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1-04 02:37
“八·一三”全面抗战，上海民众率先展开各种工作，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某大学剧社台柱江玲玉，祖籍江西，因在上海读书，寄居姨母家。江玲玉想参加上海影剧界组织的演剧队赴内地工作，姨父母不同意。一直倾心于玲玉的表兄周家荣更是竭力劝阻。玲玉冲破阻挠，毅然随队踏上了征途。演剧队沿京沪线前行，一路上向民众宣传抗战。见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大学生和影剧明星能够不畏艰辛深入农村，民众们非常感动，纷纷响应参加抗战。演剧队到南京后即被政府收编，配合军队工作。徐州大会战时，演剧队陷入了敌人重围，情况万分危急。但演剧队员们毫无畏惧，坚持演出完毕才行撒退。不久，玲玉与同队青年音乐家高礼彬相爱。随着战事的发展，演剧队长途跋涉，辗转湘贵黔，最后到达重庆。这时，玲玉的表兄周家荣假公务之名，来重庆作投机生意，并以金钱为诱饵纠缠玲玉，被玲玉严词拒绝。
抗战胜利后，玲玉与礼彬成婚。而周家荣则摇身变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返回了上海。玲玉和礼彬复员后乘木船回到江西，却不料玲玉的父亲早已故去。玲玉和礼彬重新回到上海，因无处栖身只得仍暂时寄居在玲玉的姨母家。这时的周家荣靠“接收”发了横财，礼彬夫妇则一贫如洗，二人不愿受家荣讥讽毅然搬出周家，在老友夏光原的帮助下租了一间小阁楼住下来。不久，礼彬到一家中学做了教员；玲玉也在女友丽莲的介绍下到某报馆当了记者，生活虽然清苦却也快活。没过多久，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礼彬因常年劳累患了肺病，玲玉怀孕后也疾病缠身。周家荣以为有机可乘，又来引诱玲玉，见玲玉丝毫不为所动，才悻悻离去。一夜，大雨倾盆。玲玉自报馆回家，因体力不支昏倒街头。礼彬和前来探访的演剧队队友们一起四处寻找，后得知玲玉已被送进了医院，随即赶往医院探视。玲玉已经早产，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医生嘱咐需长期休养，不足月的婴儿更需营养。然而，礼彬凭着微薄的收入很难养活病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婴儿。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抗战胜利后，一些进步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从重庆返回上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正在上海，他提出：“要在上海建立一家电影制片机构，作为党的文艺阵地。”于是史东山、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一些电影界进步人士成立了联华影艺社（后改名昆仑影业公司），《八千里路云和月》便是其第一批拍摄的影片。
创作初衷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以抗战时期抗敌演剧队四、九两队的生活为蓝本。片中演剧队的经历，编导史东山也曾经历过。八年抗战胜利后，史东山发现虽然抗战的那些年中多少有些不堪回想的地方，但在抗战大前提之下还可以有所解释，然而，胜利以来短短数月中中国社会所呈现的种种黑暗现象让他感到无比悲伤。因此，他决定把善与恶罗列出来对照一下，提醒国人，希望罪恶的人悔过，受苦难的、同情苦难的人能振作起来纠正社会的病态，特别要穷根究底，去探索造成种种罪恶的根源并制服它。
创作原则
在该片的处理方法上，史东山要求全体剧组成员在创作中要注意，既不能自以为艺术不必为大多数人所理解而轻视观众，也不能无原则地迁就观众任何性质的趣味，而是要热诚地接近观众，并且要负责正确引导观众。
拍摄条件
由于时局混乱以及国民党当局对电影放映内容的严格控制，《八千里路云和月》拍摄的环境和所需物资、设备十分紧张，只有一架‘独眼龙’式的摄影机、几十盏灯和一个破旧不堪的录音机。摄影棚也是四面透风，用的电影胶片不仅是过期好几年的，而且还是三本五本地从商人手里买来的，摄制工作常常处于等米下锅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电影工作者们还是坚持完成了影片。
该片整体而言无可疵议，在两个半钟头的时间中，银幕上所表现出来的，都紧紧地把观众抓住，感之深是国片中仅见。编导史东山先生以极其朴素的手法处理，在艺术的里程碑上写下光荣的一页。（《中国电影》评）
该片最能打动观众的是主创者的信念，片中升腾着一种清正之气，看得出主创者对自己所表现的内容有着百分之百的把握，所表现的主题有百分之百的坚信，而这种把握和坚信是所有优秀影片必要的东西。该片吸引观众之处还在于它流畅的电影语言和精彩的人物塑造。虽然影片的思想意义稍嫌单一，然而它仍然没有忘记讲故事和塑造人物的基本规律。主人公虽然“高、大、全”，然而凭主人公的表演和丰富的细节仍让人觉得可信，反面人物也没有落入脸谱化。（《新京报》评）
该片犹如一首朴素的纪实风格的史诗，通过两个救亡演剧的演员的经历，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再现了抗战的历史和胜利后的现实。一方面讴歌了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为抗击日本侵略，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一方面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消极逃路，胜利则劫收发财、荒淫腐败的真实面目。该片突破了20世纪30年代电影惯于采用的戏剧式叙述方法，而大量运用纪实性的叙述方法，情节和人物仿佛就是生活素材本身，没有经过什么加工。白杨、陶金等人的表演也极其自然，使人感到非常真实、典型，具有生动的艺术概括力量。该片又不拘泥于纪实手法，编导常常让片中人物面对观众讲话，造成一种面向观众控诉的效果。因此，整体看来，该片既有明显的纪实风格，又富于表现性色彩，在抒情的叙事中蕴含着批判的激情。（《电影世界》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