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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词

题词

张道藩近影

潘公匪伉俪近影

虞文近影

编审委且会全体委员名录

支持团体名录

序文

卷首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英文）园外版专用

附分目索引：国外版专用

目录

卷首

目录

史料

卷首

九龙

万国美术专科学院．

上海

平远山房

小蓬莱

萍花社书画会

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

文明雅集

豫园书画善会

宛米山厉书画会

上海书画研究会

青漪馆书画会

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文美会

东方画会

天马会

私立上海艺术大学

晨光美术会

停云书画会

青年书画社

红书画社

白鹅绘画补习学校

盛泽红梨金石书画会

素月画社

立达学园美术科

中国摄影学会

海上书画丰口会

上海巽社

私立中华艺术大学

艺观学会

古权今雨社金石书画社

私立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艺苑

白马画社

组美艺社

中国画会

黑白影社

蜜蜂画社

长虹画社

私立上海艺术专科学校

曾李同门会

百川书画会

中国女子书画会

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

中华艺术教育社

默社

美社

苏州美专沪校

小留青馆书画社

涛社

清邃艺社

随胎仙馆同学会

中华文蓉书画举院

上海市书人人协会

上海美术会

行余书画社

上海市摄影记者协会

上海美术茶会

上海市美术馆筹筛处

丹阳

私立江苏正则艺术专科学校：

天津

绿渠昼会

龙门昼社

北平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中国画举研究会

湖社

中国美术学院

文艺学会

私立北平艺术职业学校

私立京华艺术学校

雪庐画社

翰忧雅集

西安

国立西北大学西北文物研究室

咸都

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吴江

盛泽红梨金石书画会：

桐华艺术社

吴舆

双林石湖书画社

杭州

西泠印社

杭州西泠书画社

艺海同鸣会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苑社

小留青馆书画社

南京

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呆

中华全国美术会

江宁师范美术师范科

柳州

柳州罗池艺苑

重庆

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

国立重度师校美术师范科

香港

香港万囡函授美术专科学院：

杏港女子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协会

桂林

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晋江

泉州公立溪亭艺专师范学校

温陵金石书画会

一月漫画社

晋江美术会

常熟

虞西书画社

汉口

私立武昌专专科学校

华宇画社

嘉兴

……

作品

国画

其他

解读我国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成书过程

于蓝

在1948年10月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以下称《年鉴》）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由于该部《年鉴》以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为立足点，记录了近代美术家传略1454篇、美术作品730幅、论著51篇，以及全国各地的美术社团史料116篇和师承纪略26篇等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为近年来美术史研究工作者所关注。

当笔者第一次见到该部《年鉴》时，不以为然。认为这仅仅是一部类似于今天美术家词典之类的工具书，而且编辑于战乱年代，其中鱼目混珠者居多，不及细看。后来，一在《新民晚报》上见到署名黄可的文章对它所作评价较高，称其“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美术学科的年鉴，……内容相当丰富，委实弥足珍贵。”二在拍卖市场上，上海嘉泰2006年秋季、上海国拍2008年春季，该《年鉴》均拍到一万二千元之巨。三在当今众多的美术家介绍中，都以入编该《年鉴》为荣，可见《年鉴》所收录的艺术家决非等闲之辈，更觉得这部出版于60年前的《年鉴》，决不是一部一般的工具书。年前，要阅读这部巨著，很难找到原著；在上海图书馆近代图书阅览室，有该书的照相光盘可供读者浏览，但毕竟是照相光盘，阅读起来十二万分的吃力；现在好了，该书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出版。一册在手，可以细细地在字里行间，寻找老一辈艺术家当年的风韵，品味他们多姿多彩的作品。解读当年编写《年鉴》的情景。

