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1867年10月14日，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被迫实行“大政奉还”，使旁落了二百多年的皇权重归旧主。1868年1月3日，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决定废除幕府，建立新政府。由此可见，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是采用王政复古的形式进行的。这种复古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所以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实际上是专制主义天皇制政府，它推行强权政治，压制民众自由。在教育方面，按照天皇在《教育敕语》中规定的教育宗旨，以及命井上哲次郎所写的《教语衍义》，确定以“忠君”，“德化”之类的封建意识为造就国民的指导思想；教育官僚把持着学校的一切权力，他们结伙营私，排斥异己，阿谈奉承成风，盲从主义盛行，保守势力猖撅，正直的教师遭到迫害，奸俊小人为所欲为。教育制度中的封建性和虚伪性，教育界的黑暗和腐败现象，激起了许多有正义感的作家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他们把自己犀利的笔锋指向日本教育领域的丑恶现实，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夏目漱石的小说《哥儿》就是一部表现这一鲜明主题的作品。

学术背景

20世纪初期，西欧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波及日本，形成了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以第二沙洲早稻田文学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家们，纷纷肯定原样描写实际人生的“无技巧”式的‘客观描写论”，许多自然主义作家也在积极模仿西方小说的写作技法。作为反自然主义的主将之一的夏目漱石，却高扬日本民族文学的传统，写出了《哥儿》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作品，使小说洋溢着江户文学的幽默情趣和滑稽诙谐的徘谐精神。

个人背景

夏目漱石早在留英时期就厌恶学究式的生活，回日本后，他一边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开始创作，逐渐取得自信，他之所以不做学者，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的作家、科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如果不受政府或个人的保护，就得去禅僧那样的生活。而一旦受到政府的某种庇护，个人也就失去了精神的自由。作者的好朋友狩野亨吉1906年做了京都大学文学院长，狩野亨吉约作者去做教授，作者曾在同一天中给院长写了两封谢绝信，表明他只愿意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在第一封信里，他提出对人生的认识：“人生是一大修罗场”，充满了不停息的争斗，因此他决心打败敌人甚至壮烈地牺牲也在所不辞。

夏目漱石把他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感受到的压抑、争天抗俗的精神倾泻了出来。他表明要尽一个作家的天职：“立身在这个酷苛的人世上，倒是想试一试人们到底能够接受他多大的感化，而他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到底有多大力量能够成为青年的血肉而生活下去。作者在致狩野的第二封信中，回顾了他以前的生活态度：看见腐朽污浊的东西就想抽身离去，而现在却不同，而是迎头赶上，用文学与思想武器来除恶。他过去宁愿舍弃在东京的较高地位，到松山偏僻的地方中学去做教员——“是因为人世太下流了，太不尊重人了，那些污浊的家伙，根本不顾别人，胡作非为，他不愿呆在那种地方，所以他宁愿到穷乡僻壤，希望过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到了那穷乡僻境后，他遭受到了和东京同样的同等程度的不快。这时他陷入沉思：他应该留在东京，如果他自己知道残酷的地步，他就应该拼死和残酷的遭遇斗争下去。

夏目漱石的抗俗精神，始终停留在个人道义的角度，从自我尊严受到伤害的角度，来发出愤怒的抗议。

《哥儿》是以作者十几年前在松山中学等地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哥儿

哥儿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性格鲜明而又复杂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既是正邪两种势力斗争的叙述者，又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参与者。哥儿是一个憨厚、朴实、富有正义感、同情心和独立人格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性格特征在他幼年时期已初现端倪，在他步入教育界以后就更凸现出来了。哥儿到学校不久就发现，“似乎社会上的多数人，都在鼓励人去学坏，好像认为不学坏，就不会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似的。”但是，他的处世原则“是以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来行动的”。所以他对学校的腐败风气、倾轧奸滑行为、阿谈奉承、形式主义、盲从主义等丑恶、庸俗现象和保守势力极其厌恶；对道貌岸然的“狗獾”的伪善，心术不正的“红衬衫”的阴险狡诈，下贱卑鄙的“蹩脚帮”的为虎作怅恨之入骨；而与豪放爽直的“豪猪”为伍，对逆来顺受的‘老秧”抱以同情。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哥儿鲜明的爱憎感情和泾渭分明的是非观念，而这些又都是为腐败的社会和邪恶势力所不容的。“红衬衫”一伙无耻之徒制造了所谓“蝗虫事件”，和“呐喊事件”来欺侮和戏弄哥儿，企图以此逼使他就范。然而，哥儿并未因此而屈服，后来，他们又以“加薪”、“提拔”来进行拉拢，也遭到了哥儿的断然拒绝。为了惩罚“红衬衫”这伙邪恶势力，哥儿联合“豪猪”，抓住“红衬衫”和“蹩脚帮”嫖妓之机，把二人狠狠揍了一顿。然后，哥儿毅然辞职，“离开了这个不干净的土地”。小说通过哥儿从到校任教至辞职离校这段短暂经历的描写，塑造了一个激于义愤去反抗黑暗现实的青年形象。

