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撰

卷二《令狐生冥梦录》中的主人公，性格刚直的读书人。他不信鬼神，仗义直言，因赋了一首指控冥府营私舞弊的诗而被阎王拘去。在阎王殿上威武不屈，攀折殿槛而不肯就刑，又当场写了一长篇“供词”，据理力争，终于折服了阎王。返回阳世之前，破例被允许参观地狱，目睹了那些误国之臣，贪淫之辈，奸佞之徒死后受酷刑的情景，从而，在张皇“鬼神变化”和“幽冥果报”的同时，完成了扬善惩恶的主题。

罗爱爱

卷三《爱卿传》中的女主人公。嘉兴名妓，色貌才艺独步一时，嫁同郡贵家赵氏子为妻。婚后丈夫离家远行谋取功名，她独撑家业。在年迈的婆母病重期间，她尝药煮粥求神礼佛，极尽孝道；婆母死后，又独自周到地经理了丧事。后逢战乱，有刘万户要逼她作妾，她坚决不从，自缢而死。局势安定之后，赵氏子归来，爱爱鬼魂与之相聚，沉痛地追叙了别后的景况与积怨，而后赴无锡托生。她的不幸遭遇，在当时的动乱年代是有典型意义的。忠孝节烈，贤淑淳朴，这是一个民间劳动妇女的典型。

夏渊

卷四《修文舍人传》中的主人公，江苏震泽的一介书生。博学多闻，著述极丰，却怀才不遇抑郁而死。死后到阴间受到重用，作了修文舍人。作品把冥间赏罚分明，唯贤是举的用人政策作为一种理想境界，与昏暗的世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在生前友人的帮助下，他的著作文章得以梓行传世，达到了立言的目的。

尽管《剪灯新话》曾因言情志怪、有悖道学而遭封禁，但其中实则蕴含根深蒂固的诸如善恶、忠义、人伦等儒家士人思想。神鬼报应之事，往往为游戏曲笔，其深层目的实是要宣扬正统道德。《金凤钗记》中的兴娘借其妹庆娘之身回转尘世，以求与兴哥再续前缘，其间言行举止大胆奔放，如投钗引诱、逼迫就范、怀璧私奔，这些泼辣逾矩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是封建礼制所严厉禁止的，而瞿佑毫不忌讳地对其进行描述，并使其合情合理，生动有趣，这隐隐显示出一种对封建礼制的破坏与反抗。然而，在小说最后，兴娘又深愧父母恩情，自责绝亲弃孝，要返还父母家中请罪，这又显露出对人伦孝道的遵从恪守。在打破礼制束缚后，却仍旧回归礼制道德。虽然从结构层面上看，这一回归是情节发展及揭示原委的需要，却也足以显示出瞿佑心中秉守的儒家教义。再者，这一回归也意味着终点，既是兴娘命途的终点，又是兴娘与兴哥世缘情爱的终点，其后又成为兴哥生命的终点。前后相较，兴哥与兴娘违逆礼教获得的是相互厮守的幸福，而重返礼教得到的却是尽皆消陨的悲剧，不难体会其中既幽微又深刻的讽刺。

瞿佑在小说中常常构建出一种奇诡的秩序：现实世界中的平衡秩序被打破，小说人物则在梦境或冥间中寻求新的平衡，而往往这些幻境又是对现实的影射，人物在最后又不得不返回人间现实。譬如《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滕穆知卫芳华为鬼魂，却无所畏惧，并勇于跨越人鬼之间的界线，与之交合，娶其为妻，还带卫芳华回乡居住，却对亲友隐瞒其真实身份，只说是“娶于杭郡之良家”。为何滕穆不直接告诉亲友卫芳华实为一鬼魂？瞿佑在此只一笔带过，仿佛“不言自明”，而其实深藏意味。世人对于鬼魂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鬼魂邪恶、恐怖、怨毒，人鬼遇合是天下之大不韪。世人不允许鬼魂来打乱和破坏人间的正常秩序，也不允许人对“人”背叛，而与“鬼”相亲。瞿佑在小说中将鬼魂刻画成贤孝佳妇，灭其恐怖之色，而突显其温柔聪慧、勤勉奉献之质，以求作为那种越轨举动的转移与修饰。在僵化的儒家社会环境中，这种热烈浪漫的爱情却要在欺瞒之中苟且偷生。瞿佑看似漫不经心的掩盖，实则暗含对那些循规蹈矩、刻板世俗者的讽刺。但同时，在这种漫不经心与刻意颂扬之间，也流露出瞿佑一种折衷的无奈，一方面出离于规则，显现出离经叛道的潜质，一方面却仍然无法脱离礼教规训，寻求与社会的和解。

