任。晋武帝下诏说：“你如果不去，那么我就亲自出征。”贾充不得已，于是接受了符节与斧，率领中军向南驻扎在襄阳，负责各部队的部署、调度与节制。

傅咸请并官息役，上下务农

晋武帝下诏，询问朝廷如何改进政务。司徒左长史傅咸上书认为：“公与私都不充实的原因，是由于设置的官吏太多了。从前都督是四个，而现在连同监军却多至十人。禹分华夏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从前的一倍。现在的户口相当于汉代的十分之一，而所设置的郡县却比汉代多。虚设的将帅幕府，动不动就有上百个，但是却无益于值宿、警卫。五个等级的诸侯，坐在那里也要设置官属。所有这些官吏的粮食供应，全都从老百姓身上出，这就是之所以穷困匮乏的原因。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在于合并官署，停止劳役，从上至下都致力于农事。”傅咸是傅玄的儿子。当时，朝廷中又商议，减省州、郡、县一半的官吏，让他们去从事农业。中书监荀勖认为：“减吏不如减官，减官不如减事，减事不如清心，从前萧何、曹参辅佐汉王，承受其清静无为，百姓因此而安宁统一，这就是所说的清心。抑制虚无根据的空言，精简公文案卷，省略细碎繁琐的事务，原谅小的过失，如果有喜好改变常规而求利的人，一定要进行惩治，这就是所谓省事。把九卿寺并入尚书，把御史台交付予三公府，这就是所谓的省官。如果只做大的规定，那么普天下的官吏，都要裁减一半，恐怕众多的文武官员，郡国的各种职责，难易程度不同，不可以一概推行。假如出现公务废弛，全都需要再恢复，或者就会因激发而更加繁多，这也不能不加以重视。”

汲郡战国魏墓所藏竹简出土

晋咸宁五年 (公元279年)，一作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或二年, 汲郡人偷盗魏襄王的陵墓，得到竹书数十车，全是科斗文书写，称“汲冢古文”。经过整理,有《竹书纪年》12篇，因为原本写在竹简上而得名，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与传统记载不同，可校正《史记》所载战国史事之失。原简早已不传。古本《竹书纪年》至宋代（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佚失。清代（公元1644年～公元1840年）学者有辑校本，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咸宁五年（己亥，公元二七九年）

春，正月，树机能攻陷凉州。帝甚悔之，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者？”司马督马隆进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贼，何为不任，顾方略何如耳！”隆曰：“臣愿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帅之以西，虏不足平也。”帝许之。乙丑，以隆为讨虏护军、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见兵已多，不宜横设赏募，隆小将妄言，不足信也。”帝不听。隆募能引弓四钧、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标简试。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请自至武库选仗，武库令与隆忿争，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当毕命战场，武库令乃给以魏时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给三年军资而遣之。

初，南单于呼厨泉以兄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及魏武帝分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豹子渊，幼而俊异，师事上党崔游，博习经史。尝谓同门生上党朱纪、雁门范隆曰：“吾常耻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业，降、灌遇文帝而不能兴庠序之教，岂不惜哉！”于是兼学武事。及长，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貌魁伟。为任子在洛阳，王浑及子济皆重之，屡荐于帝，帝召与语，悦之。济曰：“渊有文武长才，陛下任以东南之事，吴不足平也。”孔恂、杨珧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渊才器诚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凉州覆没，帝问将于李憙，对曰：“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刘渊一将军之号，使将之而西，树机能之首可指日而枭也。”孔恂曰：“渊果枭树机能，则凉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

东莱王弥家世二千石，弥有学术勇略，善骑射，青州人谓之“飞豹”。然喜任侠，处士陈留董养见而谓之曰：“君好乱乐祸，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渊与弥友善，谓称曰：“王、李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荐，适足为吾患耳。”因歔欷流涕。齐王攸闻之，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浑曰：“大晋方以信怀殊俗，奈何以无形之疑杀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浑言是也。”会豹卒，以渊代为左部帅。

夏，四月，大赦。

除部曲督以下质任。

吴桂林太守修允卒，其部曲应分给诸将。督将郭马、何典、王族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会吴主料实广州户口，马等因民心不安，聚众攻杀广州督虞授，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使典攻苍梧，族攻始兴。秋，八月，吴以军师张悌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为司徒，执金吾滕修为司空。未拜，更以修为广州牧，帅万人从东道讨郭马。马杀南海太守刘略，逐广州刺史徐旗。吴主又遣徐陵督陶浚将七千人，从西道与交州牧陶璜共击马。

吴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耇家；有买菜，生工人吴平家。东观案图书，名鬼目曰芝草，买菜曰平虑草。吴主以耇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缓。

吴主每宴群臣，咸令沉醉。又置黄门郎十人为司过，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视谬言，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记录为罪，或剥人面，或凿人眼。由是上下离心，莫为尽力。

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贤主，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帝于是决意伐吴。会安东将军王浑表孙皓欲北上，边戍皆戒严，朝廷乃更议出师。王濬参军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称：“皓必不敢出，宜因戒严，掩取其易。

杜预上表曰：“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诚可惜也。向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今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今有万安之举，无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暖昧之见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报，预复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谋于朝臣，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朝臣多异同之议。凡事当以利害相校，今此举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于无功耳。必使朝臣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患，故轻相同异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孙皓或怖而生计，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矣。”帝方与张华围棋，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帝乃许之。以华为度支尚书，量计运漕。贾充、荀勖、冯紞争之，帝大怒，充免冠谢罪。仆射山涛退而告人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

冬，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鲁国唐彬下巴、蜀，东西凡二十余万。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以冠军将军杨济副之。充固陈伐吴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帅之任。诏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节钺，将中军南屯襄阳，为诸军节度。

马隆西渡温水，树机能等以众数万据险拒之。隆以山路狭隘，乃作扁箱车，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自隆之西，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后隆使夜到，帝抚掌欢笑，诘朝，召群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无凉州矣。”乃诏假隆节，拜宣威将军。隆至武威，鲜卑大人猝跋韩且万能等帅万余落来降。十二月，隆与树机能大战，斩之，凉州遂平。

诏问朝臣以政之损益，司徒左长史傅咸上书，以为：“公私不足，由设官太多。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虚立军府，动有百数，而无益宿卫；五等诸侯，坐置官属；诸所廪给，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当今之急，在于并官息役，上下务农而已。”咸，玄之子也。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中书监荀勖以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壹，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有好变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以九寺并尚书，兰台付三府，所谓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减其半，恐文武众官，郡国职业，剧易不同，不可以一概施之。若有旷阙，皆须更复，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