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3-24 07:08
再保险条约：俾斯麦为孤立法国，讨好俄国，1887年 6月18日同俄国签订的一项密约。由于1879年德奥同盟已经保证奥国在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这一条约又保证俄国的中立，德国因而获得了双重保险，故名。该约规定，缔约国一方如与第三国（法国和奥匈帝国除外）交战时，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占优势的合法性。双方约定维持巴尔干半岛的现状并重申在1881年已经同意的原则，即俄、德共同对已经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的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不许外国军舰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
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Treaty）：德国宰相O.von俾斯麦为孤立法国，讨好俄国，1887年6月18日同俄国签订的一项密约。由于1879年德奥同盟已经保证奥国在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这一条约又保证俄国的中立，德国因而获得了双重保险，故名。该约规定，缔约国一方如与第三国（法国和奥匈帝国除外）交战时，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并尽力使战争局部化，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亚美尼亚占优势的合法性。双方约定维持巴尔干半岛的现状并重申在1881年已经同意的原则，即俄、德共同对土耳其苏丹施加压力，不许外国军舰进入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在附加的议定书里，俾斯麦同意在俄国采取行动保卫黑海入海口时，德国保证持善意的中立，并给俄国以道义的和外交的支持。这意味着，德国支持俄国占领海峡甚至君士坦丁堡。但是俾斯麦清楚，如果俄国有这种行动，英、奥必然反对。条约有效期为3年。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政府拒绝续订。
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的欧洲秩序论保加利亚危机期间的俾斯麦外交柏林会议后五年的时间里，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了一个包括俄国、奥匈、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复杂的同盟体系，欧洲的国际政治一时为俾斯麦同盟所左右，柏林成为欧洲外交舞台的中心。1885年爆发的保加利亚危机却使俾斯麦同盟濒临破灭的边缘，本文拟就危机期间欧洲各大国间展开的激烈外交角逐，探究19世纪晚期欧洲大国外交和国际环境的某些特点。
普法战争后，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崛起，完成了对欧洲国际政治环境革命性的改造，同时却造就了困扰世界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问题：德国的天然优势和其他欧洲国家不接受这一优势的矛盾。战败不仅使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剥夺了它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更大大恶化了它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样法国对德国来说就成为一个无法和解的国家。法国单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对付德国，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准备复仇，法国都需要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这就使得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而很难局部化，因此也就限定了德国外交的基本走向。在俾斯麦看来，孤立法国、维护欧洲现状与保障德国安全是一回事。
俾斯麦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为了孤立法国就必须保持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三个君主大国的保守联合，为此他还需要对俄奥关系发展施加影响，俄奥关系过于密切以致于撇开德国，或者为争夺巴尔干发生冲突都会损害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地位。在把俄德友谊视为德国外交基石的同时，他还不能得罪在近东、中亚与俄国尖锐对立的英国。
1875年－1878年的近东危机，反映了俾斯麦政策相对于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俄奥矛盾的激化，使俾斯麦难以长期回避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俾斯麦通过1879年的德奥同盟暂时找到了出路。同盟的真正归宿是1881年6月结成的俄奥德三皇同盟，这就使德国得以继续保持对俄奥关系的牵制及在两者之间的调停地位。
1885年9月，土属东鲁米利亚省发生革命，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素来以保加利亚保护者自居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能容忍经由不听命于他的亚历山大大公之手实现两地的统一，从而巩固大公在保加利亚国内的地位。俄国试图通过大国协调迫使保加利亚取消合并，但保加利亚统一的既成事实，已不可逆转。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面临空前失败，巴尔干酝酿着新的危机。
