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1961年9月15日，陈立德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吉鸿昌》发表于《电影文学》，引起众多电影人兴趣，但当时历史背景下，此类题材为创作“禁区”，剧本没能搬上银幕。直到1977年下半年，齐兴家才重新把它发掘出来。鉴于影片主人公的身份，再加上齐兴家自己尚没有摘掉“右派”的帽子，要避免上级拒绝这个项目，就得找人合拍。但与“右派”合拍也要冒一定政治风险。后来，摄影师李光惠得知齐兴家的苦恼，主动提出挂名合作，只拍不导。有了李光惠这个“合作导演”，齐兴家才把剧本交到长影厂并顺利得到批准。

剧本改编

在将文学剧本编写为分镜头本时，齐兴家等主创人员访问了吉鸿昌的家属、同事、战友、部下、乡亲，查阅了文字资料和影象资料，用了三个月几乎走遍了剧本中所写的吉鸿昌到过的地方，掌握了几十万字的有关剧本中所涉及相关历史和吉鸿昌的资料。根据从中得到的有关吉鸿昌的个性信息，他们把文学本中吉鸿昌在高兴和苦闷时打草鞋的动作改为大口喝酒、满地踱步。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在分析剧本阶段，主创人员有过争论。部分同志头脑中“三突出”余毒未消，在他们看来，党在电影中的形象应该是“料事如神”，而剧本中同盟军的失败、吉的被捕和营救无效，说明党的领导无方，历史结局不能改，那么越强调党在同盟军的领导作用和营救吉的戏，越会起反效果。齐兴家认为，这种看法是反历史主义的，《吉鸿昌》是一部悲剧，悲剧的美学意义正在于揭示造成悲剧的社会原因，使人们在悲痛中受到革命教育。而党的领导形象应该是人不是神。同盟军的失败、吉鸿昌的牺牲有诸多历史原因，不能脱离历史时代拔高人物。在修改剧本时，他们根据掌握的历史情况，增加了周光远和孙梅的戏，并和编剧陈立德商量把吉鸿昌入党的时间改回1932年，从而加强共产党对吉鸿昌的影响和教育，加强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文学本近九万字，限于影片长度，齐兴家等主创人员必须把剧本压缩在三小时之内。经过研究，他们认为，围绕吉鸿昌成长、战斗的主线的重要情节、重场戏、重要人物不能删除，大的历史事件不能忽略，而对某些过程，则应进行提炼。他们删掉吉辞职后与部下告别、出国前后的一些过程交待，以及聂庆鸣被收买，吉鸿昌被捕后的刑讯、审判等戏份。吉在狱中与亲人告别、挥笔题诗的戏，原文学剧本写得很动人，全组读剧本时很多人流了泪。然而，齐兴家考虑这场戏一是前无铺垫，亲人“从天而降”，二是类似的情节在其他影片中已被用滥，三是份量压过了与战友告别的戏。最终，他在分镜头本中删除这场儿女情长的戏，把其中题诗的情节移到“刑场”一节。

演员排练

在实拍之前，剧组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排练。一开始，他们按剧本情节发展进行排练，希望演员能理解自己的角色在剧情发展的每一段所处的地位。但他们发现这样排练演员们并不能入戏，只是在演“性格”，却没有找到人物的“自我感觉”，例如主演达奇是带着自己的表演习惯和生活习惯在“演”英雄，每当说话时必要有手部动作。于是，导演就从破除他的演员习惯开始，在排戏时控制他的手，要他尽量少动或不动手，同时也要求他改变声音、形体动作，引导他渐渐入戏。另一方面，导演进行“抽排”，选取能表现人物不同性格侧面的段落集中排练，引导演员进入角色。

该片塑造的英雄形象之所以激动人心，是和影片的作者善于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进行严密的艺术概括分不开的。该片从吉鸿昌一生中撷取了他从1931年到牺牲时的经历，有助于事件的集中和人物塑造。创作者在符合大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根据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需要而做的改动和虚构，使吉鸿昌这一人物形象既符合历史真实而又比真实的历史人物更加感人，更加典型。该片在塑造吉鸿昌形象时抛充了那种亦步亦趋地单纯追随历史事件进程的写法，而是选择几个典型情节，细致地表现他的思想性格发展，令人信服地概括出吉鸿昌从一个富有正义感的旧军人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历程。同时，影片在刻画吉鸿昌形象时，始终把握住人物个性，既写了他的优点，也毫不掩饰他的缺点。影片在塑造吉鸿昌的形象上也有不足之处，如对他的内心世界刻画似嫌不够充分，对他个人家庭生活表现极少。（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评）

该片刻画了吉鸿昌的英雄形象，人物性格鲜明，画面宏伟磅礴，笔触雄浑悲壮。影片不仅在思想上具有较深刻的教育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是该片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片中主人公吉鸿昌将军英雄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影片很自然亲切地刻画了主人公思想发展的过程，使他的性格闪耀着独特的光彩，给人留下永志难忘的印象。影片中其他人物形象也各具特色。注意细节描写和道具的运用是该片取得的另一个成就。片中一管洞箫的运用就是令人难忘的。该片的不足之处是共产党的领导形象显得薄弱，有的人物表现内心世界的戏尚欠火候，有的抒情的地方，还未得到充分发挥，个别的戏还有拖沓的感觉。尽管如此，该片仍是一部动人的好影片。（《电影艺术》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