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迄至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人，疑为伪书。但对他们所质疑的问题，详加考查，显然根据不足。(参见兰永蔚著《春秋时期的步兵·〈司马法〉书考》中华书局出版)

《司马法》流传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汉书·艺文志

太公殷墟的甲骨刻辞中还未出现，而起于周代。所以，《司马法》应是周代的兵法著作，唐朝李靖曾对唐太宗说《司马法》出自姜太公之手，这更加说明《司马法》出自西周早期。

说明它不是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包括有军法、军礼

司马穰苴兵法》既包括有古代《司马法》的内容，又有司马穰苴对《司马法》的诠释和自己的著作。

兵书略》，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把《司马兵法》归入《礼》书一类，作《军礼司马法》，内容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

但在唐代，《司马法》的篇章已亡佚很多，由一百五十五篇减至数十篇。入宋以后，更减至五篇，即今传本《司马法》。

第一，《仁本》篇，主要论述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宋襄公

王霸

第二，《天子之义》篇，综论军事教育的各种法则。

开篇即提出，凡贤明的君主，不使用未经军事教育的士卒作战。军事教育的内容主要有：贵贱等级观念；人伦道德规范；认识朝廷礼法与军中礼法的区别；树立不夸功、不争功的思想；以服从军令为核心的赏罚原则。

通过回顾历史，本篇论述了有虞氏与夏、殷、周三王时代战前动员、武力使用、军事赏罚、兵器的配备和战车、旌旗、徽章等制度的不同特点。

在治军原则上，《司马法》既反对治军过于严厉，又反对治军没有威严。主张恰当地使用民力、畜力、任用官吏和有技能的人。尤其在用人上，要善于选择、启用有德行、有道义、服从命令而又善良的人，要坚决排斥奸邪、残暴、武断专横以及恃勇逞强的人。

在作战原则上，主张舒缓地进攻，徒不趋，车不奔，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即使追逐逃敌，也不可逾越战斗行列。因为军队的稳固性，正在于行列的整齐性。使用人、马不得过力，进攻速度也不可以超出命令的规定。这些古朴的战争观念和战术原则，反映周代早期的战争还保存着较多的原始性质。本篇还指出，将士在朝廷和在军队要表现出不同的气度。在朝廷要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在军中则要勇猛果决，体现出礼与法、文与武相辅相成的精神。

接着，论述军中赏罚的起源。认为有虞氏不赏不罚，是至德之世。

夏有赏无罚，是至教之世，殷罚而不赏，是至威之世。周代有赏有罚，是德衰之世。提出军中的赏罚，宜于快，以便迅速起到教育士卒的作用。大捷不赏，培养将士不夸功的美德；大败不罚，培养将士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德。

最后提出，要让服役的士卒得到充分休息。这也是以仁为本的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定爵》篇，统论为进行战争而作的政治、思想、物资、军事和利用自然条件等各种准备以及阵法运用的原则等。

从政治准备上说，有确定军中的爵位，制定赏罚措施，颁布治军原则与教令，征求各方意见，根据人心动向制定作战方略。

人才、法纪、宣传、技巧、火攻、水战、兵器是军中七政，要努力搞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荣誉、利禄、耻辱、刑罚是军中的四种法纪，要将士严格遵守。

和颜悦色，言辞恳切，利用士兵的畏惧谈戒律，利用士兵的愿望谈事功。教育他们进入敌境要控制有利地形，按分派的职份完成任务。

第四，《严位》篇，论述阵法的构成及如何利用各种阵式作战。

开篇提出对军阵作战的总要求：士卒在阵中的位置不可变更；阵中军政要森严，整体力量要轻锐敏捷，士气要深静，意志要统一。

接着阐述阵法的构成：阵中要依人的不同才智，授予一定职位，编制好卒伍，固定行列，调整纵横次序，做到名符其实。阵法有坐式、立式。立阵用于进攻，坐镇用于防守。坐镇有坐、跪、伏各种姿式。击鼓是要起立进攻，鸣铎则停止前进。以赏罚调动士卒士气。

利用军阵作战的要点是：兵力充实，阵营巩固，能持久；士气旺盛，处于危地能取胜；车兵采取密集队形，徒兵采取坐战姿式，战阵可以稳固。要用大部队攻击小部队，军阵屯驻时注意兵甲器具，行进时要注意队列严整，作战时要注意进退节奏。

