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06 17:14
《剪辑错了的故事》是茹志鹃创作的短篇小说，首发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二期，曾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大跃进”时期，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捷报四传，甘木公社也放出一颗亩产一万六千斤的“特大卫星”。事实上，这颗“卫星”是冒牌货，不是亩产，而是十亩产。如果国家按产征购，社员的口粮就要低到一天只有八大两的凄惨境地。共产党员老寿对“荣缴高产粮”的虚假行为表现了强烈的愤慨。他一会儿奔到公社，一会儿又直奔县委，要找甘书记说说百姓的难处。在战争年代，当甘书记还是“老甘”的时候，他是老寿的老战友。以老寿为首的穷乡亲们勒紧裤腰带，为老甘带领的人民军队送干粮、运柴草，而老甘也把乡亲们比作衣食父母，留下一半的粮食给百姓做口粮。然而，“大跃进”时期，“老甘”变为“甘书记”，他为了“放卫星”不惜损害群众的根本利益。面对甘书记砍掉梨园种麦的所谓“三天三夜改变面貌”的决定，老寿这个跟党从没二心的老贫农再也压抑不住激愤的感情，挺身而出，要为百姓鸣不平，坚决抵制错误领导。因为他从亲身实践中认识到，以前的革命为了“穷百姓”；如今，老甘下令砍乡亲们的梨园种麦子，革命已经掺了假，有点像变戏法，为的是变给上面看。甘书记撤了他的职，把他当绊脚下石一样踢掉了。老寿一下子变老了，整天坐在门前的枣树下，双眼蒙胧，似睡非睡呆着不动。在老寿的幻觉中，反侵略战争爆发，他不辞劳苦去寻找老甘，因为他与老甘是同患难的人，他信任老甘，希望老甘能带领群众斗争。可是，当他听到老甘熟悉的敲门声，开门一看进来的却是“甘书记”。尽管甘书记后有追兵，而且弹尽粮绝，但老寿再也不愿掩护他，不愿把粮食给他。老寿再也不信任这样的领导干部，因为“老甘”变成了“甘书记”，从与群众同命运、共患难的人，变成了向群众发号施令、践踏群众利益的官老爷。
1978年，沉寂多年的茹志鹃重新开始创作。在经历了十年内乱后，繁纷复杂的社会现象引起茹志鹃的深思，她感到作者不仅要歌颂，也要鞭挞，因为不鞭挞，就无法更好的歌颂，不鞭挞也可能会掩盖一些腐败的东西。此后，其创作方向随之发生改变。
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中，茹志鹃亲身感受过中国农民为革命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解放后，公社化、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刮遍中国，干群关系遭到极大破坏，但中国农民始终默默地、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茹志鹃震惊于中国农民的温良驯服，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第一，她想探求一下农民经过许多年的折腾，又加上党的某些干部在获得政权后工作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依靠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再发生战争，中国农民是否还会像解放战争那样舍出身家性命来支持共产党。她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农民是讲理的，也是现实的。第二，她在“大跃进”时真诚地相信了亩产一万六千斤的谎言，创作了歌颂“放卫星”的文章。当知悉真相后，她非常内疚，想借小说来表达歉意。于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应运而生。
老寿
出身农民的共产党员，生产队队委、梨园管理负责人。作为党员，他服从组织，以大局利益为重，组织纪律性强；作为农民，他务实、朴素、正直，对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战争时期，为了给老甘凑粮食，他把家里仅剩的干粮几乎都送给了老甘；为给部队筹措柴草，他带头砍掉自己家的枣树。“大跃进”时期，他坚决不同意老甘等人大搞浮夸风放粮食“卫星”的行为，结果被定为“右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
老甘
共产党员干部，解放后成为公社书记，后升任县委书记。战争年代，他想群众之所想，以人民利益为重。当老寿把四袋粮食送给他时，他仅拿了一半粮食便上路了；在老寿为把家里七棵枣树全部砍掉支援前线时，他阻止其砍下剩余的三棵枣树。“大跃进”时期，他忽视了百姓的疾苦，弄虚作假，谎报放了一颗亩产一万六千斤的特大卫星而步步高升，官运亨通。
在小说中，作者以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角色与角度，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映与反思，对当时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严重影响的“大跃进”时期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展现。小说通过当时国家与人民经历的重大革命事件为背景，描述了甘书记为响应“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浮夸风”，不顾公社民众的粮食安全，不惜作假；而作为农民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老寿，对此错误做法的强烈不满与抵制。通过老寿这个诚实的共产党员为真理而斗争的历程，以及他心灵的波涛起伏，读者分明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怎样被“左”的错误所破坏。同时，作者对以甘书记为代表的官僚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谴责，揭露出一个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理“官”与“民”的互动关系，如何保持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的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
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采用意识流方法来安排小说情节结构，打破了正常的时空顺序，跳跃式地把过去和现在、现实和梦幻组接为一体，从而对建国以来左倾思潮和路线危害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正常健康发展的历史做了深刻的反思。作者一反现实主义小说注重描绘环境、编排故事的老传统，深入表现主人公老寿瞬息万变，处于流动状态中的意识活动，由此再现主人公心理现实的演变过程。这种意识流方法的采用对表现生活、塑造人物和深化主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表现生活方面，小说依据老寿意识的流动，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生活交替叠出，真实地表现出战争年代军民之间的血肉深情，深入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搞所谓“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灾难，并暗示如果再不扭转这种不良风气、改善干群关系，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将会出现群众和干部分道扬镳的严酷局面。在塑造人物方面，这种意识流方法也显示了好处。例如，在老寿脑海中，战争年代的老甘和和平环境中的甘书记似是而非，判若两人。这种一片糊涂的朦胧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清晰地表明了共产党的一些干部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中所发生的公仆到官老爷的思想和地位的变化，从而提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社会问题。在表现主题方面，作者利用意识流方法，将不同时期的生活内容交织写出，互为映衬，对照表现，达到了深入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
文学地位
1979年，在发表之初，该小说被归为“伤痕文学”，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正式将“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进行区别，《剪辑错了的故事》被公认为第一篇“反思”小说。
获奖情况
在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委会评委们的讨论中，除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另一篇小说、发表在《收获》上的《草原上的小路》获奖呼声也较高，但在年度评奖中，作家的作品只允许一篇得奖。评委们经过权衡，对《草原上的小路》割爱，而取《剪辑错了的故事》，并且列为第三名。
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剪辑错了的故事》在小说创作手法上是一个可喜的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说所表现的人物是多面的，所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揭示的社会问题是客观的。这一切不是平铺直叙的手法可以表达的。这篇小说所表达的是客观的艺术“真实”，而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主观的“真实”。它在结构、人物刻划和观点上都是创新的，而且，整篇小说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讽意和诙谐。
茹志鹃，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1943年参加新四军，历任二分区文工团、一师服务团演员，苏中公学俱乐部戏剧干事，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团员、组长，中国作协上海分会《文艺月报》编辑、作品组长，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第四届人大代表。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四幕话剧《800机车出动了》（合作），小说集《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