说实在的，不读不知道，越读越觉得当年编辑这部《年鉴》的前辈们的不容易。如此壮观的，将近70万字（连图片版面超过100万字）的一部《年鉴》，仅用了15个月，而且这15个月还包括排版印刷。按照笔者的经验，60年前，在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U盘，没有打印，全部要靠一支笔一张纸手工誊写，铅字排版，照相拼贴来完成这部《年鉴》的编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别的不说，单以美术家姓名排序为例。现在有了电脑，你只要在Word或Excel中创建一个文本，将全部姓名随意输入，无论多寡，在零点几秒的时间里即可完成，而且毋须校对。而在当时手工操作的情况下，就复杂得多了。先要为每一姓名做一张卡片（有时还不止一张），标明姓氏笔画几笔，起笔笔画，名字笔画几笔，起笔笔画，以及分类等等排序所需要的内容，随后按序分别存放。每产生一张新卡片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插入。末了再用稿纸按照笔画序抄录，校对后，交印刷厂排版。印刷厂排版后，先印成小样，校对无误后方能付印。1454个人名的目录及索引，前期工作不算，光是交印刷厂排版到校对无误，一个或两个来回，在时间上，没有八天十天是做不了的。所以，洋洋七十万字，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完工，决非易事。

为此，笔者出于好奇，希望能还原当时编写该书的情景。于是，对该《年鉴》的13篇《序》、主编王扆昌的《编后记》、编辑蒋孝游的《编辑感言》，以及编审委员会诸委员和编辑团队组成人员的基本资料（传略）、部分美术社团史料、师承纪略进行了一番探索。

一、《年鉴》编写起因猜测

“三十六年七月，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倡议编辑美术年鉴，推扆昌主其事，自维诩陋，恐难肩此重责，廼承朋辈及诸前辈相鼓励，遂不辞艰困，毅然为之。”这是主编王扆昌在《编后记》中的自述，但没有言明是谁首先提出编写《年鉴》的，当然从“推扆昌主其事”，可以肯定他当时在场，是倡议者之一或者是积极响应者之一。笔者又在张延章的序文中见到这样的文字“而艺术本诸群经。此我张道藩先生，所以有上海美术茶会之集；虞文、王扆昌诸君子，所以有美术年鉴之辑者也。”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提出编写年鉴的主要人物是虞文和王扆昌，二是指《年鉴》之辑虞文是出版王扆昌是主编。然，查《年鉴》“虞文”和“上海美术茶会”条目发现，均未提及虞文与《年鉴》有关。

主编王扆昌在《编后记》中说得很明确，倡议编写《年鉴》的是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所为。那么，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是那些人呢？常任干事有王扆昌、史良猷、蒋孝游、王康乐、吴青霞、杨达邦、张中原；聘任干事有陈景烈、王柳影、胡倬云、胡旭光、陈在新、郑孝廉、姚乃震、石佩卿、陆元鼎、朱有方。其中既无虞文，也无张道藩。由此可见，《年鉴》的倡议应该尊重主编王扆昌在其《编后记》里的陈述：“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倡议编辑美术年鉴”。即1947年7月，上海美术茶会自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八次，参加人数从几十人猛增到800多人，不仅如此，而且在内容、形式上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茶会干事部诸子为此十分兴奋。某一天，他们在参加茶会的艺术家、社会人士陆续散去后，坐下来品茗聊天，对茶会的前景寄予无限希望，其间，偶尔有人提到：美术茶会何不将这段在上海美术史上的盛况，作为历史记录下来呢？于是想起了编写年鉴之事，于是乎得到了在座同道的积极响应。认为这不仅能总结一下卅六年上海美术界（当然也包括美术茶会）的盛况，“仅以记录卅六年度美术界之动态，用留纪念而已。”（王扆昌《编后记》句）也可以归纳一下近年来全国美术界的动态，于是“推扆昌主其事”。从一般常理推测，提出编写年鉴的极有可能就是主编本人,但其不便自吹自擂，于是将此事说成是集体的倡议。当然，这仅仅是猜测。