利用军阵作战要懂得：布阵难，使士卒熟悉阵法更难，而灵活运用阵法又比士卒熟习阵法难。懂得阵法不难，实际运用阵法难。军阵战斗力强不要过于恃重。但即使实力雄厚，也不要全部投入战斗，一次把力量用尽。阵中三军团结如一人，才能战胜敌人。

凡是军中命令，下达给全军的，三天内要执行；下达给卒（百人）

的，半天内要执行；下达给个别人的，要马上执行。军中的指挥号令为金鼓旌旗。以鼓声点数命令旌旗开合、车马驰驱、步兵进退、军队交战、改变战斗队形等各种作战形式，要牢记执行。在军中要用仁、义、智、勇、信、利、功等各种方式鼓励士卒勇往直前、克敌制胜。

在军中，将吏要谦让和蔼，融洽团结，推功揽过，让士卒心悦诚服，奋勇效力。战胜要不骄不懈，战败要承担责任。用法令约束战士轻视死亡，用道义教育战士勇于为正义牺牲。军中教育要因地、因人而宜，重在道德教化。

闲窕

第五，《用众》篇，主要论述临阵待敌、用众用寡、避实击虚的战略、策略原则等。

开篇以兵力的众、寡作为一对矛盾概念，提出用众、用寡的策略原则：用众要求部队严整不乱，适于正规作战，适于进攻，适于包围敌人或者分批轮番攻击；用寡要求阵营巩固，适于能进能退，适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适于出奇制胜。如果敌人占了有利地形，则佯装卷旗败退以诱敌，寻机反击。如果敌众我寡，则察明情况，准备在被包围下作战。

如果敌兵也少，就先退让，然后乘隙消灭它。

作战应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敌当前，可以先用或多或少的兵力去试探，观察敌人的变化；可以采用或进或退的行动，观察敌人阵势是否稳固；可以逼近敌人，观察它是否恐惧；可以按兵不动，观察敌人是否懈怠；可以佯动，观察敌人是否疑惑，可以突然袭击，观察敌人阵容是否严整。打击犹豫的敌人，进攻仓猝无备的敌人，迫使敌人兵力无法施展。掩袭敌阵，造成它的混乱，利用敌人的轻进，阻断它的企图，粉碎它的计划，乘它恐惧时予以消灭。

凡追击逃敌，不要停止。如敌人中途休息，则考虑它的企图。凡逼近敌人的都城，进攻必研究好道路，后退必考虑好计划。两军作战，行动不要过早或过迟，以免使军队疲惫或丧失斗志。在军中要禁止士兵与亲属通信，断绝他们的思家之情。在火攻时，要选拔优秀战士作前锋部队。舍弃笨重装备，少带粮食，以激励战士拼死战斗的决心。

从上可见，《司马法》在讲论古代军政事务和战略战术原则中，是教导人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天、地等自然条件和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出发来考虑问题。它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法则，如大小、多少、强弱、虚实、攻守、疏密、动静等，要求人们从发展变化中看问题。这些都是符合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

《司马法》不愧为我国古代的一部优秀兵书。它所提出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对于我们来说，仍有借鉴意义。

当然，由于现存的《司马法》不是一部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是一部军事教典，更兼它在流传中亡佚很多，所以它的军事思想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又由于战国时齐威王令大夫们将古者《司马法》与《司马穰苴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身，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司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

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失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于正刑。”冢宰与百官布令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

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材力说诸侯，以谋人维诸侯，以兵革服诸侯。同患同利以合诸侯，以小事大以和诸侯。

会之以发禁者九。凭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

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士庶之义，必奉于父母而正于君长。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上贵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国中之听，必得其情，军旅之听，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后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惯成，则民体俗矣，教化之至也。

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君子贵之也。

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行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

夏赏于朝，贵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赏于朝，戮于市，劝君子惧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

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

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日元戎，先良也。

旗：夏后氏玄，首人之执也，殷白，天之义也；周黄，地之道也。

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龙，尚文也。

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上使民不得其义，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谓多威。多威则民诎。上不尊德而任诈匿，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贵用命而贵犯命，不贵善行而贵暴行，陵之有司，此谓少威，少威则民不胜。

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迟速不过诫命。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不上趋，危事不齿。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规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赏，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则不骄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让之至也。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过，下苟以不善在己，必远其罪。上下分恶若此，让之至也。