瞿佑在设置小说情节时，总是将有缘人一步步引向两相聚合，后又一步步引向决绝分离；一步步将神鬼引向真实人间，模糊真实与虚幻的界线，一步步又刺破虚掩的真相，使神鬼回归幻境，由此呈现人鬼之间鲜明而深刻的隔阂。人，无论如何不顾世俗成见，由现实世界而沉溺于鬼神虚幻，最终都难以圆满。瞿佑借人鬼之间的悲欢离合，用这种生命的消亡、情爱的消逝、结局的悲苦，打破虚妄的幻象，揭示了人间世与虚幻境之间终究无法跨越与调和的处境。

在《剪灯新话》中，那些不适合掺杂诗词的故事，瞿佑并没有生搬硬套，《金凤钗记》这类比较通俗的故事，就没有刻意加入诗词的必要。可见作者对于这种形式的把握还是有一定分寸的。“诗笔”最深的一层含义是用诗的意境来写作小说。诗意是用凝练的语言，委婉含蓄的方式来抒发作者的情绪，使人体验到的不只是清晰可见的形象，还有朦胧的而邈远的“情感流”，留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弥补小说过于直观的缺点。《剪灯新话》中的小说，掺杂诗词的有很多，但是具有诗意的却不多，只有《鉴湖夜泛记》《渭塘奇遇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等篇描写的环境，诗意较浓。《鉴湖夜泛记》写处士成令言，“不求闻达，素爱会稽山水……常乘一叶小舟，不施篙橹，风帆浪楫，任其所之……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观下，金风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辉，水天一色，时闻菱歌莲唱，应答于洲渚之间。令言卧舟中，仰视天汉，如白练万丈，横亘于南北，纤云扫迹，一尘不起。乃扣击船舷，歌宋之问《明河》之篇，飘飘然有遗世独立，羽化登仙之意。”

《剪灯新话》还善于吸收话本小说的营养，比较通俗易懂，带有市民趣味，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往往自觉地进行道德说教。话本小说是一种民间说话艺术，是在勾栏瓦肆中讲给市民群众听的，所以语言明白易懂，符合市民趣味。即便是讲历史人物中的英雄人物，甚至帝王将相，其出身往往也被写得十分低微，甚至还被写成了市井无赖之徒，最后因某一次偶然机会飞黄腾达。这种安排能满足市民企盼荣华富贵的心理。爱情故事也写得质朴自然，切合平民百姓的实际爱情生活。话本小说十分具有市民趣味，适时加进一些笑料，来吸引市民听众，一些看似浅俗的话语和笑话，正是它们的“看点”。与唐传奇相同，宋元话本也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作者将情节极尽变化。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紧紧抓住听众的心理，使他们不至于产生听觉上的疲劳感。

“说话”这种叙事艺术，还讲究在娱乐中对听众进行说教，说书人无法摆脱传统伦理道德、儒教思想、佛教思想的影响，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些思想的宣传员。为了防止听众的厌烦情绪，这类说教内容不会太多，往往也不会跳出故事大发议论。这种道德说教，期望对民众达到一定的教化目的，具有积极意义，到了封建正统文人的手中，这种教化便更加自觉。瞿佑的《剪灯新话》也有道德说教的成分，但它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的传声筒，而是出于对混乱的社会生活的感悟，希望在小说世界中重建一种理想化的公平。