但是，哥儿性格上的许多弱点也是很明显的，他急躁、轻信、盲动，看问题肤浅，容易上当受骗。譬如，在对待崛田的问题上，他初次见到崛田时，见他生得壮实，又是光头，就把他比着相貌狞恶的花和尚，觉得他是个让人讨厌的傲慢、粗鲁的家伙，就给他起了个全身长刺密布、搏斗凶猛的“豪猪”的绰号，后来通过交往，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他是个好人。这个认识的转变，表现了他勇于正视自己错误的坦荡胸怀。“蝗虫事件”和“呐喊事件”后，“红衬衫”和“蹩脚帮”从中挑拨，向他暗示，两个戏弄和侮辱他的事件都是“豪猪”所为，他就信以为真，马上又改变了对“豪猪”的看法，认为“豪猪”“暗地捣鬼搞卑鄙的勾当，真是个岂有此理的混帐东西”！并决定同‘豪猪”开战，干上一场，两人形成了绝交状态。在讨论对戏弄哥儿的学生的处分问题的会上，“豪猪”的一席慷慨陈词，消除了他对‘豪猪”的误解，并向“豪猪”表示了感激之情。哥儿最后的“老拳行动”，虽然是对邪恶势力的一种有力的惩罚，但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为了消除个人的心中之士良图个一时的痛快而已，丝毫无助于改变社会的黑暗现实。所以，他的反抗行动又带有盲目、幼稚的特点，是“江户儿”的见义勇为的侠义行为。最终，哥儿只有回到东京，在市街铁路公司当一名技术员，靠微薄的薪金度日，从女佣人清婆那儿去寻求心灵的慰藉，“自不免落入一个喜剧中的悲剧人物”。当然，作者在描写哥儿的弱点时，总是和他的正义感联系在一起的，把他的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坦荡质朴、富于同情心等可贵品质作为他性格中的主流来进行褒扬，而对他的轻信、粗鲁等弱点则作为不谙世故、幼稚憨厚来加以宽容。这样，哥儿的形象就显得更加丰满，给人以立体感、真实感和亲切感。小说《哥儿》的艺术魅力和它所赢得的广泛赞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精心塑造的这个性格鲜明而又复杂的人物形象。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哥儿这个人物性格，就不能不了解哥儿反复引以为豪的“江户儿”这一传统概念，因为哥儿鲜明的性格特征，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将长期以来一直为日本人民所熟悉的“江户儿”的气质，加以发展、予以再创造的结果。

在明治以前的江户时期，江户儿气质的形成是武士阶级的精神习尚折射到平民阶层的一直意识反映，它具体体现在游侠精神上、所谓“男子汉的意气”，指的就是这种平民的游侠精神。

“豪猪”

“豪猪”是会津人，“会津武士”以性格豪强著称。作者正是根据“会津武士”的性格特点来塑造“会津佬”形象的。“豪猪”豪放爽直，为人正派，同情弱者，好打抱不平。“红衬衫”夺走了“老秧”的未婚妻，他找“红衬衫”提意见；“老秧”被“狗獾”和“红衬衫”排挤到偏远的地方去，他为他四处奔走；在讨论“蝗虫事件”和“呐喊事件”的会议上，他仗义执言，驳斥了“狗獾”和“红衬衫”的谬论；在欢送“老秧”的会上，他嘲讽了坑害好人的卑鄙小人；他用“老拳行动”惩罚了“红衬衫”之流。“红衬衫”为了拔掉“豪猪”这颗眼中钉，制造了学生斗殴事件，并施展阴谋诡计，让“豪猪”卷入其中，并嫁祸于他，迫使他辞职。

“老秧”

“老秧”是个老好人，心地善良，胆小怕事，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他既难得一笑，也很少多嘴”，无论见到什么人，总是毕恭毕敬，低头施礼。“红衬衫”夺走了他的未婚妻，他只有忍气吞声。“红衬衫”用花言巧语蒙骗他，把他弄到深山老岳的延冈去，以达到长期霸占他的未婚妻的目的，可他在欢送会上，居然还俯伏在地，恭恭敬敬地向愚弄他的“狗罐”和“红衬衫”行大礼致谢，简直跟奴隶一样。

“狗獾”

“狗獾”是明治社会的教育官僚，教育界邪恶势力的代表，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的绰号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他的本质特征：狡猾而擅长欺骗。“狗獾”一贯装模作样，摆出一本正经的架势，以“教育化身”自居；在人前，他说起话来振振有词，冠冕堂皇，对教师大讲教育精神，要求教师必须“被仰为全校的师表”，“广施个人的德化”；而暗地里与“红衬衫”合谋，尽干些整教师的卑鄙勾当。“红衬衫”煽动学生戏弄教师，而在讨论如何处分这些捣蛋的学生的会上，他先是假惺惺地表示承担全部责任，说什么“咎在自己”，“皆缘自己之不德”，然后转变抹角地把责任推给教师，“居然讲出学生胡闹，不是学生的过错，而是教员的过错。”他与“红衬衫”迫害“老秧”，强行把“老秧”调到偏僻的延冈，却要为他开欢送会，大肆吹捧“老秧”是优秀教师，忠厚人，说什么“这次离职是十分遗憾的，不只是学校，就是作为他个人，也是深为惋惜的”。更为无耻的是，把他对“老种，的迫害说成是‘由于‘老秧，君出于自身的情况，迫切地要求调职，因而无法挽留”。这两个极富戏剧性的场面，把“狗獾”的伪善面孔揭露得淋漓尽致，表现了作者对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和对明治教育的强烈谴责。

“红衬衫”

“红衬衫”是作者浓墨重彩刻画的邪恶势力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小说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通过对这个人物的描绘来体现的。此人是个大学毕业的文学士，说起话来柔声细气，粘乎乎的，用的是女人的手绢，简直使你分辨不出他是男是女。他有一个怪癖，就是一年四季都穿法兰绒的红色衬衫，据他本人解释，“红色对身体有好处”。所以，哥儿给他起了一个“红衬衫”的绰号。他还有个坏习气，不管对谁，总喜欢说一些用片假名写的外国名字。“红衬衫”不仅外表不男不女，说话阴阳怪气，而且心术不正，阴险狡诈，巧言令色，常常把一些捕风捉影的事，说得神乎其神，令人莫名其妙。总之，“‘红衬衫’是个不简单的家伙”，“是个阴一套阳一套的家伙”。小说通过一系列事件，把“红衬衫”的丑行恶德作了彻底的揭露。他煽动学生，制造了捉弄哥儿的“蝗虫事件”和“呐喊事件”，背地里却绕着弯子来暗示这两个事件是“豪猪”所为，挑拨哥儿与“豪猪”的关系；他为了把“老秧”的未婚妻弄到手，用花言巧语蒙骗‘老秧”，把他调到偏远的地方；而在欢送‘老秧”的会上，他和“狗獾”一唱一合，大肆吹棒“老秧”，甚至还厚颜无耻地说：“失去良友，对于自己实为最大不幸。”说话时把他那一贯柔和的声音，放得更加柔和，听起来简直是发自肺腑；他一手策划了中学生同师范生的斗殴事件，并设圈套使“豪猪”和哥儿卷入其中，然后指使报棍子写了一篇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指责“豪猪”和哥儿唆使中学生对师范生肆加暴行，以此逼使两人辞职；他开口闭口说什么“品德”，以“列身于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自居，“寻求高尚的精神娱乐”，暗地里却嫖妓宿娟，是个十足的口是心非的流氓。