古者戌军，三年不兴，覩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则恺歌，示喜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

凡战，定爵位，著功罪，收游士，申教诏，询厥众，求厥技，方虑极物，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因心之动。

凡战，固众，相利，治乱，进止服正，成耻，约法，省罚，小罪乃杀，小罪胜，大罪因。

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谓五虑。顺天奉时，阜财因敌。怪众勉若。利地，守隘险阻。右兵，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见物与侔，是谓两之。主固勉若，视敌而举。

将心，心也，众心，心也。马、牛、车、兵、佚饱，力也。教惟豫，战惟节。将军，身也，卒，支也，伍，指姆也。

凡战，智也。斗，勇也。陈，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

凡战，有天，有财，有善。时日不迁，龟胜微行，是谓有天。众有有，因生美，是谓有财。人习陈利，极物以豫，是调有善。人勉及任，是谓乐人。

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堪物简治，见物应卒，是谓行豫。

轻车轻徒，弓矢固御，是谓大军。

密静多内力，是谓固陈。因是进退，是谓多力。

上暇人数，是谓烦陈。然有以职，是谓堪物。因是辨物，是谓简治。

称众，因地，因敌令陈；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是谓战参。

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厌、慑、枝、拄、诎、顿、肆、崩、缓，是渭战患。

骄傲，慑慑，吟旷，虞惧，事悔，是谓毁折。

大小，坚柔，参伍，众寡，凡两，是谓战权。

凡战，间远，观迩，因时，因财，发信，恶疑。作兵义，作事时，使人惠，见敌静，见乱暇，见危难无忘其众。

居国惠以信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居国见好，在军见方，刃上见信。

凡陈，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人教厚，静乃治。威利章，相守义，则人勉。虑多成则人服。时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虑既定，心乃强。进退无疑见敌无谋，听诛。无诳其名，无变其旗。

凡事善则长，因古则行。誓作章，入乃强，灭历祥。灭厉之道：一曰义。被之以信，临之以强，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就，是谓兼用其人。一曰权。成其溢，夺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内。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辞，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谓七政。荣、利、耻、死，是谓四守。容色积威，不过改意。凡此道也。

唯仁有亲。有仁无信，反败厥身。

人人，正正，辞辞，火火。

凡战之道：既作其气，因发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辞。因惧而戒，因欲而事，蹈敌制地，以职命之，是谓战法。

凡人之形；由众之求，试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将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谓之法。

凡治乱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义，六曰变，七曰专。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无淫服。

凡军，使法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曰法。军无小听，战无小利，日成，行微曰道。

凡战，正不行则事专，不服则法。不相信则一，若怠则动之，若疑则变之，若人不信上，则行其不复。自古之政也。

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

凡战之道，等道义，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察名实。立进俯，坐进跪。畏则密，危则坐。远者视之则不畏，迹者勿视则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筹以轻重。振马躁，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则膝行而宽誓之。起、躁，鼓而进，则以铎止之。衔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执戮禁顾，噪以先之。若畏太甚，则勿戮杀，示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职。

凡三军：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师可服。

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后胜，本心固，新气胜。以甲固，以兵胜。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轻胜。

人有胜心，惟敌之视。人有畏心，惟畏之视。两心交定，两利若一。两为之职，惟权视之。

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

舍谨甲兵，行慎行列，战谨进止。

凡战，敬则慊，率则服。上烦轻，上暇重。奏鼓轻舒鼓重。服肤轻，服美重。

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

上同无获，上专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胜。

凡人，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凡战，教约人轻死，道约人死正。

凡战：若胜，若否。若天，若人。

凡战：三军之戒，无过三日；一卒之警，无过分日；一人之禁，无过瞬息。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执略守微，本末惟权。战也。

凡胜，三军一人，胜。

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齐。

凡战，既固勿重。重进勿尽，几尽危。

凡战，非陈之难，使人可陈难，非使可陈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

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

凡众寡，既胜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坚，车不告固，马不告良，众不自多，未获道。

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复战，则誓以居前，无复先术。胜否勿反，是谓正则。

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故心中仁，行中义，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

让以和，人以洽，自予以不循，争贤以为人，说其心，效其力。

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疲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自古之政也。

凡战之道，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用众进止，用寡进退。众以合寡，则远裹而阙之；若分而迭击，寡以待众；若众疑之，则自用之。擅利则释旗，迎而反之。敌若众，则相众而受裹。敌若寡若畏，则避之开之。