《年鉴》的编辑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编辑们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值得敬佩的。然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喜欢空口说白话，吹大牛，他们是说干就干的实干家。既然有胆识提出倡议，在他们的心中少说已经有了三四分的把握。

二、当年编写《年鉴》的组织人事基础

编辑团队组成：主编：王扆昌；校阅：姜丹书，陆丹林，俞剑华；编辑：蒋孝游、陈景烈、屠诗聘；助编：戚叔玉、陈在新；校对：郑孝廉、汪灏、王小摩、倪左黄、姚乃震。

⒈ 担任校阅的姜丹书，陆丹林，俞剑华年龄较大，但这三位在当年可称得上是美术界的前辈，在美术教育、鉴赏、评论及出版等方面均是行家里手。如姜丹书，63岁，历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及江浙两省师范中学艺术教师，所著颇丰；陆丹林，51岁，蜜蜂画刊、国画月刊等编辑，柏林中国画展征集委员，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编辑委员兼征集委员，苏联中国艺展常务委员；俞剑华，53岁，擅长国画、书法、西画、美术评论。屡在京沪各地举办画展，艺坛蜚声。所撰有《中国绘画史》、《国画研究》、《书法指南》、《历代画论大观》等书。报章杂志，短篇论文，不可胜计。历任大中学校教席。凭这三位前辈的阅历和社会交往，把持校阅，核查来稿，审定是否入编之关，问题是不大的，但仅此三人工作量相当可观。

⒉ 除上述三人年龄偏大外，其余参编人员的年龄都在40岁上下，平均为37.1岁。可见这支编辑团队具备精力充沛、能征善战的要素。

⒊ 绝大多数成员与上海画人协会、美术茶会有关。王扆昌：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长（发起人），上海美术茶会总干事（发起人）；蒋孝游：上海市画人协会常务理事（发起人），美术茶会干事并兼主任秘书（发起人）；戚叔玉：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陈在新：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美术茶会干事兼外事组长；郑孝廉：上海市画人协会干事；汪灏：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姚乃震：上海市画人协会秘书，美术茶会干事。王小摩、倪左黄等人均为上海市画人协会和美术茶会成员。由此，亦可以推测推选王扆昌为主编，事出当时其位居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长和上海美术茶会总干事两职。

⒋ 王扆昌、蒋孝游、郑孝廉、汪灏师出同门，均为鹿胎仙馆郑午昌的学生。

⒌ 王扆昌、陆丹林、蒋孝游、屠诗聘、郑孝廉等均有担任编辑、总编辑、主笔、主编之职的经历，出版过期刊、杂志、画册。其中屠诗聘在《年鉴》中无任何资料，通过网络搜索上海地方志——上海出版志——1943～1949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得知其是《年鉴》的出版社——中国图书杂志公司的主编。

6、王扆昌、蒋孝游、陈景烈等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美术家人事信息，为编写《年鉴》奠定了组织人事基础。如上海市画人协会，至1947年底，有会员452人；上海美术茶会，至1947年，共计上海地区会员1782人，各地会员150余人。同时，这两个组织共同有陈景烈掌管组织人事工作。

既有了勇气，又有了基础，于是就大着胆子向前迈进。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硬是一座虎山……