《剪灯新话》是文言小说发展史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剪灯新话》出现在元末明初，是古体小说向近体小说转变的重要时期，虽然它在文体上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传奇体，但并不是一味的模仿，而是适当地进行了改造和创新，体现出一种新风貌，足以新人耳目，使传奇小说体在沉寂一个多世纪以后，又得以复兴，传奇小说体又产生一批佳作，最终在清代出现《聊斋志异》。

《剪灯新话》的影响遍及四海。在瞿佑生前，人们四处奔走，多次刊印《剪灯新话》。因为书中所言“皆新奇希罕之事，人多喜传而乐道之，由是其说盛行于世”。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八年（1420），广西布政使李昌祺就仿照《剪灯新话》的体例，撰写了一部《剪灯余话》，为瞿佑张目。以后，社会上又陆续出现了仿作：《觅灯因话》《剪灯奇录》《挑灯集异》《剪灯纪训》《剪灯续录》等书。诚然，由于《剪灯新话》的内容“中于人心士习，祸且不可言”，也遭到了明英宗的查禁。但在民间，它却非常流行，甚至被编人启蒙读本而家喻户晓。研究者已经指出，《六十家小说》中的《风月相思》与《剪灯新话》相类，凌漾初创作的“两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从《剪灯新话》汲取《金凤钗记》《翠翠传》《三山福地志》的素材，而改编成脍炙人口的拟话本小说《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庵内看恶鬼善神，井口谈前因后果》。后世的不少杂剧、传奇更是从《剪灯新话》中获得了改编的素材。如杂剧《人鬼夫妻》、传奇《优坠钗记》（又名《一种情》）、《金凤钗》等，都是根据《剪灯新话》中的小说《金凤钗记》创作的。戏文《兰蕙联芳楼》乃据《剪灯新话》之小说《联芳楼记》创作，两者从题目到内容都很相似。而小说《渭塘奇遇记》则被改编成杂剧《渭塘梦》和《王文秀渭塘奇遇记》、传奇《异梦记》等，《翠翠传》则成为杂剧《金翠寒衣传》和传奇《领头书》，《绿衣人传》也被改编成传奇《红梅记》等等。

在国外，《剪灯新话》也影响巨大。尤其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国，都有它的大量读者和研究者。以韩国为例，早在15世纪中叶，《剪灯新话》就已传入并且很快风行社会。不久，即有金时习的仿作《金鳌新话》面世，成为韩国小说的滥觞。在日本，《剪灯新话》的流传更为广泛。尤其是德川幕府时期，《剪灯新话》的版本“镌刻尤多，俨如中学校之课本”。更为甚者，他们把书中的故事改编成电影，使其深入市井间里。至于越南，则在16世纪初就已传入《剪灯新话》，阮屿深受其影响，撰写了仿作《传奇漫录》。有关《剪灯新话》的研究，也在海外热烈地进行着，尤其是日、韩等地的学者，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

现代文学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初，有钱塘瞿佑字宗吉，有诗名，又作小说曰《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止，其风始衰。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三灯’的传奇体裁是沟通唐宋传奇与《聊斋志异》的桥梁，在小说发展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现代作家周楞伽：“这三种传奇小说（《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是上承唐宋传奇，下开《聊斋志异》的桥梁，在文学史上有它们一定的地位。”

《剪灯新话》是明代文人创作小说遭到朝廷禁毁的第一部。据顾炎武《日知录之馀》卷四“禁小说”记载：“《实录》：正统七年（1442）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瞿佑（1347——1433年），字宗吉，号存斋，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少有诗名，曾被当时诗坛领袖杨维桢，称赏为瞿家的“千里驹”。明太祖洪武年间出仕，历任仁和、临安、宜阳等县训导，后升任国王府右长史。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因诗获罪下狱。永乐十三年（1415）被遣送谪戍保安（今河北怀柔一带）。仁宗洪熙元年（1425），经英国公张辅奏请赦还，在英国公家主理家塾，三年后放归。宣德八年（1433）卒，享年八十七岁。瞿佑一生著述很多，只有《剪灯新话》《归田诗话》《咏物诗》等几种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