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一点》是从丹麦著名的气候学家兼经济学家比约恩·隆伯格所著的一本同名小说以及他曾做过的一些演讲和报告文学那里获得的创作灵感，作为一名非常具有争议的作家，隆伯格还曾写过一本名叫《多疑的环境保护论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的著作……对于在纪录片的世界里得到了极大的赞誉的导演昂迪·蒂莫纳来说，她在挑选一些具备着不可预知的爆炸性的主题方面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诀窍，然后还能彻底地浸入到话题周围的故事环境当中，继而以一个知情的权威人士的有利位置，详细设计并编织出一个带点自我毁灭倾向的戏剧类的艺术品，比如说她之前的那两部都在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评委奖”的纪录片作品《Dig!》和《众目睽睽》（We Live in Public），就曾分别对焦过代表着摇滚乐中流砥柱的脾气暴躁的先锋人物和互联网才华横溢的企业家。也许正是鉴于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位勇敢无畏的纪录片从业者会将她的摄像机镜头对准了另外一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身上，很多人似乎更愿意称他为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显然，隆伯格正在等待的是一个与他的个人生活有关的大灾难。从这位来自于丹麦的畅销小说家身上，蒂莫纳看到的是一个追求实用主义的典范，他对气候的改变似乎有着极具争议的想法和观念，同时也掩饰了他那固执己见的想象力。

在这样一部于2010年的多伦多电影节上首次揭开神秘面纱的纪录片当中，昂迪·蒂莫纳简要地概括出了比约恩·隆伯格作为积极的绿色和平的倡导者和环境论学者的个人经历和身份，包括他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的一些作为和成就……后来，隆伯格因为在对焦全球变暖的辩论会上提出了惊世骇俗的观点，其中包括他对代表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s）的反驳。基本上而言，隆伯格的立场还是比较鲜明的，他指出，全球气温正在变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完全是人为的，但是，根据相关的数据表明，由此就推断出地球正在走向死亡的威胁，显然又是夸大其实的——虽然，我们人类为此做出了勇敢且善意的举措，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还有数十亿美元的投放，就为了减少碳排放，结果却没有得到任何可以察觉的气温或热量的改变。

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却在经历着其他像疟疾、爱滋和饮用水极度匮乏这种涉及范围非常大的重大危机，而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得到改善的。从某一层面出发，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比约恩·隆伯格正在逐条地驳斥阿尔·戈尔（Al Gore）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里所做出的陈述，而这正好也充分地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受到绝大多数的科学部门的斥责并被拒之门外——当然，隆伯格也是有支持者的，比如说著名的耶鲁大学教授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就是其中之一。昂迪·蒂莫纳的摄像机将会跟随着隆伯格的身影游走于各个不同的实验室，那里都是一些致力于“绿色转换”的科学领域的改革家，继而营造出一种让人心醉神迷的戏剧张力……不过，《冷静一点》并没有对足以支撑下去的未来提供太多有保障而且很权威的解决办法。

虽然是一名专注于纪录片领域的电影人，但昂迪·蒂莫纳的作品并不是靠着制造出强大的驱动力的话题来达到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目的的，而她似乎始终都对这种为某个人“辩护”的内容特别地感兴趣，也深刻地明白其吸引力所为何来，蒂莫纳表示：“事实上，我是通过拍摄一些坐牢的女人的生活，然后走上了电影这条路的……那个时候我还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我记得影片的名字叫《Voices from Inside Time》。后来，我又制作了另外一部记录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纪录片《野兽本性》（The Nature of the Beast），同样是在监狱里，那也成了我的第一部电影长片。一直以来，我都将电影看成是一个辅助思想、改变和教育的工具，但是我之所以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制作《Dig!》，是因为我发现人们对纪录片越来越兴趣缺缺，他们认为这类作品实在是太有教育意义了，自然也就缺乏值得观看的娱乐性——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觉得自己做出的惟一能够改变现状的尝试，就是让我的作品具有高度的娱乐气息，只有这样才能为这种电影类型重新创造出值得珍藏的意识形态。”