凡战，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历沛历圮，兼舍环龟。

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待则循而勿鼓，待众之作；攻则屯而伺之。

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不避，阻其图，夺其虑，乘其惧。

凡从奔勿息，敌人或止于路，则虑之。凡近敌都，必有进路，退必有反虑。

凡战，先则弊，后则慑；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

其慑书亲绝，是谓绝顾之虑；选良次兵，是谓益人之强；弃任节食，是谓开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司马兵法齐景公封为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

唐朝李靖就曾对唐太宗说：“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

北宋元丰年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考试武臣、选拔将领、钻研军事的必读之书。由于《司马法》年代久远，散失严重，所以对于该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历代学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明清以来，辩伪成风，《司马法》成了一部争议极大的兵书。有的认为《司马法》是一部伪书；有的学者认为史书中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军礼司马法》是几种不同的书；有的认为今本《司马法》可分为两部分，前两篇为古《司马法》，后三篇为《司马穰苴兵法》。当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历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作者为司马穰苴及其追论者。尽管由于该书亡佚严重，155篇仅存5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

论述范围

《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

“武经七书”之一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战国初齐威王令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并附春秋时齐国大将司马穰苴兵法于其中，故又称《 司马穰苴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军礼司马法》155篇,入礼类。《隋书·经籍志》著录《司马兵法》3卷,司马穰苴撰，入子部兵书类，其后各史志和目录书多因袭此说。今本3卷,5篇,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另有逸文60余条，1600多字。唐魏徵将其部分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宋刻《武经七书》本为现存最早刊本。流传的各种注解本与翻刻本见于著录者不下四五十种。

《 司马法 》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认为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的战争是正义的。所以,为安人而杀人,杀之可也；为爱其民而攻其国，攻之可也；为止战而战，虽战可也。为扩大疆土或夺取财货、恃国之大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兴兵作战要“以仁为本”，若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而危有功之君的无道行为，天子即可集结诸侯各国出兵征伐，并制定了在九种情况下出伐的禁令。强调发动战争应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条件,“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对敌政策问题上，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把战争“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区别，同时主张优待俘虏，对其伤者进行医护。不主张侵犯敌国民众的利益,要求军队在进入敌区后，严格遵守纪律,以求得敌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对敌政策和群众纪律的论述。

备战、慎战是《 司马法 》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它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强调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每年借春秋两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操法训练和检阅，以示全国上下不忘战并随时准备应战。在强调备战的同时，又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要备战，但不可好战。

《司马法》认为，“治国尚礼，治军尚法”,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治军尚法的首要问题是严明赏罚，书中列举夏、商、周三代赏罚制度的异同，并详细论述治军立法的各种要则，强调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所在。《司马法》中含有大量的军礼内容，大体可分为：出军制赋，军制(含车兵、步兵编制及兵器配备)，出师(含时令、宜社、造庙、事由、目的、军中职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师，校阅蒐狩,献捷，献俘，军中礼仪，禁令，军威，赏罚，止语，等等。这些军制、军法内容的规定，体现了以法治军思想。在将帅修养方面，提出“仁、义、智、勇、信”五条标准。强调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敬则慊，率则服”。要谦让、严明、果敢、负责、不诿过、能为人表率，这样，才能使军队做到有礼有节，勇猛善战。

《司马法》的战争指导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对战争要全面考察，做到“五虑”，即顺应天时，广集财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战前既要周密计划，战中又要通达权变，注意侦察、洞悉敌方情况变化，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打击方法。要善于从众寡、轻重、治乱、进退、难易、固危、先后、息怠、强静与微静、小惧与大惧等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在此前提下决定作战策略。强调轻重是相互为用、可以转化的，要善于相宜而用，转变力量对比，取得对敌优势。对敌观察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做到“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武器配备要长、短、轻、重、锐、钝相杂，使之各发挥其特长而相互弥补其不足。对军队运动时休息与否、何时休息、休息时间长短诸问题也应掌握得恰到好处，“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慑”等。

《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历朝论证周代军制和注解古籍者对《司马法》多所称引。宋代以来，该书被列为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其泥古保守的思想则不可取。