三、该《年鉴》编写的艰难程度

1、“吾国出版年鉴，尚属创举。编印之始，无蓝本宿稿，可资参考。”（王扆昌《编后记》句）其实，在他们之前是有人提出过编辑出版年鉴之事了。“大约在民国十八九年吧，老友黄宾虹先生接办神州国光社，曾有过编印美术年鉴的提议，我也义务的参与过编辑计划，但是因为编印不易，而神州国光社不久又变了质，黄先生也脱离了，于是这编印美术年鉴的计划，边昙花一现都没有现，就归于泡影了。二十年来，一直没有人提起这种事情，所以一直到现在，中国还连一本不像样的美术年鉴都没有，这是我们美术界的耻辱吗？不，简直是国家的耻辱！”（俞剑华序）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他们之前，是有人提出过编印美术年鉴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而且这事情一搁就是十七八年。这也很难怪罪某一个人，原因是“我国艺术界，过去对整个艺坛，甚少顾问”（颜文梁序），在那个年代的艺术家，圈子很小，只局限于同系同门同派，这是不争的事实。谁愿意而且敢于突破系统、门类、派别而为之呢？然而，美术茶会做了，王扆昌、蒋孝游他们做了。就像蒋锡颐先生在序中所说的那样：“要明知其难而不退缩，方能成功，否则对于难做的事情，永远没有人去做，岂不永远没有成功的一日了！然而毕竟知难而不动手的人多，冒险尝试的人少，因此，连一本编得不像样的年鉴也没有，……”

尽管编印之始，无蓝本宿稿，可资参考。但他们既有胆识提出编写《年鉴》，想必，一定是知道《年鉴》是怎么一回事的。所以，“本书编辑，殊无前例，规划未周，遗漏殊多。”（蒋孝游《编辑感言》句）可见编辑之初是有规划的，只不过是“未周”（谦逊之词）罢了。但从整本《年鉴》的编排布局可以看出，编辑们不愧为是当代的美术家，不仅在编目上动足脑筋，将繁杂门类编得一目了然，并请了当时的各个门类的著名人物严独鹤、庞元济、张乃燕、吴湖帆、马公愚、郑午昌、王福厂、颜文梁、张充仁、郎静山、姜丹书、陆丹林为序文、史料、师承纪略、美术家传略等题写卷首，更显现出编者的独具匠心和考虑之周详，同时也体现了该书得到当时艺术界权威认可的程度。

2、“其间受经济影响，将陷于停顿者再三。”（王扆昌《编后记》句）1947～1948年之间，解放大军直逼江南，上海的经济处于“物价飞腾，一日数惊，” （王扆昌《编后记》句）濒临崩溃的状态，编辑这样一部巨著在经济上受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政府一向是忙于救国，忙于治安，对于艺术，好在不是当务之急，同时又好像与福利无关，向来听其自然，可有可无。社会上大多数人沉湎于货利，对于精神问题，他们另有见解，一般人目光中的艺术，不过是一种点缀品，甚至是奢侈品。负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美术的命运，几乎令人不堪设想。”（蒋锡颐序）从这段文字印证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及一般民众对于艺术，对于年鉴出版的态度；政府忙于内战，忙于镇压工人运动，忙于消灭上海的地下党活动，而市民们则忙于为一日三餐奔波。然而“我国美术家无不自力更生、埋头苦干的。政府从来不帮助美术家，美术家亦从来不仰求政府。每从冷落清苦的环境，自求灵妙愉快的安慰，不尤单瓢陋巷，不嫌轻视冷笑，而兢兢于美术之研习。偶逢水旱兵火，需要救济，则无不尽心力以赴；而于发扬文化，为国争光，尤肯群运群力，惟恐或后，并不期有所报酬。”（郑午昌序）郑午昌先生也在序文中因政府的不支持为编辑们抱不平。

