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并限期答复举行和谈的建议；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部；苏方认为不能满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苏绝交问题发表对外宣言；7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苏联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和《告东北将士》书；7月23日，国民政府关闭驻苏使馆。

至此，中苏邦交完全断绝。苏联在中国的权益暂时委托德国代办负责。

国共对峙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七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调集30万军队，以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首先避敌锋芒，绕到敌人的背后，然后攻其后路，打破敌人“围剿”的方略，进行反“围剿”斗争。至8月6日国民党军已被红军拖得极为疲劳，红军作战进入由被动变主动的第二阶段。在红军的不断打击下，国民党军队已无力再战，蒋介石被迫于9月初下令“围剿”军总退却，至此红军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国内混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

1931年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

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军挑衅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反华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无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

江淮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

国民政府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 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爆发骚乱。

控制东北线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一段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日本国内情况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而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军费由七亿三千万日元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大规模裁军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以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石原莞尔为首的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

田中奏折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并由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1920年1月，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瓜分的工具。领导权主要操纵在英法两国手里。1931年9月改选后的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英、法、德、意、日等5国；非常任理事国为中国、西班牙、爱尔兰、巴拿马、挪威、危地马拉、南斯拉夫、秘鲁、波兰等9国。美国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但对国联的活动具有一定影响。

“九一八”事变之时，驻东北日军部队为：陆军驻扎师团（第二师团）近5000人，独立守备队4000多人，旅顺重炮兵大队，宪兵分遣队500多人，飞行队240人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师团留守日本国内的所有部队全部调在东北，归辖于第二师团指挥。

以上总兵力，日方说1.04万人，中方估计在1.5万人左右，也有说2万人的。中方的统计包括铁路附属地内的日本武装警察3000多人。另外，一般都没有把“在乡军人”计算在内。“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各地有日本侨民20万人。所谓“在乡军人”，是日本退出现役的军人和预备役军人等，他们都受过正规的军训或参加过战争，日本军部有计划地把他们安置在“满铁”沿线工作。9月8日，关东军发出密令，各地“在乡军人”到沈阳、长春等地集中，应召者近万人。他们与日本武装警察一道，直接参加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军事行动。因此，“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的日本武装力量实际上在3万人左右。

另外，事变当时在渤海和黄海的日本海军部队为第二遣外舰队，其任务主要担任长江以北的及东北沿海的警卫。其中，第二遣外舰队的司令官为津田静枝少将，旗舰“球磨”，第十六驱逐队“刘置”“芙蓉”“朝颜”等舰。事变时，旗舰“球磨”在青岛，第十六驱逐队在旅顺。

1930年中原大战后，东北军成为中央军以外旁系中最强大的武力。1931年5月根据国民政府陆军编制改编后，东北军取消了军和师的编制，以旅为平时最大编制，分国防军和省防军。国防旅每个旅辖3个步兵团，及炮兵、骑兵、通讯兵各1个连，相当于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省防旅辖2个团。共有国防军步兵25个独立旅另一师（3个旅），骑兵6个独立旅另一师（相当旅），炮兵3个独立旅；省防军步兵3个旅，骑兵2个旅。另有空军5个航空队、飞机260架；海军2个海防舰队、1个江防舰队，共有大小舰船20多艘，总吨位约3.22万吨，海军陆战队3个大队。总兵力约30万人（亦有26万人之说）。日方资料认为东北军总数44万人，是将各省警察甚至民团都算进去了，不足为信。

1931年6月，由于日本策动石友三倒戈，东北军调步兵6个旅炮兵2旅，约6.5万军队进关讨伐石友三。连同中原大战时入关留在华北的部队，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内的兵力约为11.5万人，在关外的兵力近19万人，其中辽宁驻军7.5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2万人，热河驻军1.5万人。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守军被数量不及其十分之一的日军击溃。

日军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1931年9月21日，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931年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931年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许抵抗，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硬。

