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8 07:41
1921年10月,杂志由陕西旅京学生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刘含初等创办于北京。1922年10月,陕西旅京学生组织的共进社成立后,《共进》半月刊成为该社的机关刊物。《共进》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刊登了大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俄罗斯革命第六周年纪念》、《列宁周年纪念感言》、《列宁之死与中国青年》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马列主义在陕西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1926年10月,《共进》被奉系军阀以“赤化”罪名封闭,共出刊105期。
《共进》的宗旨仍然是“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地方色彩很浓。在这一点上,它是《秦钟》的继续。然而它已经基本上放弃了《秦钟》那种对待新旧文化的调和态度,对待军阀的妥协态度,以及避开政治孤立地寻求社会改造的改良主义幻想。
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有李子洲（笔名逸民）刘天章、逸公、田汉、于右任、寒士、赵国宾和杨钟健等。
《秦钟》停刊后,因陕西的形势更加恶化,部分旅京的陕西学生痛切地感到,不能对“土匪遍地,民贼肆虐,天灾流行,民不聊生”的陕西保持沉默。于是1921年,以在北大求学的旅京陕西青年为中心,组织了“共进半月刊社”,10月10日,出版了《共进》半月刊。1922年10月10日,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共进半月刊社”改为“共进社”,《共进》半月刊也就成为“共进社”的机关刊物。先为4开4版的小报型,后为16开本。从创刊到终刊共出105号。
辛亥革命后,陕西人民经过了好几个军阀的血腥统治,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但是在当时的部分陕人中,对于所有这些军阀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总希望陈树藩比陆建章好,阎相文比陈树藩好。《共进》一开始就不赞成这样简单地看问题。当直皖战争的结果迫使陈树藩下台以后,《共进》在第1号《换了以后怎么样》一文中指出:“告诉你们吧,活到现在还靠一个两个好人来治我们,我们过太平日子,是做梦啊!我们自己不起来干,慢说什么阎相文,便是威尔逊、华盛顿等等来作督军也没用。”但是,《共进》并没有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反对陕西的一切军阀,而只提出驱逐刘镇华的镇嵩军出陕。这一方面是由于自冯玉祥退出陕西后,刘镇华成了陕西最凶恶的军阀,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刘镇华身上;另方面,由于当时陕西大小军阀之间有很大的矛盾,提出“驱刘”的口号可以孤立他,并为“共进”的宣传减少阻力。因此《共进》的5— 8期连续刊登了“去刘篇”,从理论和事实两个方面来阐明“去刘”之必要。此后《共进》集中了全副精力从事于“驱刘”斗争,揭露刘镇华罪恶的文章几乎期期都有。这就引起了陕西军阀的疑惧,特别是刘镇华更是视《共进》为洪水猛兽,从北京寄往陕西的《共进》刊物常被刘镇华中途扣押,以致不能如期和陕西读者见面。
“二七”惨案以后,“共进社”更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封建军阀的残暴和专横,同时也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开始把反对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联系起来。“二七”惨案后不久,“共进社”在《共进》上发表了一个“宣言”,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应该解除的两大恶势力,是国际资本主义和军阀政治。但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实借军阀恶势力予以澎勃与作恶的莫大机会,所以认为要首先努力打倒军阀,因为打倒军阀是对内谋政治清明的惟一的第一步方法,而对于解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亦为釜底抽薪的办法。”《共进》第44号《打倒军阀的意义》一文中,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指出:“国际帝国主义者惟一的目的是:帮助你们一个比较反动的势力,供给你们军械和金钱,使你们国内混乱,工商业不得发达,经济上控制你们的咽喉,至于变为他们的真正殖民地为止。”文章认为,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伟大革命事业”,必须要“工人、农人、商人、教育界、实业界亲自武装起来,与军阀拼命,才可以有攫取成功的希望!”这表明“共进社”已经走上了崭新的道路。
1925年,“共进社”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唤醒一般民众使之奋起”、“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 等口号。这时的《共进》,几乎成了一个反帝反封建、讨论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政论性刊物,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它十分注意国内每一个政治事件,毫不妥协地向封建军阀开火。因此这时《共进》影响进一步扩大,销量多达四五千份,销售范围达到了日本和欧洲各国。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反动统治当局的敌视,1926年9月,《共进》终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封禁,理由是“大共(按指共产党)小共(按指“共进社”及其刊物),都是一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