“蹩脚帮”

“蹩脚帮”是一个胁肩馅笑、下流卑鄙的无耻之徒，“红衬衫”的忠实爪牙。他身穿一件薄薄的羽纱外褂，手拿一把折叠扇，开开合合，简直像个弹弦子卖唱的。“蹩脚帮”从早到晚，老是到“红衬衫”家去，进进出出，总是跟在‘红衬衫”后面，形影不离。“红衬衫”所到之处，“蹩脚帮”一定跟着，低三下四，拍马溜须，两人简直不像是同事，倒像是主人和听差。“红衬衫”眺望海岛，说：“景色真美啊。”“蹩脚帮”马上迎合说：“简直是绝景咧。”“蹩脚帮”惯于搞阴谋诡计，他与“红衬衫”策划了戏弄哥儿的‘蝗虫事件”和“呐喊事件，两人又一唱一合地影射“豪猪”。在各种场合，“蹩脚帮”总是步“狗獾”和“红衬衫”的后尘，极尽阿谈奉承之能事，表现出一副下贱卑鄙的丑态，而对于普通教员，“蹩脚帮”又显示出一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嘴脸。凡是正直的人，都是他的眼中钉，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拔掉，“豪猪”和哥儿就是中了他和“红衬衫”设置的圈套而被迫离开学校的。对于“蹩脚帮”这种混迹于教育界的恶棍，作者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他借哥儿之口说道：“对于这种家伙，给他拴上块渍菜石，沉到海底去，倒是对日本有好处。”在小说的结尾，“豪猪”和哥儿代天行诛，对“蹩脚帮”和“红衬衫”进行了严厉的惩罚，表现了作者炽烈的正义感。夏目漱石曾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想，不仅中学，就是高校，大学，都不会有‘豪猪’这类人物。但像‘蹩脚帮闲’之流却到处可见。我本人就在中学里目睹过两三个这种类型的人物。在高校里，毕竟很少无耻到如此地步之徒。总之，这可能是因为在高校中不需要去逢迎校长之故吧。其所以看不到‘豪猪’、‘哥儿’这类人物，并非不存在这类人，而是如果有了这样的人，就会被免职，也就不可能存在。”这段切中要害的话，充分表现了作者对日本教育界的黑暗现实和腐败现象的深刻洞察力。

《哥儿》主题思想之一：批判专制主义教育

专制主义天皇制政权实行国民思想一体化，教育专制主义化，要求全体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灭私奉公”，其实质就是要全体国民绝对服从，摧残人的价值，扼杀哪怕是最小的一点人性萌芽，成为没有头脑的奴才。为此，必然要在教育制度中保留某些野蛮性、落后性和虚伪性。哥儿和“豪猪”的遭遇说明，在明治社会专制政权的严酷统治下，谁要敢于对作为官僚机构一环的教育制度不满，谁要敢于反抗教育官僚的统治，不愿做他们驯服的奴才，和像“蹩脚帮”一样的忠实走狗，他就必然为“兽性”所毁灭。即使像可怜巴巴的老实人“老秧”，诚实生活，清白廉洁，勤恳工作，而不出卖灵魂，溜须拍马，赢得上司的青睐，也同样逃脱不了为“兽性”，所毁灭的厄运。

在人物的配置上，作者设立了正邪两组对立的人物，前者有自诩“江户儿”的哥儿，绰号“豪猪”的数学学科主任崛田，绰号“老秧”的英语教员古贺；后者有绰号“狗獾”的校长，绰号“红衬衫”的教务主任，绰号“蹩脚帮”的图画教员。两者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小说故事的基本情节，展示了日本教育界正义与邪恶的激烈斗争，揭示和批判了明治教育的腐败，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

作品中，主人公哥儿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师生互爱的关系，而是“学生愚弄老师，老师不爱甚至恨学生”的非正常的师生关系。1868年口本的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的统治，采用了王政复古的政权形式，但它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的天皇制政府，是一种强权政治。而在1889年，明治政府颁发了《教育勅语》，它要求全体国民效忠天皇并绝对服从。教育官僚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控制着一切权力并私结团伙，排挤着一切“异己”分子，极力推行盲从主义教育。

而《哥儿》作品中的四国中学正是这一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缩影。主人公哥儿是一个憨厚、具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当时教育制度下的“异己”分子。在哥儿看来，“似乎社会上的多数人，都在鼓励人去学坏，好像认为不学坏，就不会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似的。”但哥儿不愿同流合污，并极力和邪恶势力做斗争。而这些又是腐败的社会和邪恶势力所不容许的，于是就有了以“红衬衫”为首的邪恶团伙利用学生无知的心理指使学生对哥儿制造了所谓的“蝗虫”和“踏楼板”等事件来愚弄和调戏哥儿，妄想使哥儿为此屈服。由此可见，主人公哥儿和学生这种非正常的师生关系是当时口本明治政府推行专制主义天皇制及其抑制个性的盲从主义教育下的必然产物。

通过《哥儿》作品中的主人公哥儿和学生之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现象来看，可以得出哥儿和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学生愚弄老师，老师不爱甚至恨学生”的非正常师生关系。如果仅从表层现象来看，一般都会认为是学生和老师人为造成的，但从其根源来看，势必会得出“四国松山中学现象是当时日本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缩影，哥儿和学生之间的非正常师生关系是其必然产物”的结论。