黑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已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而与此同时，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已经无济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为：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期待国联及“非战公约”国出面对日本施压。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即向国联报告事件情况，提出申诉，同时照会美英等国政府，请国际组织主持公道，希望国际各国深切关注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同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会商处理方针，主张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签字各国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日，中国政府代表向国联秘书长提交照会，请求国联“立采步骤，阻止情势之扩大”。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9月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蒋介石接见他们时说：“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再次强调了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幻想依靠国联的主张。

“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对外妥协政策，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信念有关，他认为在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难以与日本决战，所以应坚持“先安内政策”。“安内”的首要任务便是“剿共”，其次是对付阎锡山等各地方实力派。

早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就相继电告张学良，强调“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要求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共”。9月20日，蒋介石确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的方针，即在“统一中国”的前提下，注重外交解决的方针。

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不同的声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调是不抵抗，但在日本步步紧逼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催迫下，也不得不作出不惜一战的表示。事实上，对于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邵元冲在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时就提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戴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

对于这样无可辩驳的声音，蒋介石无法坐视不顾。

9月21日，蒋在答复山东刘珍年关于如日军进犯烟台应如何反应时，指示:“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态度比较含混，虽有伺机而动，暂不抵抗的意思，但也要求严阵固守，不排除进行抵抗。

9月25日，致电韩复榘指示山东方面行动方针时明确指出：“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由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10月5日，蒋再次指示上海驻军“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在1931年11月，面对“送蒋北上”运动的舆论压力，蒋介石下了命令，派税警团官兵五六千人，送空军一个中队北上，摆出了抵抗的姿态，然而国民革命军主力依然在“剿共”前线，按兵未动。

可见，蒋介石做如上表示，并非真已下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主要目的还是为顺应民心，应付舆论。

总的来说，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忍痛含愤，诉诸国联，不作抵抗，是典型的弱国无外交，也是对严峻局势的估计不足，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警惕不够，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应对软弱无力。面对日本侵略，把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停和列强各国的干涉上，反而对民众自发组织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压制。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明目张胆地为其侵略行为诡辩。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强烈要求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

此后，中共中央又接连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的事件，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用革命的铁拳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与此同时，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协助与领导东北义勇军，另外，从1932年起，也在东北各地领导创建了10余支开展游击战争的队伍，逐步发展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力。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各界群众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申报》为首的报刊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

与此同时，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其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如黑龙江省防军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第二旅旅长苏炳文，以及吉林省边防军的团长冯占海、第二十七旅的营长王德林、独立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黑龙江省防军参谋长谢珂等，他们的队伍后来与各地地方武装汇合起来，成为义勇军的一部分。

义勇军发展得很快，到1932年已经有30余万人。各地的义勇军尽管组织仓促、武器装备很差，但是士气旺盛。如辽南地区编成的义勇军第二军团，下辖17路军及6个独立大队，多以大刀长矛为武器。但就是这样的队伍，在1932年8月28日曾联合发起攻打沈阳的战斗，袭击了兵工厂，焚毁了机场仓库，烧毁了几架飞机，还毙伤日伪军数十人。东北民众自卫军曾夜袭凤凰城，袭击庄河、大孤山、卡巴岭、三义庙等敌人据点，队伍扩大到3000余人。

紧急制止和失败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后，日本政府命外务省密切关注东北形势。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喜重郎乃向陆相南次郎抗议：“此种作法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也对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提出过质问：“关东军少壮士官之间正在计划在满洲如何干掉中国军，此一消息是否真实?”因日本国内对于关东军欲在东北发动事变早有所闻，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公爵也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天皇亦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宣中央意旨。但建川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是赞成关东军武力发动阴谋的。派他赴东北的消息，被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告知阴谋已泄，盼在建川到沈阳前发动。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达沈阳，尚未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事变就在当夜发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半，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时总领事林久治郎不在）从东北赵欣伯处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乃于10时45分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见板垣，要求停止袭击。板垣拒不接受。森岛欲再说，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再干涉统帅权, 不能置之不理！”森岛只好退回总领事馆，向林久治郎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仍劝停火，板垣依然不听。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9月22日币原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 余则视为吞一炸弹。”

