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更新时间:2024-09-29 15:17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关于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论战,论战留下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再论问题与主义》等优秀文章。

事件经过

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仇视,也引起了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这期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J.杜威来中国讲学,大肆宣扬实用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胡适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适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革命者的批判。同年8月中旬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了严正的驳斥。以后胡适接连发表三论、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继续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胡适在他的文章中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否认社会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认为任何主义都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主观想象的产物;各种主义的对立和差别是由于提倡者的才能、家世和所受教育的经验不同而出现的。他把宣传主义同解决社会具体问题对立起来,提出要“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种种主义,以反对“空谈主义”为名,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谩骂宣传主义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他否认阶级斗争,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因此形成阶级对立,产生阶级斗争。他反对通过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主张只可以对一个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作一点一滴的改良。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能分开的。主义“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是解决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只有用理想的主义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共同行动,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此,我们的社会运动,既要研究实际问题,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能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他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都可以解决。要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开展阶级斗争,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他明确肯定马克思主义是最理想的主义,公开宣布自己赞成和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严正立场,号召广泛宣传它,介绍它,使之“昭布在人类社会”,并本着这一主义去进行实际运动,照俄国革命的榜样,解决中国的问题。

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被反动政府查封。但这场论战并没有因此停止。同年底胡适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继续宣扬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说什么“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接着李大钊于12月1日在《新潮》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20年1月又在《新青年》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和胡适针锋相对,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一步说明“一切的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认为思想、主义、哲学等等的变化取决于经济、物质的变化,揭示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表示了社会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的坚定信念。

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社团内部,如少年中国学会等,也展开了“问题与主义”论战,批判了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在遭到批判以后,就逐渐离开新文化统一战线,公开投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事件评价

“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发生的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问题的不同主张之间的一次理性探讨,争论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最初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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