《哥儿》在揭露学校的黑暗现象方面是有力的，在奋力同黑暗现状对抗方面也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同时，它在思想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譬如，作者把哥儿的正直和鲁莽说成是父母的遗传，是地方的特性、小说开头一句就是“由于爹娘传下来的鲁莽”、“江户儿”的豪爽也在作品中几次出现，又如，把这所学校的问题归结为地方的落后性，认为东京是理想的所在。小说结尾处写道：“这晚上，我同野猪就离开了这片不干净的地方，船离岸愈远，心情愈加好起来。从神户坐直达火车到东京，到了新桥车站时，觉得好象重新回到人间来了一样。”这些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哥儿》主题思想之二：对日本丑陋社会、文化转型期的狂欢化加冕脱冕

《哥儿》极具狂欢化色彩，从人物到语言，从加冕脱冕的仪式到狂欢化广场，都具有狂欢精神。该小说既有对明治时期教育界黑暗现实的鞭笞，又有对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抨击，更有对传统的利他互爱美好品德的追怀，揭示了“日本的近代社会并没有能够建成一个理性正义的王国，也没有带来西方意义上的个性解放。

哥儿所参与的事件和所活动的松山中学，具有狂欢化广场的色彩。在这个广场里，荒谬盛行，弱势人群遭欺压，不公平的事件屡见不鲜；教育的神圣、教育工作者的清正廉洁消失得渺无踪影，有的人为了个人私利而弃良心于不顾甚至不折手段。同时，恶者得势、如鱼得水，正气凛然者却遭打压、受排挤。这一切都显得滑稽，所表现出的狂欢化意味也更加浓厚。在这个广场上，通过人们的人际关系变化、职位变迁，观照着社会中的黑暗面。此时文本所描绘的世界，是一个典型的“狂欢广场”：

1、学生不再尊重老师

“学生对老师是极端失礼的，至少看不出对老师的丝毫尊敬之意。”哥儿初次值班就被学生捉弄。学生们在被子里放了大量的蝗虫，当老师追问是谁做的时候，又干起了临阵脱逃的卑鄙勾当。

2、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封建思想并未彻底根除，尤其在闭塞之地更为猖獗；鄙陋的社会风习依然主宰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四国远离东京，即使接受了新的思想，也难以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人们没有自由，哥儿吃了一份对虾面，学生便把这件事当做日俄战争一样的大事，到处张扬，在四国一个人最基本的自由都被取缔了。

3、学校里的不公平待遇

学校充斥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红衬衫”们“薪水拿得多，任课又少，还可以逃避值宿”，而像堀田先生这样有能耐的人却被迫调走。“红衬衫”要求大家必须有高雅的精神娱乐，但实际上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4、勾心斗角，排斥异己

学校乃教书育人之地，本应该是纯洁神圣的场所，但是松山中学却盛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像古贺这样的老师被打发到偏远地区；最有威信的数学教员堀田先生不被容纳；像哥儿这样的正直教员遭诬陷以致被迫辞职。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像“蹩脚帮”这样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小人。学校就是他们的天下，还何谈教育。

5、反面势力过于强大

人们的懦弱和不加反抗进一步增长了反面势力的气焰。英语教员古贺老实，不知反抗，他“仿佛虽有如无，活象被当做人质一样地顺从，象木偶一般地任人摆布”，事实上，他纵容了不公正。当然，反抗也没有好的下场。堀田在会议上出乎意料地慷慨陈词，提出严惩学生的主张，为老秧君的事和红衬衫争执过，还对“红衬衫”饱以老拳的行动，不过，堀田的行为也只是快意一时，终究无济于事。“红衬衫”们依然是松山中学的当权者，依然为所欲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哥儿》主题思想之三：“自我”的迷失与重塑

自小生活于江户（今东京）的主人公哥儿，毕业后来到四国地区一所偏远的小镇上教书。外号叫“红衬衫”的教导主任虽然身为教育界的主管，但道德品行低下，迷失于权利和女色之中，不仅抢夺已经和古贺订婚的远山家小姐，并且使用手段将古贺调至偏远的延冈，还设圈套陷害无辜的哥儿和山风，迫使其辞职。而他自己却暗自招妓，私会艺妓，为非作歹。外号叫“跟屁虫”的美术老师吉川，对“红衬衫”盲目崇拜，毫无主见，在对权势的附随中丧失“自我”。哥儿的第一任房东乌贼阿银，则是在对金钱的追逐中迷失了“自我”，他想尽办法兜售古董赝品，因无法骗到哥儿的钱财而污蔑其品行不端，迫使哥儿搬离旅店。为谋取不义之财而丧失良知的乌贼阿银，沦为金钱的走狗。

面对谎言与欺骗，玛利亚在爱情中迷失“自我”。被称为“玛利亚”的当地公认的美女远山家小姐，与哥儿所在中学的英语老师古贺订有婚约，在临近婚期之际，古贺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远山家借故拖延婚期，并且接受了“红衬衫”的追求。对于拖延婚期，到底是远山家小姐家人的意愿还是她个人的意愿，对这桩婚事以及“红衬衫”隔三差五地献殷勤、托媒提亲，“玛利亚”究竟是怎样的心态，小说中并没有提及，唯一关于“玛利亚”的正面描写出现在她与母亲、“红衬衫”一道外出泡温泉时偶遇哥儿、古贺的情节中。准备去温泉时，在火车站售票口，“玛利亚”和其母偶遇古贺，在三人寒暄时，“红衬衫”走进车站朝着三人殷勤地行过礼后在一旁等待，但是“那妇人（玛利亚的母亲）时而瞧一眼红衬衫，可是年轻女子（玛利亚）却根本不往这边看”。这一细节暗示了“玛利亚”的母亲对“红衬衫”的在意，在婚事上应该是同意并支持“红衬衫”的。最后，“玛利亚和她老娘随着红衬衫上了头等舱”，古贺却坐在了下等车厢。在成功派遣古贺到偏远之地后，得意的“红衬衫”在古贺的送别会上大放虚情假意的赞美恭维之词。见识了其天花乱坠、极具蛊惑之力的言辞功底后，哥儿不由得产生“大概玛利亚也是被他用这种手段给骗住”的想法，怀疑玛利亚是因为“红衬衫”的谎言而受骗的。

