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清廷一片慌乱。溥仪下《罪己诏》，派陆军大臣廕昌率北洋军队两镇南下，同时命海军驶入武汉江面配合陆军作战。但廕昌指挥不动北洋陆军。在“养病”的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局势的变化，同在北京官场和北洋陆军中的心腹徐世昌、段祺瑞等保持着联系，对政局了如指掌。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帝国主义的仇视，各国公使一致促请清廷起用袁世凯。清廷不得已任命袁为湖广总督，令其督师南下。袁世凯以脚病未好为借口，不肯应命，暗中却操纵北洋军怠战，并提出组织责任内阁，给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等条件，要挟清廷。清廷被迫召廕昌回京，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和节制水陆各军。袁世凯在彰德汉口后，即按兵不动，而后带卫队抵京。16日组成责任内阁，迫使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袁世凯总揽政府大权，接着便下令北洋军猛攻汉阳，炮击武昌。南北内战爆发后，华南地区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中央，但清廷仍控有数个北方省份。最后孙中山与袁世凯密约，若袁世凯能使溥仪退位，就让他担任大总统。袁世凯便一面胁迫，一面劝说好让溥仪退位。袁世凯一面施加压力，一面提出优待条件作为诱饵。南北和议代表先后举行了5次会议。除讨论军队停战和政权体制问题，还议定了溥仪退位的优待条件。经多次磋商，双方达成优待清室条件八条：清室退位后暂居宫中，日后移居颐和园；仍用皇帝尊号，民国政府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提供400万两的费用；特别保护皇家私有财产等等。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临朝称制，以太后名义颁布《退位诏书紫禁城，史称“逊清小朝廷”。

主词条：丁巳复辟

紫禁城时期，溥仪虽然已为退位皇帝，但仍住在紫禁城内，生活费用由民国政府拨给，照旧过着皇帝的生活，其御茶膳房仍保留。所以，在用膳的奢侈，排场程度上毫不逊色从前皇帝生活。民国元年（1912年）9月10日，隆裕太后为六岁的溥仪请了师傅，开始读书。书房先设在中南海瀛台补桐书屋。曾是慈禧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众多的师傅中，陆润庠、徐坊、陈宝琛、朱益藩和梁鼎芬先后教汉文，伊克坦教满文。在读书的六、七年里，溥仪学的主要是十三经、古诗、古文以及《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之类，没有学过算术，也没有学过地理、历史。

民国二年（1913年）元旦，袁世凯派人给溥仪拜年，对小朝廷仍然效忠。2月22日，隆裕太后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谥号孝定景皇后。溥仪退位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

民国三年（1914年）11月，民国参政院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政府对逊清小朝廷予以管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向溥仪提出七条“善后办法”：其一、尊重中华民国，废止与国法令抵触行为；其二、用民国纪年；其三、赏赐只能用于家庭和家族，官民只能赐物，不能赐谥；其四、皇室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其五、皇室人员用民国服装；其六、由民国司法厅办理宫内犯罪案件，执事、太监违规由专任内廷警卫的护军长官处理；其七、裁内务府、慎刑司。

民国六年（1917年）6月14日，前清遗臣张勋以调解段祺瑞代表的国务院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定武军4000人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7月1日，张勋兵变，宣统复辟，年仅12岁的溥仪又坐上龙椅，大封群臣：封赠黎元洪为一等公，任命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等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式、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王士珍、张镇芳、雷震春、萨镇冰、朱家宝、詹天佑、沈曾植、劳乃宣、李盛铎、贡桑诺尔布为外务、参谋、度支、陆军、海军、民政、邮船、传、学、法、农工商、理藩等部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还任命了各部尚书和督抚。7月3日，段祺瑞出兵讨伐，12日，张勋逃入荷兰大使馆，次日溥仪宣布第二次退位。复辟期间曾有1架共和飞机在紫禁城上空投下小炸弹，炸到了紫禁城东六宫当中的延禧宫，使当时的建筑轻度损坏。这被认为是东亚第一次空袭轰炸。