1887年6月18日，俄德在对中立条款涉及法奥遭缔约方进攻时情形均作了保留的条件下，签订新约，即《再保险条约》。在俾斯麦看来，条约虽然未能确保在法德冲突的情况下俄国无条件的中立，鉴于法德两国对于1871年以来现状的不同态度，法国需要的同盟，必须是进攻性的，《再保险条约》至少排除了这种可能。而法国若不能在事先争取到俄国的支持，也就不可能独自挑战德国。现状、和平、德国的安全都有了保障。通过《再保险条约》与先前的《德奥同盟条约》两相呼应，俾斯麦又重新确立了对德奥的双向抑制。俾斯麦借此向俄奥表明，德国将始终与被进攻方站在一起，共同对抗侵略。谁破坏欧洲和平，谁就是德国的敌人。但是，俾斯麦还必须正视另一个危险，俄国如果挑动奥匈率先发动进攻，德国将怎样应付？围绕《再保险条约》签订问题俄国内部的争斗，沙皇立场的动摇，条约签订后俄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对德国无休止的索求，使得俾斯麦对条约的价值大打折扣。他对沙皇和德俄友谊的信心，从此不可挽回地动摇了。
1887年7月，在违背沙皇意愿的情况下科堡的斐迪南被推选为保加利亚大公，俄国诉诸武力的可能增强。俄国报界充斥了对德国的谩骂。8月，戴鲁莱德借出席卡托科夫葬礼之机，再次访问俄国。俾斯麦对时局深感忧虑。俄国既已靠不住，德国必须另谋出路，以防万一。5月，法俄共同迫使苏丹放弃了英国特使沃尔夫与土耳其达成的，有关英国从埃及撤军的方案。法俄合作之势，引起了了英德的共同警觉。索尔兹伯里担心，如果奥匈因得不到援助而被迫同俄国妥协，就可能回到三皇同盟时期对英国极为不利的孤立被动局面。俾斯麦趁势将《德奥同盟条约》文本送交伦敦，并在11月22日致信索尔兹伯里。信中表示：“如果奥匈帝国之独立受到俄国侵略的威胁，或者英意遭到法国入侵的危险，德国始终有责任采取进入战线的政策。”在英国确认了德国对奥匈支援的程度后，1887年12月12日和1887年12月16日，英、奥、意三国互换照会，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基本上排除了俄国占领保加利亚，或挟持苏丹，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可能。俄国如果向奥匈挑衅，将遭到英奥意围攻。在这一背景之下，俄国开始退却。1888年1月俄国在德国的支持下要求土耳其政府宣布斐迪南当选为非法，遭到英奥意的联合抵制。1888年4月土耳其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俄国挽回了一部分面子，此后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再保险条约》和《地中海协定》造成了英奥意与法俄在近东和地中海地的相互牵制之势，同时又阻遏了法俄结合，保证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然而俾斯麦的体系却包含着极大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促成的对德国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因而他的外交归根结底仍只是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作为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将外交艺术发挥到了极至。现实政治促成了德国的统一和巩固，俾斯麦对现实政治的迷恋，却最终使统一后的德国自食其果。尽管随着德国的统一，俾斯麦由现状的破坏者转变成了现状的维护者，但形势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他鼓吹的君主团结原则已失去了维系力。对强权赤裸裸的追求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基本手段，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卡托科夫的攻击”就是对俾斯麦富有讽刺意味的回敬。在俾斯麦的时代，欧洲大国关系日趋僵化紧张。德国的统一，使中欧失去了历史上的缓冲作用，它不再能为大国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提供警戒和补偿的空间，以至于彻底改变了欧洲强权结构。均势外交所赖以运作的大国关系的松散性正在消失，标志便是1879年德奥同盟的缔结。事实上，德国已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俾斯麦的同盟，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本能反映，它反过来也巩固强化了这一趋势。大国关系紧张，是俾斯麦同盟成立的缘由，也是它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俾斯麦的外交风格，集中体现了自负与焦虑结合的心态。
为了阻止敌对力量的联合，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保持大国关系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盟国间如果关系紧张，他就鼓励合作，一旦它们和睦相处，他就撤回支持，并制造摩擦。然而，俾斯麦的策略也许会为德国争得盟国，却也往往使德国失去了朋友。
当时的德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现状的国家，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德国，不诚信的恶名，可能比好战更危险。欧洲国家对德国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国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麦的谋略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随着欧洲局势逐步紧张，一个充满敌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国际环境已初现端倪。与大国关系开始僵化紧张同步的是德国政策逐渐丧失平衡和弹性。1886年10月，俾斯麦在给儿子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奥一旦开战，不论谁是进攻方，德国都别无选择，只能站在奥匈一边投入战斗。24俾斯麦在台上时，尚可凭借自己高招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消其政策的消极后果，在他之后，便后继无人了。1890年俾斯麦去职，德国新当局放弃《再保险条约》，四年后法俄结盟，俾斯麦的欧洲秩序也随之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