所以，作为在该小说中“失语”的女性人物，“玛利亚”不仅有可能被作为商品在男性中被动地进行了转让，还被外界无辜地披上了道德丧失的外衣。“玛利亚”很有可能在其母唯利是图、背弃婚约的授意下，一同沦为金钱的奴隶，在恋爱和婚姻中没有自我明确的立场，而是被动地接受。她与以哥儿和山风为首的勇于争取“自我”权力的一派，形成鲜明的对比，“失去自我话语”，“被男性话语欺骗”，最终沦为“男性手中的所有物”的悲剧性人物。文本中“玛利亚”的形象，影射了当时日本社会中女性的不自由不解放的传统落后的一面，也反映出日本近代“自我”的不彻底性。

“玛利亚”的婚约者“面瓜”（古贺的外号）是个“仁义”之人，他谦让所有的人，对每个人都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平日里不问世事，行为低调，“有如任人摆布的人质一般温顺”。他被卑鄙的情敌“红衬衫”的花言巧语所蒙蔽，答应了调职的事情。被上司赤裸裸地利用、被婚恋对象背叛和舍弃的古贺，即便在调职去延冈前的送别会上，“为人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竟然对愚弄自己的校长和主任如此致谢。如果是拘于礼节做做样子也就罢了，可是从他的态度，他的话语，他的神情来看都是发自内心的。

按理说，被圣洁之人诚心道谢，狸猫和红衬衫应该觉得心中有愧而害羞脸红，可是这两个家伙却大大地受用了”。他对每一位来宾，即使是伤害了他的人们，都诚恳地致意，一直坚持到送别会的最后才离开。他与生俱来的老实、真诚的品质，虽然符合传统的道德规范，然而现实中他过于妥协和忍让，没有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也得不到应有的尊严与幸福。道德应该是个人意志和道德规范相协调统一的，应该建立在尊重个人意志的基础上，放弃了自我、迷失自我、不懂得维护自身权益的“老好人”，是不可能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作者夏目漱石所说的“自我”，是指“在既成的伦理规范的框架内，根据伦理规范而选择自律的自我”，而不是像古贺这样无批判地盲目地服从于前提和规范，悖离于独立人格。丧失了独立人格而具有传统美德的古贺，只能沦落为任人摆布的机器，去过背井离乡的失意生活。他悲剧命运的根源不是来自社会、他人，而是来自于自身主体人格的丧失，来自于自我与他者的断裂，他缺乏自我确认的能力，因而只会盲目地妥协、迁就，最终由于不对等的付出而一无所得。古贺的结局是在他者的绝对性前提之下的人的悲惨命运。

虽然作者夏目漱石在小说中表现出关注“自我”的态度，但是他与“自我”绝对化的垂直的伦理的自然主义作家不同，更加注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平面的伦理。他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深烙着他以文学关注人生、改良社会不良风气的武器的这一观念的印记。”《哥儿》也不例外。在小说中，不仅随处可见第一人称的哥儿对“红衬衫”、“跟屁虫”、乌贼阿银的批判之辞，作者还为道德缺失的“红衬衫”设计了在招妓归途中被哥儿和山风逮个正着并痛打的结局。作家也借房东阿婆之口，对事实上背弃婚约的美人“玛利亚”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那个玛利亚可是相当有问题”，“本来都已经许配给古贺先生了，半道杀出来个文学士她就见异思迁了，对不起老天爷呀”。山风在古贺的送别会上也用“不贞不洁、见异思迁”这样激烈的言辞含沙射影“玛利亚”。而对于情场、职场双失意的传统迂腐的古贺，哥儿予以极大的同情，感叹道：“玛利亚竟然抛弃他转投红衬衫的怀抱，真是脑袋进水，愚蠢至极。”

主人公哥儿则表现为生存空间的迷失。他从江户来到四国地区的一所中学，作为异乡人，他找不到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思乡之情日益强烈。在远离故乡的四国地区的小镇中学生活初期，他经历了学生的恶作剧，被“红衬衫”的利用、与朋友山风的误解。在这些事件中，哥儿气愤失望，不知所措，只能任凭良知进行“自我”的摸索找寻，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迷茫。作为拥有武士精神的江户子哥儿，看不惯丑恶势力，在后期与其不断的斗争中，也经历了对阿清婆的认知的改变，试图重新定位“自我”，找寻真正的“自我”。

主人公哥儿的“自我”重塑

主人公哥儿的“自我”重塑，是在对阿清婆的认知的改变中进行的。阿清婆在哥儿的少年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她是在哥儿家做了10年的女佣，“阿清婆的家在幕府时代原本也是说得过去的，随着幕府的瓦解而败落了，最终落得当下人的地步”。她对被别人看成是朽木不可雕的哥儿非常疼爱，认为他“为人直爽，真是好秉性”。经历了双亲的死别且不被周围人重视的哥儿，内心可贵的、值得珍视的品质也被周围的人们所无视，但是，阿清婆看到了哥儿身上优良的品质，对哥儿格外疼爱，使哥儿得到类似母爱的关爱，弥补了哥儿父爱和母爱的缺失。然而，对于阿清婆的宠爱，年幼的哥儿尚不能理解其原因，甚至觉得“很不自在”，“怪没劲的”。虽然哥儿对于来自阿清婆的宠爱不解，但是阿清婆对于哥儿的正面评价与肯定、期望，对以后哥儿的自我认知、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自我存在感的认知，都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对阿清婆的思念和追忆，是哥儿思乡和回忆儿时生活的唯一表现。来到四国后，哥儿经历了初期生活上的不适应，每当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孤独寂寞时，便产生对阿清婆的追忆。在刚刚到达小镇的晚上，哥儿便做了一个关于阿清婆的梦。在四国地区的见闻中，他也常常回忆起儿时的经历，追忆童年记忆里的阿清婆的言行。比如，由于“红衬衫”的挑拨，单纯的哥儿误解了朋友山风，以为是他煽动学生搞恶作剧捉弄了自己，认为他是“恶汉”“骗子”“两面三刀”。想到曾经被山风请过一杯冰水，便想要返还给他水钱。这时，哥儿想起曾经借阿清婆3块钱的童年往事。