民国八年（1919年）2月22日，大英帝国苏格兰籍军官庄士敦至北京紫禁城，担任溥仪帝师，教育溥仪英文、数学、世界史、地理。溥仪因此眼界大开，开始穿西服，并且剪辫，但是遭到陈宝琛、郑孝胥等保守人士的反对。溥仪本人离开紫禁城的愿望更为迫切。他一方面是受了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希望能出洋留学，另一方面他“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甚至和溥杰、庄士敦秘密制定了逃出紫禁城的计划，只因王公闻讯阻止才未实现。

民国十年（1921年），溥仪与端康太妃（瑾妃）因范一梅辞退事件，爆发激烈冲突。原本二人关系不错，端康太妃在四位太妃中年纪最轻，思想也比较开明，隆裕太后去世后一直被溥仪称为“皇额娘”。溥仪的祖母刘佳氏和生母苏完瓜尔佳氏一同被端康太妃召入宫中，受到训斥。苏完瓜尔佳氏因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从宫里回去后就吞鸦片烟自尽，时年37岁。这件事给溥仪造成的打击很大。

民国十一年（1922年）11月16日开始几乎每天必做的工作之一就是他以鉴赏为名，调阅清宫收藏书画。12月1日，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皇后是婉容，妃子是文绣。在紫禁城中，溥仪或读书吟诗、作画、弹琴，或捏泥人、养狗、养鹿，有时还到宫外坐汽车，逛大街。

主词条：北京政变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22日夜，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回京，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导致了吴佩孚的垮台。这一政变对最终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但冯玉祥很快发现他又处于旧势力的包围之中，“革命”举措步步维艰，于是，索性于11月5日，无视优待条件，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并获得大量宫中财物。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会议决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室应该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执行者为警卫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而以李煜瀛为国民代表会同办理。 5日上午10时，鹿钟麟等与溥仪方面接洽，经反复协商，溥仪仍不肯即日迁出，最后，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强行责令溥仪出宫。下午3时，以五辆汽车护送溥仪及其妻妾由神武门离开皇宫迁居后海甘水桥醇王府。继而于11月29日又逃进日本公使馆。次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对外界宣布“容留”溥仪。

面对国民军的步步紧逼，曾经为帝的溥仪是难以忍受的。北京政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他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如何能逃出国民军的监视，尽早远走高飞，准备复仇。对此时的溥仪来说，离开眼前这个是非之地才是当务之急。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溥仪移居天津租界张园和静园，与清朝遗老遗少以及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往来，谋划“复号还宫”，再次复辟，是为“后逊清小朝廷”。民国十五年（1926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后，吴佩孚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进驻。当时，清室方面公然以内务府名义移书国务院及吴佩孚，谋求溥仪复宫并恢复原《清室优待条件》。一时反响甚烈，各报纸加以披露，众议院议员李燮阳、全国商联会等纷纷提案反对，章太炎亦电诘吴佩孚。政府方面则实已密谋计议推翻故宫现状的折衷方案。而1924年与故宫同时收封的颐和园，此时被联军交给了清室。

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伪满洲国造势。不久，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到了天津的溥仪，就放开了手脚，打破了自己在紫禁城时的种种陈旧规定。溥仪把大量的金钱都花在了如何装扮自己上，用外国的衣饰来装扮自己，带着自己的一妻一妾出入各种场所。西方的文化，已经慢慢的侵蚀了溥仪。而且，在天津的溥仪似乎又找回他清朝皇帝的感觉，在外国租界里，他受到了极高的待遇，不仅在这些外国人当中恢复了自己皇帝的称呼，一些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场所还特殊为他开放，他充分的享受着他“特殊华人”的殊遇和荣耀。对溥仪来说，保持现有的生活状态，甚至是超越，只能通过恢复自己的地位来实现，而这一切，在溥仪不断形成的复辟思想中，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溥仪在租界期间受列强尊重，这些国家领事、驻军司令尊称溥仪皇帝，在溥仪生日会到场祝贺，并在各国国庆等节日的时候邀请溥仪出席。通过庄士敦，溥仪认识了英国的领事和驻军司令，并辗转的认识许多人。尽管各国给予溥仪足够的礼遇，但真正能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援的却寥寥无几，很多国家都只是处于政治的需要时才想到他这个前清皇帝。对于到访的军阀，无论大小都积极与他们接触，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从中获取支持。然而在天津的几年里，让溥仪的自尊心不断的受到打击，各方势力的冷淡又让溥仪想到了一直庇护他的日本。为了进一步说服溥仪，日本方面派出了土肥原贤二来游说溥仪。尤其是他们提出新国家是溥仪做皇帝的帝国，这个诱人的条件使得溥仪再也按捺不住，几乎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土肥原贤二所开出的所有条件，即刻动身去东北。

