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

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天工开物》中分散体现了中国古代物理知识，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许多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在《五金》篇中，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

《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

宋应星出生于江西士大夫家族，有较好的学习氛围。加上自身的勤奋好学，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激烈的科场竞争，曾留给他屡次不中的阴影。往后的仕途生涯也未达到决策圈的显赫地位，但其对于学问的追求却从未松懈。

宋应星治学旨趣最大的特色在于“新”和“异”，其最主要的治学途径就是走出书斋，接触社会。其游历考察和底层官员的仕途经历，使之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基层群众生产领域的工艺流程。

八股取士的确定，理学逐渐变为僵化的科举教条，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明嘉靖以后，王阳明的心学风行大江南北，江西成为王学传播与发展的重要阵地。有别于以心理道学为上的主流思潮，远承阳明之学的泰州学派等有为于世、反虚务实的小众思想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泰州学派在长江中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赣江流域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影响较大，其创始于王艮，影响最大的是李贽，他们提出“百姓日用是道”的命题，体现了崇尚经世致用的进步思想，反映了平民、布衣等阶层的要求和愿望，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明末西学东渐之风的兴盛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产生了巨大反响。

明代是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的阶段，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期后，部分地区，不少行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农业中，耕地面积扩大，作物品种得到改良和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了明显提高。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经营。

明代手工业种类较多，且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尤其是与国计民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冶金、陶瓷、纺织等行业最为发达。棉纺织业成为主要的家庭副业，制瓷业驰名中外，冶矿业由官营向民营发展，造船业发达等。

明代商业和交通亦较发达，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一些巨商往往致富于数千里之外，涌现了一些有名的商帮；沿海地区商贸中心和新兴市镇进一步发展。

《天工开物》主要根植于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天工开物取自“天工人其代之”及“开物成务”，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当时占正统地位的理学相异。这种异端化的思想趋势，反映着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和时代取向。但是，个人的思想可以有异于主流，却不能超脱于时代。古代素以农业作为重中之重，所以宋应星的文章中也处处体现出贵五谷轻金玉的思想。

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提到《天工开物·作咸》及《论气·气声五》都说“天有五气，以有五行”，认为水火土金木五行由相应的气而生，不是万物的最原始本原，又对五行或五气逐个分析，认为水火二气是较基本的。宋应星在剖析水火土金木相互关系及过渡层次，即解决了“亦气亦形”这一物质过渡层次与形的物质过渡层次间相互关系及过渡之后，进一步阐述了万物生成之理。《天工开物·陶埏》指出：“水火既济而土和。万室之国，日勤千人而不足，民用亦繁矣哉。”这是说靠水火对粘土的交互作用，烧结成陶瓷，供民日用。

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认为，宋应星论述生命自然界万物的生成机制，将生物分为植物与动物两大类，而在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中，植物即草木之属较为基本。他将动物按发展序列再分为虫鱼、飞禽、走兽，最后是“万物之灵”的人。他认为动物是从植物演化并生成的，而植物又是从无机物演化与生成的，归根到底是通过水火与土木交互作用而产生。宋应星写道：“气从地下催腾一粒，种性小者为蓬，大者为蔽牛干霄之木，此一粒原本几何？其余皆气所化也。”草木借水、土及火质（可燃的有机肥料）而成长。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述各种植物如稻、麦、麻、豆、桑、棉、葛、草本染料、油料植物、甘蔗、竹、构树及各种树木的种植，都是根据这一道理而进行的。他更详细叙述了将这些植物借水火及金木石的交互作用而制成植物油、糖、衣料、染料、纸张、车船等产品以及木器、榨油器、糖车、纺织机、各种农具、蒸煮锅等工具及日常用品。虽然谷物种植主要靠水、土及金木，但没有火气配合也还不行，这里火气以日照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阳光（阳气、火气）而阴雨（阴气、水气）绵绵，便会减产。至于谷物加工及食品制造，离开水火与金木也是不行的。由于五气的交互作用，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植物及其加工制品，象无机界万物一样，供民日用，也归根到底由元气→亦形亦气→形这这物质层次而生成的。

