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推动反帝爱国运动，中共中央于6月4日创办了《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热血日报》及时向广大群众传达党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约600━700个县，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怒吼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帝国主义在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还采取了更为阴险的从内部分裂统一战线的策略。他们以增加税率为诱饵，以停止借款、通汇、航运和电力供应相威胁，逼迫大资产阶级勾引整个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于是，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首先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将原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改为13条，删去了几项核心条款。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召集76个团体讨论开市，并于23日单独宣布停止罢市。接着，总商会又以停发罢工救济费的办法挟制工人复工（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由总商会经管）。6月21日，北京政府派邢士廉率军到上海镇压。段祺瑞通电“取缔煽惑罢工”，电令上海戒严司令部，解散总工会，通缉该会领袖李立三，并限令各工会一律取消。

1925年6月7日，上海工、商、学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三罢”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会议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三罢”开始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调集武装，继续屠杀群众，进行武力恫吓，同时施展种种阴谋分化瓦解工商学联合阵线。在威胁利诱面前，资产阶级由动摇而妥协，于6月26日无条件结束总罢市。而工人阶级一直坚持到9月初，通过谈判，取得部分经济要求的胜利后陆续复工。继上海“三罢”之后，全国各地群众特别是工人，都纷纷起来参加了这一反帝运动，人数达1200余万，其中工人约50万，成了反帝运动的主力，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作用。

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宣布于6月26日单独提前开市。总商会另组“五卅事件委员会”，将17项交涉条件修改为13条，删掉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等项内容。不久，学校开始放暑假，学生纷纷离校。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变工人斗争的策略，由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

1925年8月10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9项复工条件：

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廨；

二、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

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五、工人全体上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六、发给罢工期内工资50%；

七、增加工资15%，工资一律发给大洋；

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

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

在英、日资本家先后答应“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对罢工工人在生活上予以相当之帮助、酌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后，各业罢工工人从8月底到9月上旬陆续复工。五卅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标志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发展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

李立三（1899--1967）原名李隆郅，1899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南醴陵县阳三石。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闸北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李立三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2月初，上海沪西区内外八厂发生了日本监工野蛮殴打中国女工，并无故开除了粗纱车间50多个男工的事件，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并举行了抗议罢工。李立三得知情况后，到内外棉八厂调查。通过广泛接触工人，了解到许多日本监工野蛮迫害工人的罪证，向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作了详细汇报。党中央和上海地方兼区执委根据李立三的汇报，决定调上海大学的杨之华、郭伯和、刘华等去闸北潭子湾，与李立三一起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大罢工。李立三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召开罢工动员大会。他大声疾呼：“我们中国工人受尽了日本老板的压迫和虐待，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罢工这条路。我们这次罢工，一定要同日本老板拼个你死我活。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持斗争，就一定能使日本老板屈服于我们工人。”

经过李立三的动员，大家情绪振奋而昂扬，一致通过了罢工决议，并推选李立三为罢工委员会主席。2月10日，罢工委员会在闸北潭子湾召开工人群众大会，李立三身穿兰布长衫，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历数了工人的深重苦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他的演说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极大义愤。工人们高呼：“立即罢工厂’“罢工到底！”“不获胜利不复工！”李立三又说：“我们夜校的课本上，不是有《安源工人俱乐部》这一课么！安源工人罢工，根据‘哀而动人’的斗争策略，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斗争口号。刚才大家呼喊的口号，表达了我们的心愿和斗争决心。但还应该加上一条：‘反对东洋人打人！’这个口号既切合实际，又反映了我们工人的迫切要求，更重要的是，我们呼喊着这样的口号，能焕发我们民族自尊心，能赢得社会各界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工友们，你们赞同这条口号吗？”整个会场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在李立三等领导下，沪西工人罢工浪潮席卷了11个棉纱厂。到2月18日，全市有22个工厂，近4万工人加入了大罢工行列。二月大罢工坚持了10多天。日本老板仍无诚意，拒不接受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为了激励工人齐心奋斗，争取罢工胜利，李立三又在闸北潭子湾召开第二次工人群众大会，号召工人团结一致，不获胜利不罢休。在党的领导下，这次大罢工坚持了20多天，日本老板不得不请中国商人出面调停，最后签定了复工协议，日方承认工会，保证不打工人，释放被捕工人。3月9日，罢工胜利结束。