寻找缓解气候变暖的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昂迪·蒂莫纳看来，全球气候变化的话题，一直都是倍受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衍生出来的争执与矛盾，也成了人们争相关注的论题依据，蒂莫纳说：“从我个人的观点出发，我之所以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兴趣浓厚，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妈妈，我有一个5岁的儿子，我自然会感到万分地好奇，想要知道未来的地球对于他来说还适不适合生存？而让我更加地充满疑惑的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人就此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呢？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似乎就气候问题所召开的研讨会全部都是以失败收场的——这就是我在制作《冷静一点》之前所了解的一切，我不得不时刻地提醒我自己，我对目前的生态环境的恶劣程度是多么地失望和沮丧，于是这也就成了我想要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的原因之一……我希望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学到更多的相关知识。事实上，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因为我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也一直处在一种不确定的慌恐当中，想要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将这个异常猛烈又非常复杂的素材转变成某种很有娱乐性的视频集锦？”

也许，让昂迪·蒂莫纳接触一个她完全陌生的领域，继而完成一部完整的纪录片，本来就是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承认道：“我在确定制作这部影片之前，与比约恩·隆伯格好好地做了一番交流，可以说我对他进行的是长达5个小时的访问，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本来，我们预计的只是共进早餐而已，可是我却对他进行了无休止地盘问……隆伯格非常认真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也意识到他的知识竟然如此地渊博。随后，我开始检验这一切，好在就天气问题上，我可以找到很多能够给我提供答案的现成素材，这里面有太多可以用来参考的模型和范例了——但是，我之所以选择这样做，只是为了确定隆伯格不是某个危险的右翼分子罢了。”

对于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难以忽视的真相》中的阿尔·戈尔进行比较，昂迪·蒂莫纳也是颇感到无可奈何的，她解释道：“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所以我对自己被安排在了与《难以忽视的真相》对立的位置这件事上，还是非常地谨慎、小心的，我本来是想通过我们自身的意识和思潮来制作这部纪录片——我之所以不想谈论这些，是因为《冷静一点》并不是为了针对戈尔才存在的，我想说的是，他完成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我们对他都很敬佩。不过，这里有一点也是比较明确的，戈尔选择的都是一些最为糟糕的假设和前提，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注意力，可问题是，它们确实有可能发生，但从数据上来看，不发生的可能性却要更大一些……比约恩·隆伯格认为这才是我们的影片真正需要关注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显然，我和其他几位制片人都相信他是对的。”

如此看来，《冷静一点》确实是围绕着一个与之前的认知格格不入的切入点来展开话题的，昂迪·蒂莫纳说：“我相信人们肯定不愿意听到类似的阐述，比如说，‘我们不能切断矿石燃料的供给，直到再生能源不再需要那么大的花费为止。’听起来确实让人不太舒服，却是绝对的事实——要知道我根本就没办法驾驶着一辆马车去洛杉矶，我只能选择坐飞机回去。在减少碳排放这一方面，我们作为个体实在是太渺小了，根本就办法做出意义重大的转变，所以我们不得不给政客施压，继而让‘碳税’更加地完善。比约恩·隆伯格提出，每吨的碳排放应该收取7美元，才能抵销我们因此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看起来确实是比较公正和合理的，我们也能负担的起。基本上，这些税收可能会体现在我们的电费或煤气费的账单上，它既不会让某个行业暴富，也不会令某个人因此而破产，但是到了影片的最后，隆伯格却明确地提出，他做出了一个大概的预算，仅代表一部分，如果美国按照这个预算严格地执行的话，每年需要担负的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庞大数字，要以千亿来计算……最后，我让他给我做出了一个拥有着确切数字的列表，并一一给出了结果，因为我对他说，我希望这部纪录片里能够包含一些有着具体形态的评估和数据，只有这样，我们的观众对这个话题才能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虽然通常情况下，昂迪·蒂莫纳都是在一种非常独立的环境下完成工作的，但是她从没有怀疑过她的制片人，包括他们期望从她的作品中看到一些什么，蒂莫纳形容道：“从商业的角度出发，身为制片人当然希望一部影片能够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企盼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最大限度的乐趣和观影享受……其实我想说的是，不同的故事主题会吸引不同的观众群体，尤其是在时事话题和策略性的观点方面，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和倾向性，不过，这正好也是《冷静一点》最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我们努力完成的是同一部影片，我们就不得不拧成一股绳，然后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至少我们不能让就这个话题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延续到我们的作品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