《司马法》是我国历史上颇多争议的一部兵书。关于其作者与成书的年代等都有不同的看法。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西周时，王室设有大司马一职，职掌军事，《司马法》就是司马论兵的兵书。这个司马是谁，如今已无从查考，唐朝李靖曾言：“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通过此语可知，编写《司马法》的那位司马就是姜太公。但是古《司马法》早已亡佚，到战国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法》原有一百五十篇，可惜的是后来大部分遗失了，现只存五篇。

《司马法》在汉代具有崇高地位，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司马迁评论道：“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亦少褒矣。”东汉以后，《司马法》被奉为兵学权威著作。宋元事中被列为《武学七书》之一，规定为将校必读之书。但是，到了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人认为今本《司马法》完全是伪书。这个看法过于偏激。我们认为，今本《司马法》应该看作是《司马穰苴兵法》的残本。它是战国中期的作品。

《司马法》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讨不义”、“诛有罪”。因此，对于那些能“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不义的战争，《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它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思想。《仁本篇》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了同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就是说，只要目的是为了消除战争，借助战争这一手段是完全可以的。这实际是说，为了达到和平的目的，不妨使用武力。

这表明《司马法》并不简单、绝对地反对战争，否定战争，而且还表明了《司马法》已经揭示了战争的实质是用非常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同时，《司马法》还提出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观点。认为，如果平时忘记了战争的存在，放松战争准备工作，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仁本篇》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战争的态度：好战会导致亡国，忘战也会导致危险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对穷兵黩武行为的批判，也是对偃武修文，麻痹大意思想的警告。所以，《司马法》不是简单地反对战争或者赞同战争，而保持着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

《司马法》认为，要“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很重视军事教育的作用，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在教育内容上，强调简明扼要，“教极省”，并提出“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来教育和培养民众、军队，六德以时合教”。《司马法》也指出，治理军队与治国是有区别的，治国与治军各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这是说，古时不用治国的方法去治军，也不用治军的方法去治国。如果两者相混，就会产生不好的效果。因为，治国与治军的目的不同，“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意思是治国追求的是温文尔雅，治军追求的是坚决果断。

《司马法》强调轻、重相结合的原则。“轻”、“重”在《司马法》中有不同的含义，既指兵力的大小，人数的多少，又指兵器的长短、大小等。这种轻重结合的原则体现于许多方面。在兵器的配备上，《天子之义篇》说：“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这就是说，要重视武器与重武器的结合。轻的是短兵器，重的是长兵器。取长补短，才能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性能，取得最好的效果。《严位篇》说：“凡战……以甲固，以兵胜。”又说：“甲以重固，兵以轻胜。”

这里的重指的是坚固，轻指的是锐利。在战场上，只有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甲胄的坚固性来巩固防守，使敌人的进攻不能得手，又利用兵器的锐利来发起进攻，战胜敌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照顾到防守和进攻而不会出现偏颇。《严位篇》又说：“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这里的轻、重指的人数的多少。意思是，用小部队与敌人的小部队作战可能产生危险，用大部队与敌人的大部队作战可能无功而返，用小部队攻击敌人的大部队就可能失败，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就要迅速决战。所以，大部队和小部队的相互结合，互为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军队的指挥上，也存在着一个轻重结合的问题。《严位篇》说：“上烦轻，下暇重。”“奏鼓轻，舒鼓重”。总而言之，《司马法》强调，不论是武器配备、兵力的运用，还是军队的指挥，都要注意轻重结合。

《司马法》的这种以轻、重来阐述军事问题的做法，正如方克在《中国军事辩证法史》中指出的那样：“《司马法》从军事领域中对立统一的矛盾诸因素中抽象出‘轻’、‘重’这一对基本范畴，是我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正象老子、孙子、范蠡分别将军事领域诸矛盾归结为刚柔、奇正、阴阳一样，都是把军事思想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这对建立我国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体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武器装备上，《司马法》认为要尽量运用精良的武器。它还强调要团结士卒，提高士气，充分利用奖惩手段等。

《司马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它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如突出仁义说教，把战争说成是仁慈的。又美化上古教化，认为周不如商，商不如夏，夏不如虞，以至把战争看成是“德衰”的结果等等。

《司马法》一方面强调以“仁”治军，宣扬“攻其国，爱其民”；另一方面又提倡将军对士卒“小罪乃杀”，军中要“政栗”、“位严”，带有明显的以法治军的烙印。而以“仁”治军与以“法”治军则代表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