主词条：九一八事变

从1925年到1932年，溥仪在天津生活了七年，这七年是他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也是他积极活动、寻求复辟的七年。对于与日本相互勾结以实现复辟的梦想，溥仪并不否定，他曾说：我在日本公馆里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并很快占领了全东北，为日本实现分裂中国、建立傀儡政权奠定了军事基础。溥仪于同年11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天津潜赴旅顺，不久到奉天。民国二十一年（大同元年、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而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

溥仪自是年3月1日至民国二十三年（大同三年、1934年）2月18日任伪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3月6日，清朝废帝溥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秘密来到汤岗子温泉，并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代表板垣征四郎签定了《汤岗子温泉密约》，密约内容主要包括：“（一）伪满洲国的治安维持及国防委以日军；（二）国防上所必需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的管理及新建均委以日本；（三）任命日本人为伪满洲国参议，中央、地方的官署也要任用日本人。他们的选任、解任需经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四）以上宗旨及规定是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的基础。而溥仪在这封书信上所签字落款的时间是3月10日，这是关东军为了使本书信有效化、合法化。

主词条：伪满洲国

民国二十三年（康德元年、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国号“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元“康德”。还兼任伪“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帝国”协和会名誉总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率日本200多名官员出席仪式，并与出任“满洲帝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换文，表示当场予以承认。溥仪作为当时亚洲一个政治人物两次登上《时代》周刊，特别是该周刊有关“解决远东危机的四个人”的画像中。

民国二十四年（康德二年、1935年）4月6日，溥仪首次访问日本东京都。民国二十九年（康德七年、1940年）6月26日，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东京都，日本昭和天皇裕仁亲自迎接。据美国《历史》杂志报导，民国二十九年（康德七年、1940年），溥仪秘密联系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希望能逃亡萨尔瓦多，摆脱日本人控制。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返国后，将溥仪的意愿报告给萨尔瓦多总统马丁内斯。正好马丁内斯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认为溥仪前往萨尔瓦多是上天的安排，便不顾与日本关系恶化的危险，亳不犹豫地答应了溥仪的请求。马丁内斯认为和溥仪都是蚂蚁转世，他曾对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说：“杀死一只蚂蚁，比杀死一个人罪行严重得多！”

民国三十年（康德八年、1941年）10月，又有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到达新京特别市（今吉林省长春市），溥仪把逃亡萨尔瓦多的计划告诉了一名伪满洲国禁卫队军官，打算让伪满洲国禁卫队护送自己前往萨尔瓦多大使馆，然后再装扮成大使馆职员逃离伪满洲国。没想到的是，伪满洲国禁卫队早被日本关东军收买，那名禁卫队军官向日本关东军告密，溥仪逃亡计划完全失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立即派出宪兵队，将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驱逐，关闭萨尔瓦多驻伪满洲国大使馆和数间萨尔瓦多驻伪满洲国贸易公司以作惩罚，从此萨尔瓦多中断与日本的外交结盟关系。日本关东军人员前往伪满洲国宫内府向溥仪提出威胁性交涉和斥责。