然后，编辑诸子在无奈之时，他们自有自己的对策，可以说这样的对策是被政府逼出来的，在一开始并没有这种打算。编辑们“于发扬文化，为国争光，尤肯群运群力，惟恐或后，并不期有所报酬。”（郑午昌序）齐心协力，靠众同仁的物资捐助和经济援助度过难关。在主编先生的《编后记》中，有四份名单，可以想见当时克服种种困难的情景。第一份是“协助校编者，尤推陆丹林，姜丹书，俞剑华三氏审订最劳，编校同人中，以蒋孝游同学兄所耗精力独多”；第二份是“协助事务者，推陈景烈，石佩卿，王柳影诸兄奔走最力”；第三份是“捐助物资者，为马公愚，汪声远，陈巨来，张大壮，吴野洲，陆元鼎，张溪堂，江寒汀，朱积诚，张公威，姜丹书，吴青霞，俞剑华，戚叔玉，商笙伯诸氏，尤以郑午昌夫子最多”；第四份是“援助经济者：为丁健行，陆元鼎，沈谦、沈雁，戚叔玉，厉国香，朱沛甘，陈怀卿，唐旭升，姚永年，丁庆龄，陈景烈，姚乃震，汪仰真，蒋趾奇诸氏，而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陈在新兄张罗最勤。”这四份名单有点象今天做成某一项巨大工程后，所开列的表彰名单。从这四份名单中，我注意到：他将物资捐助和经济援助明显地分列成两份。而马公愚，汪声远，陈巨来，张大壮，吴野洲，陆元鼎，江寒汀，郑午昌等是属于物资捐助者。试想，当年赫赫有名的书画大家，他们能捐助的物资会是什么呢？不会是从家里拿些纸张笔墨来吧？推想起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藏品，二是自己的作品，但是前者的可能性较少，一般说来是自己的作品。编辑诸子将这些作品放在某一个画廊或者是美术茶会中变卖，多少也能救救急（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价格不一定能卖得很高）。其中郑午昌夫子最多，那是肯定的，自己学生们所创导的事业，在危急关头，老师是不能不管的，在他的序中也印证了这一点。至于经济援助，那肯定是钱财了，“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可见丁氏出得最多。从丁氏在《年鉴》中的传略看，他是一个商人，“壮岁即著书行世，於诗文书画，无所不窥。经商余暇，偶作小品，清新婉妙，人争宝之。” 在经商之余能从事艺事者，且所作清新婉妙，并非等闲之辈，在生意场上是过得去的人物。同时，用现代的语言说，他是一个美术发烧友，到了诗文书画，无所不窥的地步。想必，与编辑中的某些人或者绝大部分人是知交，所以，在朋友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慷慨解囊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本年的美术年鉴，由于主持人的‘破釜沉舟’居然成此空前的巨著，可以说是出乎意料之外。”（俞剑华序）主持人已经到了破釜沉舟的地步，可见经济上的束缚到了何等程度。

3、《年鉴》编辑的工作环境十分简陋。“梅苞腊雪的残冬，转瞬已是春满江南，草长莺飞，又快临到蚕眠豆熟的黄梅时节，参加年鉴编纂的朋友们，已经孜孜不倦的工作了半个年头以上了。我相信他们在这半年之中，局处陕西北路的一间斗室，白天的写字台就是夜间的卧榻，虽然早已忘记了窗外的阴晴寒燠，花开花落；就看编辑室内，从各方搜集来的美术文字和图片，非但琳琅满目，而且光辉灿烂。——也就可以了解编者的辛苦了。”（王进珊序）可想而知，当时编辑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到种种压力，就是工作环境也是十分艰苦的，一间斗室，几个人挤在一起，日以继夜地工作着。难怪他们的老师郑午昌十分心痛他的学生，于是有“於政治倥偬，军事倥偬，经济崩溃，民生艰困之时，而竟有美术年鉴之编印，闻者无不又惊又喜。”之感叹。

四、该《年鉴》编写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尴尬和无奈

1、“初意小作尝试，仅以记录卅六年度美术界之动态，用留纪念而已。” 编辑之初，原以三十六年之美术界动态为限，应该是他们所设定的框架。所以，。但始料不及的是，一经征稿，四方响应，纷纷报以文稿，赐贶图片。似雪花般地从全国各地飞来的文稿画片，美不胜收，洋洋洒洒。虽然，以时期言，则上溯同光，下迄最近。以地域言，则迩自沪杭，远逮边陲，琳琅满目，使编辑诸子欣喜若狂，同时也让他们为难。如果增加版面，有限的预算将捉襟见肘；如不扩大收编范围，这些资料恐怕将被历史湮没，所以破釜沉舟，尽加搜罗。至于经济，只能先搁一搁再说了。此尴尬之一也。

