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前后,华北地区冀南区交通邮政史料征集小组，在《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公文辑要》(1939—1940)中发现：1940年4月9日，冀南行政公署以“快邮代电”形式，通知各专署办事处主

任、县长，对发行邮票，实行有资寄递事宜作了具体安排，并附有计划发行的“冀南抗日邮政”邮票1分、5角、1元的设计图案。其1分票图案与《中国解放区邮票目录》编号为k.HB-6所载相同，而5角及1元票的设计图案为新发现。如5角票图案，为一军人骑马手拿望远镜向远处瞭望。据冀南行政主任公署1941年3月17日实字第54号通令称：“冀南各级抗日邮局已遵命于2月1日均已正式开幕，所有冀南党政军民之公文函件等，凡照章贴足邮票者，概予付邮。”由此可见，1941年2月1日起冀南全区已开始售邮。据原抗日邮政总局编印科长戎征士说：“邮票制作是请冀南行署秘书史岫海设计，图像(骑马)是杨秀峰同志(冀南行署主任)的画像”。随后《河北集邮》发表“冀南抗日邮政邮票的新发现”一文，并附3枚(1分、5角、1元)抗日邮票图样，同年11月，北京《集邮博览》第十一期予以转载。因为这套“冀南抗日邮票”是冀南区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其图案设计，具有强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时代感，它既是邮资凭证，又是抗日宣传品，特别是1分票有“抗战建国”、“团结进步”政治口号，这在解放区邮票上还是首创，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另据郝振芳“冀南抗日邮政邮票探究”一文(《优秀集邮学术论文集1981———1991》)所记：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于1940年5月26日编印的《公文辑要》一书末尾附有3种邮票底样，其中1分票主图为中国地图；5角票主图为山和一骑马军人手拿望远镜，该军人是行署主任杨秀峰；1元票主图为鸿雁传书和房屋树木。此票亦均印有“冀南抗日邮政”字样，没有刷色

内平信邮资变更沿革表(1936～1950)。 该目录首次将中国解放区邮票和新中国邮票解放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所发行邮票的历史背景、发行地点、发行日期、邮票种类、印刷版别等，主要面对日本和欧美各国发行，对于宣传和介绍中国解放区邮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全书分为9个部分：华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旅顺大连解放区、西北解放区、华东解放区、华中解放区、华南解放区、西南解放区、中国人民邮政(统一发行)；各部分中，又按：正票、纪念票、包裹邮票三类票种编列。书末收载了上海邮政管理局(华东)国内平信邮资变更沿革表(1936～1950)。 该目录首次将中国解放区邮票和新中国邮票统一集中编列在同一目录中；编辑方法中的重要特点，是于每一解放区之首，采用地图形式表示了该解放区所在的地理位置，简明、醒目，此一编辑方法为随后中国解放区邮票目录的编纂所借鉴(沿用)。 【附注】原书无编者署名，1964年被上海集邮家刘广实发现为黎震寰所编著。原书无字数、印数资料。

《中国邮票史》中记载，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1年由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成，地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江苏部分地区。1941年7月建立边区政府，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区。10月，建立晋冀鲁豫边区交通局，发行邮票多种。在中国邮票博物馆举行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发行的邮票、邮政文物展览，“冀南抗日邮政邮票”及邮票原图原稿多次参展。为此很多专家对“冀南抗日邮政邮票”进行研究，对1分、5分、1角三种面值邮票，基本予以肯定：面值1分（深红），图案为中国地图，地图右侧印有“抗战建国”，左侧印有“团结进步”字样；面值5分（黄橙），图案为手持旗子的群众，旗上印有“改善民主，实行民主”字样；面值1角（暗紫），图案为村庄景色。无齿孔，平版报纸印制，币制为冀南币。但由于日寇扫荡，恶劣的战争环境，致使1942年6月停止使用。

其实，此套“冀南区抗日邮政”邮票，很长时间未得到国内集邮界的认可，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战争时期邮票目录》未予收录。因为当时国内只发现七八枚1分票，未发现5分和1角票，尚不得而知,真伪难辨。直到日本集邮家水源明窗，向中国赠送了一套三枚的四方连；在1989年北京邮票展览时，曾有1分竖双连票参展；还有一位不愿留名的同志，向中国博物馆捐献了1个1分票的四方连方才确认其真票身份，并将其正式收入《中国解放区邮票目录》1998年修订版中，时间己过去了17年。存世的有3种低面值共438枚。但对5角、1元两种高面值邮票，争议较大，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存世邮票与档案记载为何有出入？档案记载的5角、1元票为何不见存世？全套邮票到底是存世的1分、5分、1角3种，还是包括档案中的5角、1元共5种？一直是集邮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