（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

蔡和森，湖南省湘乡县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1895年生，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组织和领导革命斗争，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12月中旬，经香港来到上海见到了陈独秀，他汇报了自己对党的认识和参加革命的决心，同月由陈独秀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入党后，即留在党中央工作，较长一段时间是在闸北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5月28日晚上，党的“四大”中央在闸北宝兴路宝兴里一幢旧式的两间楼房里举行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以及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罗亦农、王一飞等。会上，蔡和森全面分析了当前上海工人运动的形势，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时也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他还提出了5月30日要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游行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却被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指责为“空泛而不切实际”之谈，并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蔡和森予以反驳：“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眼病的观点”，“没有估计到广大群众的情绪。假如我们估计到了这些方面的话，则我们的目标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五万人。”最后，会议接受了蔡和森的建议，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5月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抗议帝国主义逮捕、关押和审判爱国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提出的所谓“四提案”。会后，蔡和森主持召开中共上海各组织负责人和工人、学生代表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的决议。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动员大家广泛组织发动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5月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

5月30日下午，蔡和森随着人群，来到南京路发表演讲，散发传单。他在演讲中说：“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倒没有罪？中国工人、学生在自己的国土上声援被害同胞，反而有罪？遭工部局逮捕、坐牢、判刑，这是什么世道？哪一国的法律？帝国主义这样横行霸道，难道我们中国人能忍受吗？”蔡和森的演讲得到市民热烈响应，广大群众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约在下午4至5时，租界巡捕在浙江路一带逮捕和殴打演讲学生，愤怒的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前，坚决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巡捕头目下令开枪射击，当场被打死13人，伤者无数，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的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又在闸北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出席会议。会上，蔡和森提出了号召全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屠杀的策略主张。他说：“总罢课是无问题的，总罢工也可以逐渐实行。现在要用一切力量促成总罢市的实现，要造成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会议接受了蔡和森的建议。并决定组成由蔡和森、李立三、翟秋白参加的党的行动委员会，直接领导上海政治斗争。5月31日，党在租界又组织了一次大示威。当晚，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并发出第一号通令，宣布6月1日实行全市工人总罢工。

在党的指引下，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大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三罢”高潮。当晚，中共中央再次举行会议，蔡和森在会上分析了革命形势，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策略主张：“在上海应当马上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成为这一反帝运动总的公开指挥机构，以巩固和发展这一运动，进行长期的斗争；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

6月4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闸北成立。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蔡和森起草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五卅”上海事变“完全是政治的”，“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要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并指出：“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依赖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不能“把残杀之罪转移于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认真正的敌人为‘调人”’等。号召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共同起来反抗此种血腥屠杀。不久，“五卅”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蓬勃兴起，给帝国主义以沉痛打击。

蔡和森在“五卅”运动中提出的策略主张，生动地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以及领导群众斗争的才能。

1925年9月，蔡和森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10月，根据党的指示，蔡和森与李立三、向警予等一道从上海赴莫斯科。从此，蔡和森离开了上海。

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

1925年 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副委员长刘少奇受党和全总委派，从广州来到上海，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到上海后，被中共中央派往青岛领导日商纱厂的工人罢工。

5月15日，沪西（今普陀区）发生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枪击罢工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的流血事件。这一事件，成为爆发五卅运动导火线。15日晚至19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方兼区执委在闸北宝兴里（今宝源里、通源里）几次召开会议，分析政治形势，决定筹建上海总工会，发动上海人民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与此同时，电令刘少奇立即返回上海，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

5月30日，上海学生和工人2000多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到上海市中心公共租界进行反帝宣传和示威。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和工人，租界英国巡捕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前开枪进行血腥镇压，打死学生、工人13人，打伤几十人，逮捕10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地方兼区执委在闸北作出决定：把斗争扩展到各阶层民众中去，结成反帝联合阵线，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学生总罢课、商人总罢市（简称“三罢”），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5月里日晚，上海工人代表大会在闸北虬江路46号香山同乡会广东会馆召开，宣告上海总工会（简称上总）成立。经选举，李立三任上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长（相当于秘书长），组织和领导全市工人总罢工。

上海总工会在反帝风暴中诞生，上海工人阶级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中心和指挥机关。刘少奇是上总机关的核心人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