主词条：八月风暴行动

民国三十四年（康德十二年、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进攻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政权覆灭。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颁布《退位诏书》。8月19日，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厅室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留在通辽至8月20日。8月21日，溥仪被1架杜格拉斯载到苏联赤塔一号军用机场，被囚于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直到11月初。后被拘押在伯力45号特别监狱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然而，在拘留所里受到优厚的待遇，令溥仪多次上书向苏联表示愿意永久居留苏联，请求加入苏联共产党，但也有推测认为有可能是溥仪害怕日后追究责任，故而申请永居。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夏之交，苏联内务部门对溥仪以下各伪满大臣开始了一系列传讯。溥仪开始不知道苏方这样做是为什么，直到8月苏方通知他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证人，他才明白。溥仪在苏联军方押解下前往日本。1946年8月10日，溥仪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法庭上，溥仪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他详细叙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香椎浩平如何强迫他去旅顺，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怎样威逼他从旅顺到长春去当“满洲国皇帝”，以及他如何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监视，无权甚至无个人的人身自由。当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他用手使劲地拍打证人台。在讲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认为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先，溥仪大声回击：“我可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但是，被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后，溥仪承认由于惧怕日后被中国政府追究，作证时将部分责任推卸给日本方面（含如何到达内满洲），在部分涉及双方责任的地方皆有所保留。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作证完毕后，他又回到了收容所，继续他的特殊俘虏生活。

1947-1948年，溥仪被前苏联转移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看守所里，他仍享受与其他被拘人员不同的生活待遇。如仍可单独用餐，不必参加劳动，甚至不用打苍蝇、蚊子。

1950年7月30日，苏联通知溥仪引渡回中国时，他在45号收容所再次向翻译别尔缅阔夫提出留在苏联的要求。8月1日，溥仪与其他伪满洲国263名“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送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约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编号是981。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他们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从这以后，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三年时光。其间，他认真进行改造，或者在东北各地参观游览，或者专心写前半生的自传，或者在高墙内的医务室以及房前屋后参加轻微劳动。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已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然而，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抱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别人的看法也差不多，都认为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

1959年11月11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帕巴拉·格列朗杰及随行部分僧俗官员，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会见了溥仪、阮振铎。

1959年12月4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召开。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溥仪特赦后，在妹妹家住了半个月以后，溥仪搬到了政府安排的一间旅馆里。

1960年2月16日，溥仪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2月18日，溥仪正式上班。第一个月，溥仪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三个月以后，溥仪先后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

1961年3月，溥仪要离开植物园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3月6日，园里召开了欢送溥仪的座谈会，下午政协来车将他接走，结束了他在植物园的工作。

1962年4月30日，溥仪与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

1964年，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下旬，溥仪家里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溥仪被迫参加劳动改造。后因周恩来将溥仪列为保护对象之一，并未遭到“文革”冲击。12月23日，溥仪因患尿毒症，住进了北京人民医院。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周恩来总理闻讯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在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蒲辅周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去世。溥仪的遗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规火化，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5年，他的遗孀李淑贤将他的骨灰葬于北京西南120千米的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溥仪墓在清西陵附近。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的称呼都是宣统帝或者清废帝、末代皇帝、逊帝等，因为他没有庙号和谥号，他去世时是平民身份，所以没有谥号。但爱新觉罗家族在台湾的后裔于1967年给溥仪上了庙号“宪宗”和谥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襄皇帝”。但溥仪所谓的谥号，庙号并不算是正式的谥号、庙号，这个庙号和谥号是家族内定的，未获国民认可。

民国六年（1917年）5月，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带3000辫子军入京。6月30夜，张勋等潜入故宫，与陈宝琛等会议，将复辟事告知前清宗室。7月1日凌晨，张勋率康有为、王士珍等50余人进入宫中。溥仪将当天改为宣统九年。溥仪连发九道上谕封官授爵：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七位内阁议政大臣，他们是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授各部尚书：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王士珍为参谋部大臣、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授赵尔巽等为顾问大臣；授原各省督军为总督、巡抚；授张勋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仍留北京；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等。7月2日，授瞿鸿等为大学士，补授沈曾植为学部尚书、萨镇冰为海军部尚书、劳乃宣为法部尚书、李盛铎为农工商部尚书、詹天佑为邮传部尚书、贡桑诺尔布为理藩部尚书。要求全国“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当天，北京街上出现大门挂龙旗的现象。

7月12日，段祺瑞率领的“讨逆军”进入北京，张勋的军队兵寡失败。张勋逃到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内。溥仪的师傅和父亲替他拟好批准张勋辞职的谕旨和退位诏书。