当初哥儿曾向阿清婆借过3块钱，直到5年后依然没还。不是还不起而是不想还，阿清婆从未盯过哥儿的钱包催促他还钱，哥儿也没有像对外人似的向她保证还钱。如果哥儿担心阿清婆会讨要那3块钱的话，就等于不相信她的高尚，等于对阿清婆美丽心灵的亵渎。不还钱不是蔑视阿清婆，而是哥儿和她已经不分彼此了，在这一点上山风与阿清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误以为遭受了朋友山风的背叛而失去了心灵依靠的哥儿，需要依靠和借助阿清婆的温暖记忆以确立“自我”的位置。哥儿向阿清婆借钱不还，是接受她的恩情，将其作为深情厚谊的朋友。并且在与被误解的山风的对比中，更加认识到阿清婆的可贵，感到她的“美丽的心灵”。在帮助自己搬家的古贺家做客时，哥儿看到与阿清婆年纪相仿的古贺母亲，便感到非常亲切，并怀念起阿清婆来。又比如，哥儿虽然性格急躁，却能很认真地从头到尾阅读阿清婆的来信。当饭菜不可口的时候，又会想到阿清婆会为自己做些什么喜爱的饭菜。这些事都足见哥儿对阿清婆的思念与珍视。哥儿在重新认识阿清婆的同时，也拉近了与其心灵的距离，成了“不分彼此”的共同体，也安顿了内心，确立了“自我”。

哥儿还在与“红衬衫”以及那些对他进行恶作剧的学生的对比中，认识到阿清婆的高尚。在和“红衬衫”一起钓鱼时的对话中，“红衬衫”不仅虚情假意、装腔作势，还嘲笑哥儿的单纯，令哥儿十分厌恶。哥儿此时的心理活动是：“红衬衫嘿嘿地发笑就是在笑我的单纯。一个嘲笑单纯与坦率的社会是令人无奈的，阿清婆在这种情形下是绝不会发笑的，她会洗耳恭听，因此说阿清婆远比“红衬衫”高尚。”自作聪明、为人虚假的“红衬衫”反衬出阿清婆的优良品质。

另外，哥儿初来乍到时，便遭遇了学生们的一系列恶作剧，哥儿对此气愤不已又力不从心。如此想来，对阿清婆产生钦佩之情。虽然她是一个没受过教育、身份低微的老太婆，但是为人值得敬重。在离开故乡之前，哥儿没有思考过阿清婆，对于她的宠爱也不能理解，来到四国之后，见到了各种各样丑恶的人和事，才领悟到阿清婆的纯粹与可贵，敬佩起她的精神。哥儿开始怀念善良亲切的阿清婆，最后“不禁渴望见到她”，明确表达出对她的思念。此时对哥儿来说，阿清婆已经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已经成为其心灵的故乡、精神的支柱。

在后期与“面瓜”（古贺）、“玛利亚”、“红衬衫”、房东乌贼阿银的接触中，哥儿逐渐目睹了纯良之士被欺压，见识了庸俗保守的腐朽之气、伪善人性的丑恶、金钱万能的不良思想，感叹世间的复杂。哥儿深感悲哀，感叹“没有什么比人更难以捉摸的了”，还打趣地说：“越想越觉得人是多么的不可靠，如果‘我’把这些写信告诉阿清婆，她一定会大吃一惊的，而且她会说，箱根以远遍地是魔鬼。”这是对明治后期人们不安定的精神层面以及丑恶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和讽刺。既不会与世间的污浊丑恶相融，更不会向恶势力横行的社会现象妥协的单纯善良而正直的哥儿，在异乡与强大的恶势力的斗争中产生孤独失望感，为了驱赶心中难以摆脱的孤独感，追忆与自己有同样品质的阿清婆，同支持自己的她写信，成为心理上的需要。

哥儿与阿清婆有若干类似点，两人都很单纯、正直，都不喜欢虚伪复杂的人和社会，两者共同成为丑恶世相的对立面，起到凸显恶的作用。阿清婆既是“哥儿诚实信念的具体体现”，也是哥儿的精神支柱，接触到世间污浊风气的哥儿的理解者和精神的救赎者，是其与丑恶和困难斗争的勇气之源。每当遇到困难与恶势力，哥儿脑海中便浮现出阿清婆的身影。通过建立与阿清婆的精神上的链接，通过与阿清婆的共同体的建立，哥儿生发出与丑恶世间作战的勇气。可见，哥儿对阿清婆认识的变化经历了几个阶段：通过与四国地区一些人的对比，改变了之前对阿清婆的简单表面的认识，重新认知和理解了阿清婆；与恶势力的斗争促使他与阿清婆的感情深化，对其人格给予确认和肯定。在这过程中，两者的关系由之前的阿清婆单方面珍视哥儿、主仆地位不对等的关系，转变为彼此互相珍视、人与人的对等关系。这种关系的改变，成为促使他回归到阿清婆身边的力量。因此，哥儿与阿清婆的关系既不是单纯的封建式的主从关系，也不是近代化的雇佣关系，而是基于尊重彼此的对等关系。