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而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

内阁向军部靠拢

但在日本社会从上到下的压力下，内阁和外务省的立场开始向军部转移。从根本上说，币原外相与军部对扩展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是一致的。币原主要是更多的从外交的角度考虑，关注和担忧国际的反应。关东军逐步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地域后，策划成立“独立”政权，币原也不是绝对不同意的。他是从时机策略着眼，而反对操急从事。

由于日本国内政坛的倾轧，若槻礼次郎内阁于1931年12月11日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犬养毅内阁与军部的方针更趋一致。诚如戴传贤上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所言：“判断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而后已。其外交当局，最初与军事当局意见不同。但在第二次（国联）行政院决议之后，外交当局便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现在外交完全为军略所支配。故一切观察判断，应以军事为前提。”

总体而言，尽管日本内阁、外务省在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上与军部存在分歧，但在对外声明和交涉中，却竭力掩饰事变真相，辩解关东军的侵略行径。随着1932年五一五事件的发生，犬养毅被暗杀。5月26日，日本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唯军部马首是瞻的“举国一致”内阁，使日本的军国主义进一步得到发展。

英法两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主要是通过当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的活动表现出来。这两个国家都是国联的主要成员国，在国联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联活动几乎由这两个国家所控制和操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的控告。1931年12月10日，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1932年2月，调查团从法国出发，两个多月后才抵达沈阳。

调查团到东北前，日本为了欺骗国际舆论，掩盖侵略罪行，策动东北的“所谓独立运动”，成为伪“满洲国”。调查团到东北后，日本侵略者又捏造各种假象，阻挠调查团工作。在中国代表顾维钧的多方努力下，东北各界民众通过各种渠道给调查团寄送了大量信件，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阴谋和武力扶植伪“满洲国”的内幕，使调查团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报告书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有一定的揭露，对九一八事变真相的若干部分也予以承认，认为伪“满洲国”不是“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生产”，而是“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的结果。但总体上看，调查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尤其是提出非常荒谬的建议，主张中日两国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军队，把中国领土东三省由西方列强共同管理。

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后，国民党政府表示“原则接受”。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报告书后恼羞成怒，退出会场。日本政府以抗议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全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指出这个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

苏联对九一八事变十分关注。虽然当时两国外交关系中断，苏联政府从外交及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苏联政府致电中国表示同情，对日本侵犯苏联在中东铁路拥有的权益提出强烈抗议。苏联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表示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帮助。不久，中国出席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代表颜惠庆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进行谈判，很快恢复了中苏两国邦交。但与此同时，出于自身利益和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两次向日本致函表示，对于中日冲突将采取不干涉主义的中立立场。11月19日，李维诺夫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表示，苏联政府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苏联的不干涉表态，打消了日本有关苏联干预的顾虑，客观上鼓励了日军扩大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日本则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应限于锦州以北。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消极观望，默不作声。直到日本侵占锦州，并向锦州以南进犯时，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宣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对这一被称为“史汀生主义”的政策，中国和欧洲各国普遍表示赞同。由于没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体行动，美国的这一政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

毛泽东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所不断发生的变化，一直持续到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中日民族这个主要矛盾才得以解决。

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实现了民族大团结。

1991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

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当时被称作白塔会馆。事变前一日，本庄繁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火车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密谋会议。

为铭记历史，警醒人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也为了增强大家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每年的9月18日，全国很多城市都会拉响防空警报。

早在1995年，沈阳就有了在9月18日这天鸣响防空警报的习惯，时间为3分钟。目前，国内已有北京、哈尔滨、长春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