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成立伪满洲国，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两年间溥仪在伪满洲国执政。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1日，在日方导演下，溥仪“藉口全东北官绅士民各团体拥护之热诚”，第三次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康德”是康熙和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的缩称，意在纪念，并寄托了祗承清朝基业之愿。溥仪兼任伪“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率日本200多名官员出席仪式，并与出任“满洲帝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换文，表示当场予以承认。伪满洲国成立后，根据事先的安排，溥仪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使得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

关东军为了对外保持“满洲国”的“国家”样子，在“形式”和“礼仪”上也较为注意维护溥仪的“皇帝”尊严。安排溥仪外出巡幸。伪满14年间，溥仪曾到过奉天、吉林、哈尔滨、大连、旅顺、鞍山、本溪湖、安东、间岛、牡丹江、齐齐哈尔、佳木斯、锦州、阜新、葫芦岛、札兰屯、王爷庙、海拉尔等地。让溥仪以“满洲国”大元帅的身份参加“大典观兵”和“大典观舰”等军事检阅活动。但“满洲国”的一切行政大事，溥仪既没有决定权，也没有否决权。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已经就任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乘坐比睿号战列舰访问日本。作为合作的标本，日方为这次访问下了不少工夫，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挥舞小旗欢迎的日本民众，表现“日满和谐”的姿态来。

对于这次访问，日本做了周密安排，组成了以枢密院顾问林权助男爵为首的14人接待委员会，军部派出比睿号战舰和多艘护航舰来大连迎接。溥仪登上日本战舰，检阅了日本“球摩”第12、15驱逐舰队。溥仪一行到达日本横滨后，乘火车前往东京，日本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随后溥仪由秩父宫陪同，乘宫廷仪装马车，来到天皇裕仁当皇太子时居住在赤坂离宫下榻。在日期间，溥仪先后检阅了日军近卫师团、羽志野骑兵第二联队及战车第二联队，并到日陆军第一卫医院慰问了日本伤兵。

溥仪读书极不用功，除经常生病不上学外，还不时让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他读书的兴趣远不如对毓庆官外那棵大桧柏树的勃勃兴致。溥仪常常蹲在那儿看蚂蚁，一蹲半天，玩得把吃饭都忘掉。后来又被蛐蛐、蚯蚓所吸引，叫人搬来大批古瓷盆缸喂养这些昆虫。老师们对于这个学生无可奈何，只好采用权宜办法，每天早晨起来后，由总管太监张谦和站在卧室外，把昨天的课文大声诵读几遍给溥仪听；在溥仪到太后面前请安时，则以“见面礼”，让他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促使他记忆。这样，学了几年，当然背不出几篇文章。满文学得更糟，连字母都没学会，随着师傅伊克坦的去世而彻底了结了这门功课。

老师们为促进溥仪学习，想了个伴读的办法。伴读的学生每月可以拿80两银子的酬赏，另外还赏“紫禁城骑马”，即从东华门、西华门进宫以后还可以在宫内骑一段路程再下马，这是朝廷对臣下的一种特殊恩典和荣誉。先是由贝子溥伦之子爱新觉罗·毓崇伴读汉文，后来又增加溥仪的弟弟、醇亲王次子溥杰伴读汉文。这时溥仪稍有长进，当着老师面能在书房里坐住凳子；老师对溥仪的过失也可以用训斥伴读生的办法加以规劝、训诫。

《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写道：“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

习惯上，紫禁城里面的人都称溥仪为“皇上”。按照清朝规定，内廷人员和内务府里面的人，是不能随便称呼皇上的名字的。有时候，他们也叫溥仪为“上头”。但是，大多数的太监、女眷还是习惯了称他叫“万岁爷”。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兵入京，溥仪第二次登基当皇帝，是为溥仪复辟或宣统复辟。这年为丁巳年，史称“丁巳复辟”。但是，历史教科书及论著文章称作“张勋复辟”，这很值得商榷。“复辟”二字：“复”，《史记·平原君列传》：“三去相，三复位。”其意思是恢复；“辟”，《尔雅·释诂》：“辟，君也。”其意思是君位。“复”与“辟”两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恢复君位或恢复帝位。这次宣统复辟，是由张勋统兵进京，扶持溥仪重新恢复皇位。张勋何许人也？张勋仅是一个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相当于省军区司令。许多书文称“张勋复辟”，其有何“辟”之可“复”？实际上是张勋兵变，溥仪复辟或宣统复辟，而不是张勋复辟。