哥儿最终辞去教职、离开四国，遵守了与阿清婆的承诺，与她生活在一起。他最终实现的自我重塑，正是以尊重阿清婆、陪伴阿清婆这一责任感的自我实现为标志。而“红衬衫”的以权势谋取私利，美术老师吉川的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玛利亚”和古贺在权势面前的怯懦妥协，房东乌贼阿银对金钱的盲目崇拜，都反映了浓厚的封建残余。他们思想守旧，在权势的压制和利禄的诱惑下，使“自我”受到挤压、禁锢和奴役。与之相对应，哥儿和山风代表了“自我”的初步觉醒，通过自身追求个性解放、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在“自我”与他者的斗争中确立“自我”。正是在这种新旧两种价值体系的互相冲突斗争中，在两者的对立统一中，呈现出近代“自我”的迷失与确立。在经过四国地区为期不长的教学生活的历练，主人公哥儿也完成了自我心灵的成长之旅，最终实现了自我的重新确立，回归自己的家乡，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日本的近代化具有局限性，日本人的精神意识的内部近代化滞后于外部物质的近代化进程，而仓促的文明开化所造成的日本固有的封建意识的残留、海外殖民地的开拓、工商业的快速发展，都使日本国民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迷失了“自我”。社会的浮华之气、腐朽的官僚体制、金钱万能思想的弥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我迷失，都是夏目漱石全力批判的。《哥儿》通过对权势、金钱、爱情、生存空间的不同层面的“自我”迷失的描写，反映和批判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近代化的不彻底性。而主人公哥儿在对阿清婆的重新认识后，完成了“自我”的重塑，在小说结尾，他最终告别了小镇，“离开了这肮脏之地”，转变身份后满怀信心地返回故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暗示了近代“自我”意识确立的必要性。

《哥儿》中对“自我”迷失和重塑的描写，批判了社会转型期的明治时代所出现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如封建残余、对金钱和权势的盲目崇拜以及不彻底的近代化。哥儿和山风代表了近代“自我”的初步觉醒，通过追求个性解放、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而“红衬衫”、“玛利亚”、古贺等则从属于旧的价值体系，他们的思想守旧，在外在的利禄、金钱、权势下或屈从妥协或受到禁锢和奴役，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沿袭。新旧两种价值体系互相冲突斗争，对立统一中呈现出近代“自我”的迷失与确立。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夏目漱石对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精神生活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的关注。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的夏目漱石，对日本转型期的日本社会存在的封建残余与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批判，在小说中展开对“自我”和人性的深层思考，对明治初期的肤浅文明开化提出质疑，体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精神。

语言

作者运用充满幽默风趣的语言，通过主人公独具个性的自叙口吻，以及与其他人物的对话，绘声绘色地描绘出哥儿正直、憨厚、豪爽而又轻桃、浮躁的复杂性格，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此外，小说中谐音词、俏皮话的运用，更增添了谐谑的情趣。

《哥儿》中存在着巴赫金所概括的狂欢化的语言现象，即杂语的喧哗。它们是构成此部小说狂欢化现象的最为根本的元素。《哥儿》的语言风格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特征——诙谐戏谑和幽默。小说语言的狂欢化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极具乡土气息的方言

粗俗化的并不优美的地方方言、俗语等在狂欢化的小说中蔚为大观。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代词“俺”的使用。“我”“我爹”“我哥”等透露出质朴的气息与诙谐感。其次是松山地区的方言“哦”。哥儿到四国之后发现，四国的学生在与教师的对话中经常使用方言“哦”，极见学生的顽劣与对教师的不尊重。哥儿对此竭力嘲笑，“他的名作《哥儿》用愤怒、嘲骂、调侃的笑，对腐朽、黑暗的教育制度发出鄙夷的诅咒，为知识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愤愤不平。”

2、日本式的俏皮话与极具特色的绰号

譬如，在日语里，“马大哈”与教务主任的情人“玛利亚”音同，“产米的植物”“丸木”与“高尔基”谐音。前者讽刺了教务主任作风不端，后者讽刺了教务主任貌似风雅实则低俗。而所谓绰号，就是外号、诨号，大多带有幽默讽刺戏谑的色彩。哥儿给学校里的老师取了许多绰号，比如学校校长是“狗獾”，教务主任是“红衬衫”，英文教员是“老秧南瓜”；教数学的老师是“豪猪”，教画的老师是“蹩脚帮闲”。绰号是一个人性格的最好表现，它集中体现一个人的本质特征，形象滑稽，又具有讽刺意味。

3、语言中大量的污言秽语

比如“他娘的”“猪”等，在文本中，类似的叫骂和诅咒处处可见。哥儿的辱骂声更多地是对丑恶不堪的现实的不满与愤懑。权利被贬低，教育被低俗化。哥儿通过这种方式，宣泄了他自己的真实情绪，使他凌驾于丑恶事物之上，获得了瞬时性的快乐体验。这种污言秽语正是狂欢广场上最频繁可闻的语言。

意象

江户哥儿：江户哥儿有侠胆义肠、敢做敢当、憨态可掬、浮薄鲁莽等性格特点。这种气质的形成可追溯到明治以前的江户时期，是武士阶级的精神风尚折射到平民阶层的一种反映，类似于游侠精神。由于日本人的理想倾向，再加上文艺作品的渲染，江户哥儿在日本文学中逐渐成为一个理想色彩浓厚的传统形象，以江户哥儿自居的人，往往在地方文化、风俗习惯、方言等面前保持一种优越感。

夸张

夸张是文艺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讽刺艺术中，夸张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作者在小说中巧妙地运用了这种手法，使他的讽刺更加尖锐、有力，而被讽刺的对象则显得更加滑稽、荒唐、可笑。小说中有几处关于“红衬衫”的描写：“明明这样的热天，他却穿着法兰绒的衬衫。而且还是件红衬衫，这家伙整年都穿红衬衫，想不到天下真有这样的怪癖！据他本人解释，红色对身体有好处，为了保养起见才特意定做的。”“红衬衫，是个说话声音柔声细气让你难受的人。简直使你分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在为“老秧”开的欢送会上，“红衬衫”吹棒“老秧君”最凶，甚至说什么：‘失去良友，对于自己实为最大的不幸。’而且他的那种说法，听起来简直是发自肺腑，不由你不相信。他大讲特讲，把他那一贯柔和的声音，放得更加柔和。初次听他这样说话的人，不管谁，肯定都要受他蒙蔽的。”以上这些描写，由于用了夸张而把‘红衬衫”的怪癖、巧言令色的性格特征揭示得淋漓尽致，增强了喜剧性效果，读来给人以真实生动之意而无牵强附会之感，饶有风趣而又鞭辟入里。