肯定发行说

研究和鉴定邮票的主要依据之-，应该是有关的邮政档案记载。然而解放区邮票中没有档案存世者极多，这与当时特有的战争环境有极大关系，并不奇怪。根据史料记载，1940年6月，当时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了抗日邮政总局。1941年2月，抗日邮政总局在南宫市召开全区各邮局正式营业和发行抗日邮票大会。当时共设有54个县局，计划发行《冀南抗日邮政邮票》18万元，但由于日寇扫荡，实际只销售出3万余元。

有人认为“冀南区抗日邮票”，既然是冀鲁豫边区冀南区发行的第一套邮票，按照邮政惯例，除1分票邮印刷品、5分票邮平信、1角票邮挂号信，还应该有邮寄包裹、汇款等高值邮票，按原发行计划总值18万元，有5角、1元高值票配合才符合实际情况，否则不容易完成发行计划。或者当时也将物价上涨的因素和将来邮政业务发展和增办包裹汇兑的需要一并考虑的。既然档案里有邮票图样，不应轻易否定，而应予以肯定。

据于占元《对冀南抗日邮票的探讨》（2008年8月15日中国集邮报）认为，出版的《中国解放区邮票目录》及《中国邮票史》，都记载只有1分、5分、1角的3种。但有的人说，还有5角和1元的两种。郝振芳在《冀南抗日邮政邮票探究》(1990年8月河北集邮)一文中也认为：“从1分、5分、1角3枚邮票图案设计为一组来分析，可以说是有机的组合，其政治色彩极浓，思想性较强。若从5角、1元两枚邮票底样图案看，就显得其思想政治性不太谐调。由此看来，极有可能将原设计的抗日邮票底样中5角、1元两枚，改为面值1分、1角的印制发行了。当然也不排除共发行过五种抗日邮票的可能性，不过发行五角、1元的可能性较小，或者说发行量少。”

从《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公文辑要》交通类中，查找到冀南区抗日邮票底样一份，共三种：1分、5角及l元。在任何人的回忆中都从未提到过后面两种，国内外的集邮家的邮集中也均未有收藏，是半个世纪以来，未有所闻的两种邮票。但是不等于这两种邮票并不存在，只是因为面值较大，使用范围有限，印刷数量又少，所以没有流传下来。甚至没有来得及发行使用，便毁于战火之中。

杜德玉《冀南抗日邮政邮票概况及辨析》一文中认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公文辑要》档案中的图稿及面值其实只是草案，在经过数月的征询意见后，最终确定为存世的3种邮票的图案及面值。由于原设计的5角、1元不具使用价值，所以改为实用的5分和1角。原5角票图案突出杨秀峰形象是很不恰当的，所以改为高举红旗的群众，而且很可能就是杨秀峰本人下令更改的；原1元票图案的鸿雁传书虽具邮政意义，但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更为迫切的是宣传团结抗战，故改为根据地村庄景色，也许在今天看来，其景色似乎没什么特别，但在当时却一定有其值得称道的特定内涵和象征意义。

任哮岗也著文：《一批冀南抗日邮政邮票》展露新姿（2008-03-24湖北集邮网）1940年4月9日，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命令各专办办事处组织筹备成立邮局，并附“冀南抗日邮票”底样3种。该套邮票面值为1分、5角、1元3种，石印，无齿，黑色，票幅21×22毫米。图案分别为“中华民国地图”、“骑兵图”和“村庄图”。实际上，这套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审定的高面值邮票最终未能发行。1941年1月，冀南行署派王耕接任抗日邮局局长。2月1日，在南宫召开全区各邮局正式营业和发行抗日邮票大会。冀南抗日邮票正式公开面世。这次发行的邮票对1940年的底样做了改动。5角票改为5分，颜色为黄色，图案为群众游行图，用于平信；1元改为1角，颜色为紫色，图案未改；用于挂号；1分改为红色，票幅为21×21毫米，图案未变,用于印刷品，均为无齿。

据1941年6月2日《冀南区交通总局工作报告》称：“冀南原计划在1941年售邮18万元，以解决经费困难问题，但只售邮3万余元，而被日寇抢劫丢失1万余元。”至今国内除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赠送的5分和1角邮票四方连外，尚未发现5分、1角的邮票实物，1分票也未发现旧票和实寄封。但此全套新邮票在日本却曾大批出现，而成为日寇侵华战争的无可辩驳的有力证据。

解放区邮票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年代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方寸之邮，记载着历史的光辉进程。研邮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虽然由于史料缺乏，“冀南区抗日邮票”中的“骑兵图”发行与否诸说不一，有关史实尚待进一步确认。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还会有新的发现。其实，不论“冀南区抗日邮票”中的“骑兵图”发行了，还是由于杨秀峰的不同意而改变，末发行“骑兵图”邮票，对于我们这些迁安同乡，都是一段非常值得回味的“特殊”插曲。这一份珍贵的邮政史档案引出来的故事，记录了杨秀峰高风亮节的不平凡事迹，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有其非凡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