2、“不易公允”之说。在蒋孝游的《编辑感言》，王进珊的序文中多处提到“不易公允”。这“不易公允”是谦逊之词，还是有所指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要出版涵盖全国美术动态的《年鉴》，能让你公允吗？如近在咫尺的张乐平先生没有入编，张乐平先生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于1947年（即民国卅六年），在《大公报》上连载，而且轰动上海滩，作为美术茶会诸子不会不知道。还有华君武先生等等；在美术社团史料方面应该有“延安鲁艺”。想来编辑诸君定有难言之隐，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你要将延安的共产党人的进步的人和组织列入年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许他们出于公允，曾将美术界的人、事、组织，不分阶别林林总总都归纳其中，但通不过张道藩、虞文的关卡，当然，因编辑时间匆促，而遗漏也不在少数。如：2008年2月2日《新民晚报》阅读专栏报道的“中国闺秀油画家关紫兰”也是一例。

3、“承编审委员会诸委员指示”之说。“本书承编审委员会诸委员指示编辑方法及搜集资料。”之句出现蒋孝游的《编辑感言》和王扆昌的《编后记》中。按理一部著作的编辑，在编审委员会制订了编辑计划后，主编乃是绝对的权威人士，有事应向主编请示才对。为什么连主编先生都有“承编审委员会诸委员指示”之说呢，难道在美术茶会“民主”之风是如此浓烈？在编辑的过程中，需要经常或者说不断地根据“编审委员会诸委员” 的指令来进行调整编辑方向。回过头来，我们去看列在《年鉴》最前面的“编审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录”，主任委员：潘公展、虞文；在委员中，除了王扆昌、蒋孝游、姜丹书、陆丹林、俞剑华、屠诗聘、陈景烈之外，其他编辑人员还排不上号，都是些在上海各界的权威人物，如王进珊、王福厂、汪亚尘、吴湖帆、李仲乾、李咏森、郎静山、孙雪泥、马公愚、陈巨来、陆元鼎、张大千、张充仁、许士琪、贺天健、郑午昌、蒋锡颐、刘海粟、庞左玉、严独鹤等等，然而，编审委员会却是在潘、虞二人的主持下工作着。从他们两人在《年鉴》美术家传略中的描述，没有一个人是与美术有关的，只是空占了个书法家的头衔，更不用说有作品选登。

这就告诉后来者一个事实，也是茶会诸编辑的高明之处。尽管政府没有拿出一个子儿来支持《年鉴》的出版，但在编辑上不仅插上一脚，而且严加控制。其他资料表明，潘公展当时对出版界盯得很紧，《年鉴》的编辑在当时也算是一件较大的出版物，国民党当局是不会让你自成一体的。所以，这恐怕是编者的无奈之处，即“不易公允”之处。为此，也不难想见，为什么《年鉴》的扉页上有张道藩、潘公展、虞文的近影，这三个人中，潘公展：《申报》董事长兼社长、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虞文：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道藩：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正由于他们的介入，《年鉴》便成了由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出版，然而，编辑们是不服气的，无奈之下，只能在《编后记》和《序》等处暗渡陈仓，发发牢骚，出出闷气。也正因为如此，原本编辑《年鉴》是上海美术茶会的事，一下子变成了由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出版，虞文发行了。

但《年鉴》编辑诸子是聪明的，这些蛛丝马迹，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暗示，让我们可以顺着这些痕迹探索编辑们当年的艰辛和无奈。

