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殷商要灭亡而周要兴盛时，微子这样的贤人都抱着祭祀的器具离开殷商。武王、周公是圣人，率领天下的贤士和诸侯前去进攻殷商，未曾听说有人批评过他们。独有伯夷、叔齐认为他们不该。殷商灭亡后，天下承认周为宗主国，伯夷、叔齐二人独认为吃周的粮食是羞耻的，即使饿死也不后悔。由此说来，他这样做难道是要博取甚么吗？是因为忠实地相信自己的道并且清楚知道自己罢了。

现今的所谓读书人，当有一人称誉他，自以为该得到更高的赞誉。有一人不满他，自以为别人的话未尽正确。他可以独自批评圣人而自以为是到如此的地步。圣人的行事是万世的标准啊。所以我认为，好像伯夷这样的人，是立身行事独特，穷尽天地，经历万世也不会回头的人啊。虽然这样，如果没有他们二人，乱臣贼子便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后来的世代了。

中唐时期，官场黑暗，不少人明哲保身，与世俯仰，作者对此十分不满，于是借《伯夷颂》歌颂我行我素，卓而不群的精神。

全文仅三百十余字，短小精悍，由三段组成。首段提出中心论点：对“士”的要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立身行事，决不人云亦云，是“士”对待外界环境总的态度；不顾别人的抨击、议论，是对外界反应采取独立的看法，乃“特立独行”的具体化；有坚定的信念又了解自己，是对内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独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赞叹伯夷“特立独行”，不为世俗所困。可分三层。第一层就“不顾人之是非”阐发、议论。全家人都指责他不对，仍能坚持不动摇的人，是很少的，“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却“力行不惑者”，则“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谓“不顾人之是非”之难。第紧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评价。伯夷，乃“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因此，日月没有他光明，泰山没有他高峻，天地没有他宏大。先颂后叙，以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山”的事例印证“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第三层，点出他们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原因在于“信道笃而自知明”。

第三段，联系现实，总结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精神对后世影响之大。“今世之所谓士者”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他就以为了不起；毁坏他，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并非打马虎眼，而是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特点明显，主要是：前呼后应，对比、递进。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独行”，篇末仍以“特立独行”结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后面则有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与之呼应。第三段写殷、周交替之际，殷纣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军前投诚，武王伐纣，未尝闻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齐“乃独以为不可”，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对比，以强调伯夷、叔齐“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对错，逐层推进，从而突出伯夷、叔齐的特立处。呼应、对比、层递的灵活使用，使得文章论点鲜明，论证有力。

唐顺之《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昌黎文钞》卷十：昌黎此文，分明从《孟子》中脱出来，人都不觉。

沈德潜《评注唐宋八家古文读本》卷一：夷齐何待称扬？颂夷齐，为千古臣道立坊也。用意全于掉尾见之。武王伐纣，所以救天下也；夷齐耻食周粟，所以存臣道也。二者并行不悖。乃王介甫驳夷齐无饿死事，谓与太公同有伐纣之心，是将使乱臣贼子，公然以伐暴为词，而贾充褚渊辈俱得借口矣。君子立言，何如此颠倒耶？

蔡世远《古文雅正》评论卷四：激昂峻拔，读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八：举世非之而不惑，此乃退之平生制行作文宗旨。此自况之文也。

文学家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唯《伯夷》一颂，大致与史公同工而异曲，史公传伯夷，患己之无渤传，故思及孔子表彰伯夷，伤知己之无人也。昌黎颂伯夷，信己之必传，故语及毫豪杰，不因毁誉而易操。曰“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鐾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见得伯夷不是凡人，敢为人之不能为，而名仍存于天壤。而己身自问，亦特立独行者，千秋之名，及身己定，特借伯夷以发挥耳。盖公不遇于贞元之朝，故有论而泄其愤。不知者谓为专指伯夷而言，夫伯夷之名孰 则弗知，宁待颂者！读昌黎文，当在于此等处着眼，方知古人之文，非死为而作也。

教育家钱基博《韩愈志》：《伯夷颂》，论体而颂意，其实乃补太史公《伯夷列传》后一篇赞巽耳。《原毁》以慨世道，为是非之公言之也；《伯夷颂》则以自况，为斯道之重言之也。《原毁》赋，而《伯夷颂》则比意；其文破空而来，寓提折于排宕，亦学《孟子》 以开苏氏，苏轼策论多仿之。

毛泽东 《别了，司徒雷登》：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晋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年间进士。任刑部侍郎时，曾因上疏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卒谥文，又有“韩文公”之称。

韩愈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任，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在文学上，韩愈反对骈文，倡导散文，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雄奇奔放又曲折变化，其诗常“以文为诗”，追求奇险。于山水旅游诗，则另创一派，扩大了创作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有《韩昌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