1934年5月5日，溥仪首登《时代》周刊封面，对于溥仪毫无实权的傀儡之状给予了毫无遮掩的蔑视。在封面中，溥仪身着黄色皇家龙袍，手中持着代表着寓意吉祥如意的玉如意，颈上戴着代表长命的项圈，头上是多彩的宝石皇冠，还有他那在西方人眼中极具代表性的镜片，周围环绕着代表好运的七彩祥云及其散发的光芒。报道哀叹溥仪惨淡之命运，称溥仪的“登基”仪式，从皇冠、龙袍、乐队到礼节等规制之类还是按照清朝传统进行，确是实现了他的“儿童梦”。

1960年11月26日，他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在与同事们一起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事后他这样写道：

“1960年11月26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中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获得特赦后的溥仪共参加过三次选举，第三次是他刚刚做完肾切除手术出院不久。那一次，溥仪拖着病体在李淑贤的陪伴下，与街坊们一起听取了街道负责人对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介绍结束后，溥仪还抢着发言。令李淑贤惊讶的是，刚刚出院的溥仪，那次说话声音出奇的洪亮。几天后，溥仪和李淑贤在附近的南操场小学参加了投票。李淑贤记得，在排队等待投票时，溥仪始终带着一种庄严的神情。看他虚弱的样子，李淑贤曾想跟前后排队的老街坊们商量插一下队，但溥仪无论如何也不肯。直到把选票郑重地投到票箱内，他才在李淑贤的搀扶下回了家。普通人看似平常的选举权，溥仪却格外珍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于他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认可。

溥仪自述：“我曾经做了四次皇帝。第一次是三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十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这一幕在1945年结束。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4年对于溥仪而言是最快乐的一年。这一年，他的著作《我的前半生》几经删改终于付梓出版；他携妻子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建设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会上，溥仪做了发言，通过现存的发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今天，我能够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成员在这里发言，心情非常激动……有许多外国记者访问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在新中国存在，是个奇迹。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们迷惑不解。在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1962年，来自统战部、全国政协的同志，以及溥仪的家人、同事一百多人参加了溥仪的婚礼。溥仪身穿中山装，发表了长长的致辞。溥仪说，之所以选在这一天举行婚礼，是因为第二天是劳动人民的节日。

刚刚回京三个月，七叔载涛就给他介绍了位张小姐。这位小姐穿着入时，还热情地请溥仪跳舞、抽烟。但当溥仪知道她父亲以前是醇亲王府的仆人，曾深受皇恩时，两人的交往戛然而止。

婉容有位表妹人称王大姑娘，直到50岁还是单身。此时，她也对溥仪产生了兴趣，又是请他吃饭，又是约会，令溥仪不胜其烦。一位过去的随侍想“攀龙附凤”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也被溥仪拒绝了。他说：“他们要嫁的是那个‘皇帝’，不是我这个普通百姓。”

1962年1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日子里，不少人为我找对象。屈指算，已然说了七八个对象，还没有看好。等我说妥了对象，一定告诉你。同为文史专员的周振强拿着一张照片来到办公室，说是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托他给照片上的女子介绍个对象，照片上的女子正是李淑贤。看了照片溥仪很感兴趣，当他得知李淑贤还是名护士时，就更满意了。几天后，在周振强和沙曾熙的引荐下，溥仪和李淑贤见面了。

《我的前半生》记录了溥仪从登基到流亡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等过程，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本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是生命力旺盛的作品。问世43年以来，印刷21次，累计印数186.3万余册。作者把自己极其特殊、极其罕见的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真实而客观地写了出来，同时，也展示了神秘的宫廷生活，残酷的王室斗争，日本与伪满洲国的外交密谋，战犯改造的内幕，因此，传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审美教育作用。

