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亨利可谓是个“问题少年”，经常同别的同学打架，欺负女生。老师也会因亨利在课堂上捣乱，经常将他赶出去。高年级的学生有时会在教师走廊取笑亨利，骂他是性变态，讥讽他应该重返幼儿园接受教育。而一回到家里，接到老师“小报告”的父亲又会对亨利大加训斥，母亲则在一边低声抽泣，对儿子恶劣品行无可奈何。

亨利很喜欢宣扬暴力的录像，经常从网站上下载暴力图片，并公开表达对1999年科罗拉多州哥伦布校园枪击事件凶手的羡慕之情。那次事件共造成12名学生和1名老师遇害身亡，2名行凶的学生随后自杀。2001年，亨利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在亨利所在学校校长的坚持下，亨利和父母开始从休斯敦著名心理医学斯图亚特·特维罗夫那里寻求心理治疗。在治疗过程中，特维罗夫对亨利的心理进行了深入探究，他发现这个小男孩对父母充满怨恨，并将自己视作被动的受害者，认为在遭受折磨时应予以反击。

然而，当亨利发现父亲正在同其根深蒂固的问题做斗争时，他愤怒的情绪开始减轻。根据特维罗夫的建议，亨利开始接受武术训练，到一所社会环境更为健康的学校就读。如今，亨利的学习成绩逐渐提高，对女孩子也开始有好感。亨利的故事突出了一个日益受到科学家关注的话题：随着逐渐长大，同所有儿童一样，“捣蛋鬼”会对社会和生物因素的影响做出各种反应。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的成长道路充满坎坷，并最终走入死胡同；而有些人暂时遭遇过黑暗，但最终走向光明，比如亨利。特维罗夫说：“暴力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暴力行为总是有各种前提，而且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原因造成的。”

科学家找到了“暴力基因”

美国全国心理健康研究所神经学专家安德里亚斯·迈耶-林登伯格表示，冲动引发暴力的基因风险可能来自于大脑。迈耶-林登伯格领导研究小组对142名白人成年人进行了研究，这些人均遗传有一种特殊基因的两种常见版本，这种基因能触发大脑分泌一元胺氧化酶A(MAOA)。这种酶控制着大脑一种重要化学物质的供应。其中一个变种会让MAOA在大脑中活动减弱，造成5-羟色胺浓度升高。若这种“化学信使”过多，便会打乱情绪和冲动的规律。另一种基因变体会引发剧烈的MAOA活动，令5-羟色胺浓度偏离正常水平。

在迈耶-林登伯格的研究中，缺乏MAOA基因的57名男女表现出一系列神经特征，这些特征显然会削弱一个人控制感情的能力。研究人员对这些志愿者的大脑扫描显示，通常情况下，大脑内部结构小涉及情感控制。这种影响在男志愿者身上体现的更加突出。当同样的志愿者在看到不同的面部表情和回忆起感情经历时，他们大脑中两个同情感有关的结构——杏仁体和海马状突起——表现得异常活跃。而在一项要求其自我约束力的电脑测试中，大脑前额控制冲动的区域则不活跃。

相反，MAOA基因强的志愿者对情感输入反应不强烈，而对与冲动控制相关的活动则反应积极。科学家在最新出版的《美国科学院学报》上报告称，大脑的这些反应表明其对情感和冲动更强有力的控制。英国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心理学家特里·默菲特表示，受MAOA基因影响的大脑在没有暴力行为的人群身上同样存在差异，这就提供了“与基因决定暴力行为论调截然相反的证据。”2002年，默菲特及同事首次报告了少年时受过虐待、MAOA基因弱的人，出现暴力和违法行为几率高的情况。

不可忽视个人与环境因素

儿童发育专家也在积极探索个人和环境因素对暴力行为的影响。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家肯尼思·德格领导的一项研究对来自三个中西部地区的585名男女志愿者的心理状态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回报敏感性(reward sensitivity)，这个特性是衡量一个人对直接、积极的回馈的需要。冲动是造成这种特性的原因之一。不到半数的志愿者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回报敏感性。德格表示，志愿者在回报敏感性方面的变化会在21岁时开始显现。21岁以前，那些在成长过程中情感阴暗，父母经常出现暴力、犯罪和物质滥用等问题的年轻人也表现出高回报敏感性。这种模式在男孩中间尤为明显。

在过去25年里，俄勒冈社交学习中心心理学家杰拉尔德·帕特森及其同事注意到，一些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极为恶劣。他们的日常交流仅限于母亲要求孩子遵守某条规则或要求，而一旦孩子拒绝遵守，最终父母只好放弃。长期研究表明，这些强迫性交流会孕育儿童和成年人的好斗性。

