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16 04:31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是西方传教士在清末中国创办的一份英文期刊，由美部会的传教士裨治文创办于1832年5月，主要发行地点是广州。 《中国丛报》在鸦片战争期间一度搬到澳门及香港，1845年再移回广州。除了创办者裨治文之外，1833年美部会另一位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开始在广州负责处理《中国丛报》的刊行事项。1847年之后，该刊的编撰即由卫三畏代裨治文负责。1851年12月停刊。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份英文月刊。它创办于1832年5月，停办于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中国丛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这份刊物的原本已经很难一见，稍微常见的是日本一家出版社（Maruzen Co., Ltd）于1941年出版的影印本。
1829年9月23日，裨治文接受美部会差遣，与“海员之友社”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一起，前往中国广州。在奥立芬的安排下，裨治文和雅裨理住在黄埔港的美国商行内，马礼逊帮助他们熟悉广州情况，很快，马礼逊就和他们成为密友。裨治文为了实现其传播基督教福音、了解中国的理想，决心“立意传道，方旷览诸俗，以验生平所学之是，兼以予所见所闻者，播之异土”。他认真研习中国文字和语言，对此马礼逊全力支持，除介绍自己的中文老师帮助裨治文学习中文外，还推荐他的助手梁发协助裨治文工作。
裨治文到广州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没有改变，虽然环境较马礼逊初来时有所改善，但外国人的活动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裨治文并没有因中国的禁教政策而放弃信念，他极力为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奔走。裨治文在广州努力传教，在马礼逊的倡议和鼎力支持下，裨治文和欧美来华传教士一道于1832年5月创办《中国丛报》，裨治文被推选担任该报主编，直至1847年迁居上海为止。
《中国丛报》第1、2卷每期各印刷400册，第3卷增加到800册，第4卷后增加到1000册。（注：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因为当时西方著名的刊物如《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和《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印刷量也只不过是3000册左右。）
《中国丛报》采取销售和赠送相结合的发行方式，读者对象主要是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西方人士。以1834年为例，《中国丛报》在中国的发行量是200册，美国160册，英国40册。但数字不能说明一切，因为《中国丛报》的赠送对象包括上述两家著名杂志在内的多家西方杂志，它们常常转载和引用《中国丛报》上的内容，使许多没有看到《中国丛报》的人也同样能够了解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情况。
《中国丛报》共发表各类文章共1378篇，其中涉及中国的文章占90%。作为主编的裨治文试图将有关中国的大量的信息传向西方，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在马可·波罗、利玛窦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和其他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传教士一样，裨治文在华30年，他认真学习汉文，潜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悉心研究。从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从统治阶级的法典到秘密社会的教规；从孔孟之道、儒家学术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下层社会流行的歇后语；从古典名著到民间传说，《中国丛报》都作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有助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起到了“开文学之路，除两地之坑堑”的作用。
《中国丛报》发行20年，发表有关中国地理与地区划分的文章63篇，关于中国政治和政府的文章81篇，论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文章33篇，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文章27篇，评介中国语言文学的文章93篇，介绍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文章60篇，介绍中国交通运输的文章26篇，中外关系类396篇，还有一些介绍中国自然气候、风土人情、宗教迷信等文章。所有这些约占整个文章的90%，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问题报道。作为《中国丛报》主要撰稿人，裨治文共撰写文章350余篇，卫三畏114篇，马礼逊91篇，马儒翰85篇，郭士立51篇，使《中国丛报》成为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向海外宣传中国的重要阵地。
《中国丛报》文章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介绍中国国情为主，另一种是时事报道与评论性文章。鸦片战争前，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情形不太熟悉的情况下，有关中国的报道不免有失实之处，如《广东记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说广州有座长5940尺、宽104尺的大桥；中国的山与山之间有成千上万的桥，中国南部某古城即有12000座桥。这种过分的夸张，在《中国丛报》上很少出现。裨治文等人的“办刊态度相当严谨，有一种学者的风度，在创刊词中即表明此种态度。他们对当时人的贡献是真实的报道，自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停刊的原因有多个，最重要的是经济困难，《中国丛报》的资金一方面来自于销售所得，另外则来自于商人的资助，特别是奥立芬的大力资助，1851 年奥立芬在回美国途中去世，使裨治文和卫三畏失去了坚强的经济后盾，成为《中国丛报》停刊的直接原因。《中国丛报》在前 10 年还可以依靠销售收入自给自足，但从 1844 年开始便逐年亏损，每年约 300-400 美元，最后一年（1851）只有 300 订户，实在难以为继。裨治文的离去也使卫三畏越来越感到独木难支，1851 年底，卫三畏决定停刊，给这份重要的刊物划上了句号。
《中国丛报》在推动基督教教化运动的同时，对传播汉学起到了独有的连带作用。
裨治文作为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和研究汉学的专家，一方面，他所创办的《中国丛报》为国外汉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裨治文毕竟代表着美国人的价值观，从他后来代表美国参与中美《望厦条约》谈判可以看出，研究中国、了解中国实际上是为裨治文维护美国在华利益服务的。
随着《中国丛报》介绍中国、研究中国的不断深入，美国传教士的汉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1842年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成立，它是美国历史最久的东方学研究组织。作为学术机构，学会主要由一些传教士和政府官员组成。就汉学研究来讲，学会成员有裨治文、顾盛(Caleb Gushing)等人。虽然东方学的“东方”涵盖范围很广，但学会中不少学者(主要指来华传教士)已掌握了中国的语言文字，这对于推动早期美国汉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丛报》是西方第一份主要以中国为报道、研究对象的刊物，它的出版无疑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下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来说尤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