曾祖父母

本生祖父母

嗣祖父

本生父母

嗣父母

郭布罗·婉容（1906年—1946年），达斡尔族旗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她17岁跟溥仪结婚，为皇后。父亲荣源为内务府大臣。起初夫妻关系尚好，溥仪在婉容与文绣中明显偏向婉容，生性多疑的溥仪曾表现对婉容的信任，后天津时期文绣出走后，溥仪迁怒婉容，婉容开始遭到溥仪冷落，染上鸦片烟瘾，伪满洲国时期婉容并不愿去东北，却被日本关东军强行带去，常年不堪忍受日本人暴行而发疯。日本投降后，婉容被中共游击队俘虏，最后释放。烟瘾发作，卒于中国吉林省延吉，葬地不明。经其弟郭布罗·润麒同意，于2006年10月23日招魂与溥仪合葬于河北省清西陵外的清献陵，谥号孝恪愍皇后。

额尔德特·文绣（1909年—1953年），蒙古族旗人。满洲鄂尔德特氏旗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她跟16岁的溥仪结婚。溥仪首选的第一位妃子是文绣，但是父亲逝世后端康太妃为首的四大太妃们，皆认为文绣家境贫寒、长相不好，让王公劝溥仪重选。文绣被册封为淑妃。民国二十年（1931年）废除离婚。

谭玉龄（1920年—1942年8月14日），满族贵族出身，原姓他他拉氏，辛亥革命以后，改姓谭。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溥仪对婉容不满并打入冷宫，为了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摆设和玩物，由亲属介绍当时正在北京中学读书的谭玉龄来到长春与溥仪结婚，住在缉熙楼楼下西侧。溥仪封她为祥贵人，当时溥仪32岁，谭玉龄17岁。谭玉龄入宫后与溥仪的关系很好，深受宠爱，溥仪经常叫侄媳等女客陪她散心。谭玉龄聪明能干，温顺贤惠，待人接物十分稳妥。但与溥仪过了5年如漆似胶的日子后，22岁的谭玉龄却一命呜呼。关于谭玉龄的死，至今还是个谜。2002年爱新觉罗家族后人为其上谥号，曰明贤皇贵妃。

李玉琴（1928年7月15日—2001年4月24日），祖籍山东的李玉琴生于长春市一户普通人家，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考入伪满新京南岭女子优级学校。1943年4月，李玉琴被选入伪满洲国的“皇宫”中，并被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封”为“福贵人”，这是溥仪的第四位妻子。1957年5月废除离婚，后再嫁。2001年，因肝硬化病故。

李淑贤（1925年—1997年），汉族（有对她的称呼为“孝睿愍皇后”，但并非实际认定的谥号，其本人并不认同，就这一基于新中国溥仪得到改造之后的婚姻来看，该称谓是对于李淑贤本人的不尊重）。1962年，作为护士的李淑贤与溥仪结婚。在这之前，李淑贤有过两次婚姻。溥仪那时很想再婚，于是，两人结成姻缘。两人婚后恩爱有加。

主词条：溥仪墓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30，溥仪离开人世，10月19日出殡，遗体于1967年10月19日火化。对于骨灰如何处理，周恩来总理当时作了明确指示：一是可由爱新觉罗家族决定；二是可由家属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其他墓地的任何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20日家属聚会进行了讨论，经家族一致商定，将溥仪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1980年5月29日下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溥仪、王耀武、廖耀湘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与会者400余人，由副主席刘澜涛主祭，会后将骨灰盒移入革命公墓，溥仪这位废帝可谓善终。会后根据中央指示，将溥仪的骨灰盒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1994年，旅居海外的张世义先生在易县崇陵西北兴建了一座华龙皇家陵园。为了提高陵园知名度，张世义经过不懈努力，劝动了李淑贤，将溥仪的骨灰迁葬西陵。

安放仪式于1995年1月26日举行，由李淑贤把骨灰盒捧至墓穴前，安放在铺着黄缎的灵台上。一个简单的仪式之后，陵园工作人员将骨灰盒放入水泥筑的“椁”内。面南背北，盖上“椁”盖，最后浇铸混凝土。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皇帝的骨灰就这样安葬了。

《清史稿·卷二十五·本纪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