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认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详细叙述了从动物体制成各种产品的技术。根据他的哲学观点，动物界虽然比植物界属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但究其物质本原仍不外是从元气、亦形亦气、形及草木这些物质层次而逐步生成、演变的，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完成这些过渡。他在论述动物、植物及矿物界在构成上的物质统一性时，还谈到物质世界多样性的原因。

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认为，由于水火、土、金木这些物质要素相互间作用是千变万化的，故而产生众多的物。正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述，许多自然物通过人工作用后，又产生难以数计的、自然界本身没有的物。用他的话说便是“或假人力，或由天造”（《作咸·盐产》）。

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提到，在谈到物质世界事物多样性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中写道：“天覆地载，物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岂人力也哉”。大意是说，大地之间，事物以万计，通过各种变化而形成完美无缺的世界，这恐怕不全是人力所能办到的。他的“形万变而不穷”的哲学命题，现在可理解为有限元素原子以其万变无穷的结合方式构成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现代物质构造理论还证明一元论物质观是正确的，因为宇宙万物最终都由原子构成。

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认为，宋应星在发展万物生成及演变的自然哲学时，把他的哲理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用《天工开物》中所述30种技术过程的实例来支持并解释他的哲学思想。这不但是中国历史中其他哲学家作不到的，而且象李时珍那样的大科学家也未能作到这一点。

他在阐述从最根本的元气经过亦气亦形及形再逐步过渡到无机世界和生命自然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万物生成与演变的图景，其基本过渡层次为：元气→水火→土→金木→无生物→草木（生物）→动物（高级生物）。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从无生物到生物这一质的转化。

《天工开物》的出现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灿烂的科学活跃期的代表作之一。它既是对古代科学传统的有效继承，也与当时兴起的各种具有启蒙意义的反权威意识，实学意识和民生意识息息相关。

宋明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微弱的发展稀疏的存在着。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新的社会现实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生“格物穷理”的兴趣。

由空谈走向实践，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反思，这种思潮在思维方式上开始散发出近代的气息。

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出版的《天工开物》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明崇祯时期的涂绍煃版，另一个是明末清初，清统治尚未稳固，南明势力尚存时期，福建出版的杨素卿版。此版是属于明末刻成，清初修补。

《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于清初刊行第二版。

对于明朝这种社会风气，中国学者 李申指出：“《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算法统宗》、《瘟疫论》这些科学著作背后，不仅有高水平发展的农业，还有高水平发展的手工业和商业。所以算法统宗一出，就‘竟相翻刻’，闹得一时‘纸价腾贵’”。

“《天工开物》问世以后，第二年就被刻印出版。几年后，书商杨素卿认为有利可图，决定翻刻。雕版已成，未及印刷，适值明朝灭亡。到了清初，经过改版，才得付印。但杨本以后，便无人翻刻了。因为情况变了。明末出现一批实用的技术科学著作，是适应当时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特别是手工业、商业的需要。清兵入关，扬州、江阴、嘉定等江南城市被屠，许多手工业基地成为一片废墟，受祸不太严重的山西潞安，明末有织机三千余张，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仅剩二三百张，减少90%多，江南的受祸可推想而知。在这样残破的经济基础之上，还有谁去关心技术问题？就是有了技术书籍，又有谁购买？所以《天工开物》在杨本以后，就不再版”。

第二版在清初顺治年刊刻发行后，《天工开物》因书中出现“北虏”“夷狄”一词，被清朝禁毁。但译本很快传遍亚欧大陆，其中的推拉式风箱技术对西欧冶铁工业影响很大。

清朝官修的康熙、雍正年间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在食货、考工等典中有一些地方取自《天工开物》，在引用时对《天工开物》中的“北虏”等反清字样改为“北边”。乾隆年间《授时通考》仅引用了《天工开物》中《乃粒》、《粹精》等。

距离乾隆修《四库全书》一个多世纪后的1877年。岑毓英撰修的《云南通志·矿政》部分引用了《天工开物·五金》章关于铜、银等金属冶炼技术的叙述。著名学者吴其浚在《滇南矿厂图略》参考了《天工开物》。《植物名实图考》谷类等部分引用了《天工开物》的《乃粒》章。