4、主编王扆昌条目的隐匿。在《年鉴》里如不仔细阅读王姓各条目，只是从索引中去寻找“王扆昌”，是不会有结果的。笔者最终在“王端” 条目中发现，“王端，国画家。字扆昌，一字之端，又字孝善，别署五士草堂主。浙江绍兴人，年四十，1908年10月27日生。擅长国画，书法，商业美术。从郑午昌、李健、王潜楼、钱云鹤诸前辈游。十四岁学汉隶，鸡鸣而起，临摹不辍。国画宗宋元，尤工画竹，兼擅商业美术。民十六，与西泠诸子，办中华艺术同盟，艺海同鸣会，於杭州，被推为执委。……并主持三十六年美术年鉴编务。现任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长，上海市美术会常务理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图案系教授，卿云出版社总编辑，人与物出版社总编辑，上海美术茶会总干事等职务。”可见，王端即王扆昌，是一位出道很早，在上海滩有一定影响力的美术家。为什么身为主编，又为美术界办了一件好事的他，不以“王扆昌”入《年鉴》，而用“王端”呢？是否这也是主编先生的一种尴尬呢？可惜，当今已为时过晚，无从考证其深层次的原因了。

五、《年鉴》的出版，在当时美术界及社会各界的影响。

1、颜文梁序：“上海美术茶会，成立迄今为时不过数月，近鉴于此工作之重要，爰有《美术年鉴》之编辑。我知是书一出，不特撷采广博，掇拾精详，为艺坛辟一新纪元，而我国多年来之美术运动，亦可藉此得有源流可稽，寖假而与欧美各国艺坛通声息，亦意中事也。”

2、王进珊序：“年鉴虽然不同于正史，却是断代史料的宝库，留待将来，也就成了宝贵的史籍。倘能每年一部继续不断的出版下去，一部完备的近代史料便逐渐累积起来，这便是年鉴出版事业，在文明国家特别发达的原因。所以当大家谈论到这部年鉴的编印，灯光辉映着熊熊的炉火，深深的体会到参加这部年鉴编纂工作的朋友们的动机，不在出版营利，各人心头却充满了贡献于美术事业的热忱与毅力，仿佛宗教信徒之向往于他们的经传宝典。可是年鉴编印的困难甚多：经营草创，难期完备，此其一；篇幅有限，门类众多，既虑繁杂，又恐遗漏，此其二；作家漫无统计，作品尤难搜求，审选抉择，不易公允，此其三；物价飞腾，纸张印刷，无法预算，经费难筹，此其四：这此都是筹编期间应有的顾虑，也是事实上的问题。……而在这种社会动荡，学术滞退，道德败坏的时期，皇皇巨制的美术年鉴不但弥补了美术界的遗憾，造成了我国近代出版的荣誉，做了学术年鉴，道德年鉴之类的先驱。所以就人类文化史料而言，也更有其不可抹煞的时代意义。”

3、蒋锡颐序：在眼下动荡不定的局势下，飞黄腾达的物价下，美术茶会毅然决然来办这件事，不仅使美术界感到莫大的兴奋，即全国文化界也不免投以惊奇的一瞥，经济与物质条件的束缚，明知这是一件不易讨好的工作，但是他们竟不顾一切的进行了，他们没有充分的经济预算，事实上也无法预算；没有充分的人力办事，凭少数人的埋头苦干，日以继夜的工作，日坐愁城，张罗款项，处斗室，编写稿件，也许有人讥笑他们是自讨苦吃，但他们所吃的苦，是有意义的。许多老前辈的鼓励，和各地美术家的响应，使他们增加不少勇气，虽然物质上的困难，日益增加，但是他们毕竟排除万难，完成了这艰巨的工作。我对于这本我国第一部出版的美术年鉴，同时想到他们一切困苦过程，真有“热泪盈眶”之感，编者要我作篇序文，就拉杂写点感想，祝贺编者的成功，并对编者的坚苦的精神，表示无限同情。

4、汪亚尘序：上海美术茶会，为胜利后最努力于美术活动者，今拟编辑三十六年美术年鉴，事属创举，困难必多，而茶会干事部诸子，竟不顾一切而为之，毅力殊堪钦佩，若吾人仅附庸于陈腐颓废之艺术，则美术家之本身永无进步，甚或陷社会更堕落于黑暗之境，故今日之治艺术者，应着眼于远者大者，不仅为个人艺术成功而已，年鉴之辑，所以纪以往而励来者，重要可知，茶会诸子，皆青年后起之秀，负此重任，即使未臻理想之完善，而贡献已大，余于是辑实寄予无限厚望焉。