帕特森和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伊萨贝拉·格拉尼克认为，这种影响最好应被理解为一种动态系统，这种体系趋向于稳定模式，但在关键时刻遇到压力时能做出改变。动态系统原则已被用于检查儿童如何学习走路及控制身体等行为。在今年1月出版的《心理学评论》杂志上，格拉尼克和帕特森描述了探究暴力和违法行为的发展，这些行为都来自于对儿童同父母交流的长期跟踪结果。

此项研究显示，在那些有暴力行为孩子的家庭，父母与子女的强迫性关系有两种类型：相互敌对和过分纵容。格拉尼克领导了一项针对据认为存在严重自制问题孩子的研究，其中一些孩子有时存在性格偏激或沮丧等问题。该研究涉及33个孩子，每个孩子及其母亲来到一个研究实验室，用时4分钟讨论家庭问题。当谈话进行了2分钟后，研究人员会敲门提醒他们还剩下2分钟，要求他们尽快“达成圆满结局”。设置时间限制的目的旨在迫使每一组谈话对象进入日常面对压力时的状态。

这时，母亲和被研究人员认定举止冲动的孩子之间的敌对状态出现明显升级，相反，那些有时失去理智但平素性格内向或看上去沮丧的孩子的母亲一般会保持平静，最终同意孩子的立场。研究人员表示，这两种模式都代表了一种交流活动，这种交流已变成一种难以打破、宣扬好斗的习惯。

MAOA基因真的是那些具有暴力行为或者暴力倾向的人所特有的基因吗?对此科学界一直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两者有必然联系，一种认为两者没有必然联系。直到2009年，还有研究人员持肯定的观点。2009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凯文·比弗发现，相对而言，携有MAOA-L基因的男孩子更喜欢加入犯罪团伙，在械斗中使用武器的比例也比不携带MAOA-L基因者高出四倍。他在发表的论文中宣称：“犯罪团伙文化可能应归罪于‘斗士基因’，携带这种基因的男孩可能是危险的，他们崇尚暴力，喜欢佩带武器。”

多名研究人员反驳了比弗的观点，而最重要的证据也被发现：对白种人的一项抽样调查发现，有1/3的白种人携带MAOA-L基因，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与犯罪团伙毫无瓜葛，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具有暴力倾向。也就是说，MAOA-L基因并非“暴力基因”，它比较普遍地存在于人类当中。事实上，科学研究至今也没有发现基因和人类行为之间的明确的指向关系。尽管十年前科学家就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但基因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依然是生物学研究中最为困难的任务之一。人类所拥有的遗传基因比原来想象的要少得多，要弄明白这些基因是怎样构成了亿万个与众不同的人，以及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的，这还是十分艰巨庞杂的任务。

研究发现，MAOA基因有两种类型，一种就是比弗所研究的MAOA-L基因，另一种是MAOA-H基因。由于两者的活动性不一样，所以它们对人的影响的表现形式也不太一样。MAOA-L基因的活动性弱，不仅不会让人亢奋，反倒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些消极情绪和行为，比如忧伤、沮丧、焦虑情绪，缺乏注意力的多动症、厌食症、精神分裂症、神经过敏症，病态的赌博、吸烟及酗酒等。当然，这些消极情绪和行为有可能引发犯罪，但同样也可能引发自残，而且这些情绪和行为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产生的，即使不携带MAOA-L基因的人也有可能产生。研究认为，MAOA-H基因对人的情绪和行为没有太大影响，主要对人的一些决策行为起作用，比如MAOA-H基因携带者更爱冒风险，尤其是冒投资风险，他们更喜欢购买股票而不是保险。

对两种类型的MAOA基因的研究表明，人的攻击性行为并非与MAOA唯一相关，没有必要夸大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台湾科学家还发现，高活动性的MAOA-H基因与痛风症有关。此病症引起的痛楚缘起于血液中含有的尿酸过多，本来与MAOA-H基因风马牛不相及，但MAOA-H基因影响了人体内多巴胺水平，多巴胺又影响肾脏的排除尿酸的功能，于是产生痛风。还有研究发现，携带MAOA-L基因的妇女在怀孕期间更容易患抑郁症，但只在她们同时携带COMT基因的情况下才出现。

由此可见，MAOA-L基因与暴力只有较弱的关联，MAOA-H基因则与暴力没有关联。因此，无论是“斗士基因”还是“暴力基因”，它们对MAOA基因的描述都是十分片面的。人的行为决不像身体肤色那样简单明了，以不良行为对基因进行“贴标签”式描述的轻率做法必然会造成对媒体和大众的误导。