结构

《哥儿》的成功，出色的结构艺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小说正是以其严谨的结构特点而被认为“在日本近代小说中是属于少见之列的”。全书紧紧围绕着揭露和抨击日本教育界的腐败和黑暗这一主题展开故事情节，在第1章交代了哥儿幼年时期的经历和性格形成之后，便用整整10章的篇幅描写哥儿到学校教书，从与“狗獾”、“红衬衫”和“蹩脚帮”一伙邪恶势力的矛盾冲突的产生到激化的全过程，最后以哥儿和“豪猪”的“老拳行动”作为喜剧性结尾。故事紧凑，描写集中，场面突出，情节首尾相应，来龙去脉清楚，极富戏剧结构的特点，增强了艺术形象的感染力。

人物塑造

《哥儿》中的哥儿形象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主要还是作者人格探求、人格理想的一个审美达成，也是夏目漱石深入传统之中然后再超越于传统之上的创新。

狂欢化的人物形象：《哥儿》刻画的主人公哥儿是日本文学史上著名的“江户哥儿”形象，属于狂欢节式的疯癫形象。尽管具有冒失莽撞的特点，但正气凛然、侠义直爽更是“江户哥儿”最本质的性格特征。哥儿是具有“狂欢化”色彩的人物，在行为上不拘社会规范的拘囿，张扬本性，追求生命自由，敢于反抗、敢于承担。“狂欢化”人物，实际上就是偏离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边缘人物，拥有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出现在作品中就构成了其不拘一格的色彩。

1、哥儿的性格特征从小就初露端倪

幼年的哥儿冒失莽撞：从学校的二楼跳下来，挫伤了腰；用小刀削手，以向同学们证明刀锋的锋利；阻挠偷栗子的勘太郎，但反被咬了一口，哥儿从小就渴望公平，讨厌瞒着人、唯独自己占便宜这样的事。

2、哥儿实际上非常优秀

按照世俗的标准，哥儿是不成器的，即不会有出息，不会有大成就的人物，爹娘均对哥儿绝望。但是，实际上，哥儿勤奋认真，从物理学校顺利毕业。当时，能顺利毕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哥儿不辞劳苦，不怕艰辛，远离繁华的东京来到偏远的四国松山中学献身教育事业，这本身就说明哥儿的无私与伟大。在任课期间，哥儿认真工作，是一名合格的教员。更难能可贵的是，哥儿非但没有与学校里的不良风气同流合污，还极力反抗，并且最终离开四国，以示抗议。

3、哥儿秉性正直，天性善良，嫉恶如仇

哥儿不满校长教务主任的特殊待遇，不满学校对古贺的不公平调遣。哥儿的狭义心肠尤其表现在对古贺的同情上。古贺因家道突然衰落，教务主任不仅落井下石夺走他的未婚妻，并且将他调到更偏远的山区去教书，以便顺利娶走远山小姐。哥儿为古贺鸣不平，对古贺充满了怜悯。

4、哥儿是简单单纯的

哥儿初来学校时，被教务主任的甜言蜜语所蒙蔽，天真地以为他是一位表里如一的正人君子，并且深受其骗，相信堀田是坏人，由此可见哥儿的不谙世事。哥儿对“不学坏，就不会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挑正直、纯洁的人的毛病，瞧不起坦率的人”的现象不以为然。哥儿自己不做坏事，也不了解其他人的恶，终究上了大当。

5、哥儿淡泊名利

哥儿欲望很少，不追求名利。哥儿不害怕“狗獾”，不怕“红衬衫”，这其实是哥儿蔑视权贵的表现。并且，哥儿不会为了利益出卖良心，坚决谢绝了加薪，因为哥儿认为，“怎么能做出那种缺德的事，从一个本来不愿调出，被强制调出的人身上，由俺来从他的薪水中去分一杯羹呢？”

6、哥儿在小说中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他是怪异的，他既不似“红衬衫”之流仗势欺人，也不似古贺那样对压迫默然忍耐。《哥儿》写于1906年，当时，日本实行“文明开化”政策，逐渐走向资本主义，人们的价值观念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尤其是拜金主义与利己主义大行其道。哥儿的正直单纯、淡泊名利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不被社会所容。哥儿以其独有的特点和权利，成为学校这个世界中的外人。

作者赋予哥儿“江户儿”的身份，使他拥有了不同于其他教师的权力，使他可以借助“江户儿”的外表，公开揭露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的领导人物，摆脱领导者们在平时对人们造成的压抑和束缚，在笑声中揭露神圣事物的虚伪本质。他可以使用另外的眼光，用没有被“正常的”即学校公认的观念和评价所遮蔽的眼光来看学校，使日常生活世界非同寻常化。在哥儿这个莽撞坦率的人物身上，实际上寄寓着作家最深厚的喜爱之情与理想。哥儿固然有着毛躁的缺点，但他身上更多的是正面的因素。哥儿代表着的是行动，是主动的反抗。

1998年日本《文艺春秋》杂志社邀请各界名流所做的“二十世纪你最喜欢的十本日本著作”的评选中，《哥儿》位居第一。

《哥儿》是一部批判精神强烈、艺术成就杰出、人物形象鲜活的作品，其故事内容简练清晰，人物塑造更是有血有肉、个性突出，人物语言诙谐幽默，极富喜剧色彩。作品在令人发笑之余却又发人深省，它以鲜明的时代性、深刻的批判性、人物的多样性充分展示了夏目漱石初期作品的创作个性，《哥儿》因此成为其作品中的名篇之一，显示出了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在整个日本文学史上经久不衰。

中国作家鲁迅：小说“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日本小说家、文艺评论家伊藤整：“这是一部将日本式的性格，使用日本式的手法描绘出来的作品，它描绘了典型的日本人”。“主人公的乐天性，他的同情心，他的天真无邪，还有其他人物的日本式的肮脏、气量狭小、卑劣、软弱、充英雄好汉，所有这些都的的确确是日本人的真实性格。”

夏目漱石（なつめそうせき），日本近代作家，生于江户的牛迂马场下横町（今东京都新宿区喜久井町）一个小吏家庭，是家中末子。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代表作有《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心》三部曲。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作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精确细微的描写开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他的门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龙之介也曾受他提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