5、俞剑华序：现在在兀臬不安的时局下，在飞黄腾达的物价下，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下，在印刷纸张制版种种困难的条件下，想不到美术茶会却有冲破藩篱，不顾一切的勇气，而来出版在中国破天荒的美术年鉴，这消息不但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惊奇！所以这本美术年鉴不管好不好，总不能不算是奇迹！

六、后记

1、在上海美术茶会诸子为《年鉴》出版而开的庆祝酒会的酒气尚未散尽，欣喜若狂的心情尚未冷却，正为出版海外版而摩拳擦掌的时候，“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已响彻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上海的解放给《年鉴》带来的厄运是谁也没有想到：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那些拥有这部《年鉴》的艺术家们，谁愿意没事找事，拿《年鉴》示人，虽说你是为了查找资料，以求证一个或两个学术疑问，但《年鉴》开篇，那三个上海滩上反动文人的近影，或许会使第二者第三者想起什么来，在不知不觉之际，让你得个莫须有的罪名。于是，原本就胆小怕事不愿引火烧身的艺术家们，或将其束之高阁沉入箱底，或毁其尊容废其影页，或付之一炬一了百了。到了“文革”时期，其状更加惨烈，该书更是在被破被除之列，要是谁家被抄出一部《年鉴》，那才叫是颠扑不破的反动罪证了，他的罪名至少可以批上三天三夜；所以，明白的，早已将它化为灰烬，免得生出些许是非来。至于，编辑们的遭遇，更应该“最是不堪回首处”。所以，这是更让众前辈乃至所有与该《年鉴》有关的善良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事。然后，它的存世稀缺和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恰又成就了当今那些拥有这本《年鉴》，又与艺术毫无关联的玩家，多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2、有的人会问，如果当时不急于出版，而将这许多资料保留下来，迎接上海的解放，再议出版之事，那一定更完备。我在这里要毫不客气地说，编年鉴不是编词典，更不是写小说，它有一定的时效性。如果真的是这样做了，那这本《年鉴》的出版也将是遥遥无期的。一方面，解放初期党的重点工作是恢复上海的经济，根本不可能来关注一本无伤大雅的《年鉴》。即使是顾问了，内容的审核必将从头开始，等到审定，那时该《年鉴》还是“民国三十六年”吗？更何况，随之而来的历次运动，完全有可能将它打入冷宫，甚至扔进废纸堆。

3、《年鉴》之编辑，是一群聪明能干、才气横溢、年届不惑的年轻人，他们懂得：为了《年鉴》的出版，拿生命作本钱与国民党当局去拼是不值得的，但张道藩、潘公展、虞文之流，硬是要坐在你的头上拉屎，你也只能来个“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指东打西的游击战术。在编辑期间，想必是受了不少委屈。主编先生在国民党反动文人的淫威之下，“打击之事，铸版，印刷，纸张，工作，以及人事种种困难，层出不穷，有加无已。”是可想而知的。要说“铸版，印刷，纸张”之类，这只是经济上的打击，尚可以通过努力加以克服，而“人事种种困难”（暗指来自当局的压力）才是最头痛的了。说不定在当时，主编先生有可能发过牢骚赌过气，甚至甩过主编的乌纱帽。然而，廼承朋辈及诸前辈相鼓励，遂不辞艰困，毅然为之。惨澹经营，阅时年余，始底於成。

感谢王扆昌、蒋孝游等美术界的前辈历尽千难万险，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在中国破天荒的美术年鉴。尽管，从今天的眼光去看，它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无论如何，要不是他们的努力，中国有美术年鉴至少要晚四十五年。因为直到1993年中国美术馆才谱写了它的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