多项科学研究证实，人类的MAOA基因并非为了好斗而专门进化出来的，这种基因的携带者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变得更为好斗。布鲁诺在一篇研究论文中指出，荷兰暴力频发家庭中的那些男人大多数是在害怕、沮丧或生气的情况下才变得攻击性十足的。近期的研究表明，携带MAOA-L基因的人的好斗表现，更像是在面对别人的不屑一顾时的一种过激反应而已。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好斗不是基因诱发的，而是外界环境诱发的。

美国研究人员让志愿者做一个游戏：让一个不认识的施钱者给志愿者一些钱，志愿者如果对自己所得不满意的话，可以花钱买点辣酱油灌到这个人的嘴里以示惩罚。结果，携带MAOA-L基因的志愿者倒的辣酱油总是多些。不过，研究人员分析其原因发现，施钱者给予MAOA-L携带者的钱也相对少一些，因为后者的略显沮丧的消极情绪会让施钱者对他们更加漠视因而少给钱。可见，MAOA-L基因携带者在特定环境下才与攻击性有关。事实上，不少人(包括不携带MAOA-L基因者)的攻击性本来就来源于他人的轻视或其他不友好态度。

还有研究进一步证实了MAOA-L基因并非暴力行为的主因。研究人员对442名新西兰男性从出生起就进行跟踪抽样调查。近年来，他们发现这些人中的1/3携带有MAOA-L基因。研究发现，现年26岁的这群年轻人确实比其他人更具有反社会性的病态及暴力行为，而原因则在于他们在童年时曾因他们的消极性格遭到了来自各类人群的虐待和辱骂。研究人员总结说，所谓“暴力基因”，更准确地说是应该是“消极基因”，它们令人产生消极情绪，并让儿童的内心变得更加敏感，感到压力重重，受到精神上的创伤，而这些源自幼年的精神创伤有可能“激活”了人内心深处的原本被道德所抑制的恶劣行为。MAOA-L基因携带者如果在童年时经常受到体罚，长大后就更容易表现出违法行为。比如一个人在3岁前精神压力过重，到童年后期他就更容易表现出多动症；如果他的母亲在怀孕时吸烟，他就可能会有品行障碍。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

但是，研究者也观察到，很多幼时成长环境良好的携带MAOA-L基因的男孩长大后很正常，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得他们在家庭内外都受到了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关爱。因此，环境会设定某种条件，让人感觉到遗传基因的存在，为基因搭建展示平台，而这一平台的建立也影响着基因的活动。比如说，不管携带哪种类型的MAOA基因，抽烟都会减少MAOA携带者的活动能力。实验发现，老鼠吃多脂肪饮食也能出现同样的结果。这表明，遗传基因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反过来，人的行为也会影响遗传基因。

媒体报道

腾讯科学讯 据国外媒体报道，芬兰科学家研究发现，5%到10%的严重暴力犯罪都归咎于两种基因，每一种基因都能够修改大脑活动。这些发现并非第一次将犯罪倾向与基因联系在一起，而且其它专家也就研究的局限性和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提出了批评意见。

然而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的Jan Tiihonen教授提出，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指向基因对于暴力犯罪行为的影响，如果这两种基因并不存在，芬兰的暴力犯罪行为或许将下降5%到10%。

Tiihonen教授称：“但是我们无法确定是什么机制导致这种状况。我们已经观察了对于暴力行为有着相对较大影响的两种基因，但是也可能存在数十或者数百种有着较小影响的其它基因存在。在这项研究中进行‘犯罪测试’是不可行的。”

这项研究分析了芬兰监狱中895位罪犯的基因，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单胺氧化酶A（MAOA）的变异基因类型在那些承认10次或以上严重暴力行为的犯人当中更普遍。Tiihonen教授称，这就表明这种基因在确定或者控制极端暴力行为中起着作用。

第二种基因名为钙粘蛋白13（CDH13），这种基因参与大脑与细胞间的交流，而且已经被确定与冲动行为的控制有联系，它也在这项研究中被发现与极端暴力犯罪有关。研究推断，保守估计在芬兰约有5%到10%的严重暴力犯罪可归咎于特殊的MAOA和CDH13基因。

然而Tiihonen教授称，尽管我们清楚40%拥有这种变异基因的人们不会成为暴力罪犯，但最终的研究无法确定是否在教养和基因遗传之间存在一种类似的交互作用。牛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Jan Schupp称：“把它们称为‘暴力基因’有点太夸张，这些基因与许多其它因素共同造成人们有点难以控制暴力冲动，但是它们并不会预先决定你的犯罪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