刘岳云的《格物中法》中对《天工开物》进行了引用，评论和注释。晚清公元1899年，直隶候补道卫杰写的《蚕桑萃编》有部分引用了《天工开物》中的《乃服》《彰施》等章。

这些对天工开物的内容部分摘录，但这和出版完全是两码事。真正完全在清朝统治下的《天工开物》版本，一个都没有。

直到民国初年，宋应星的著作，首先是他的科学著作《天工开物》,才被中国学者所关注，但他们是通过东邻日本国才看到原著。

《天工开物》中的内容首先在17世纪开始逐渐传入日本。公元1694年，日本本草学家见原益轩（1630–1714）在《花谱》和公元1704年成书的《菜谱》二书的参考书目中列举了《天工开物》，这是日本提到《天工开物》的最早文字记载。

公元1771年，日本书商柏原屋佐兵卫即菅王堂主人，发行了刻本《天工开物》，这是《天工开物》在日本的第一个翻刻本，也是第一个外国刻本。实学派学者佐藤信渊依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提出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

《天工开物》18世纪传到朝鲜国后，受到李朝后期知识界尤其实学派学者的重视，1783年，朝鲜李朝（1392–1910年）作家和思想家朴趾源（1737–1805年）完成的游记《热河日记》中向朝鲜读者推荐了《天工开物》。朝鲜进士出身的内阁重臣徐有榘，晚年执笔的113卷本巨著《林园经济十六志》和李圭景（号五洲）《五洲书种博物考辨》（1834年）、《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约1857年）等重要科技作品中都多次引用《天工开物》。

18–20世纪《天工开物》在一些欧美国家传播，在法、英、德、意、俄等欧洲国家和美国大图书馆都藏有此书不同时期的中文本。其中巴黎皇家文库（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在18世纪入藏明版《天工开物》。

1830年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将《丹青》章论银朱部分译成法文，是此书译成西文之始。1832年转译成英文，刊于印度《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1833年他将此书制墨及铜合金部分译文发表于法国权威刊物《化学年鉴》及《科学院院报》，后又译成英文和德文。

1837年儒莲受工部和农商部大臣之命，将《天工开物》养蚕部分及《授时通考·蚕桑门》（1742年）译成法文，由巴黎皇家印刷厂出版官刊本，法文译本取汉名为《桑蚕辑要》。当时欧洲蚕桑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导致生丝大量减产。《天工开物》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对欧洲蚕丝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八世纪，在欧洲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但农业生产依然十分落后，播种还在使用人工播种。这种播种方式，在种子的密度和覆土深度上都十分随意，直接影响出苗率。而此时中国，已经在使用播种机。欧洲的犁设计也比较简单、原始，操作十分费力，而中国的犁则效率更高也更省力。当《天工开物》传入后，直接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

欧洲从12世纪学会造纸，但一直以破布为原料单一生产麻纸，18世纪以后耗纸量激增，但破布供应却有限，于是造纸业出现原料危机。1840年儒莲将《天工开物》造纸章译成法文刊于《科学院院报》。其中提到以野生树皮纤维、竹类及草类纤维代替破布造纸，还可用各种原料混合制浆。这些信息很快得到反馈，法、英、德人以其他原料成功造纸，终使原料危机获得缓解。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年）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之为“权威著作”。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卷一谈到养蚕时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他把中国古代养蚕技术措施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

1869年，儒莲和法国化学家商毕昂把《天工开物》有关手工业各章的法文摘译，集中收入在《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一书中，在巴黎出版。1964年，德国学者蒂路，把《天工开物》前4章《乃粒》、《乃服》、《彰施》及《粹精》译成德文并加了注释，题目是：《宋应星着前四章》。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博士将《天工开物》全文译成了英文，并加了译注，题为《宋应星著–17世纪中国的技术书》，在伦敦和宾夕法尼亚两地同时出版。这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欧洲文全译本。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18世纪后半叶，乾隆37年设四库馆修《四库全书》。以修书名义对全国的书进行审查 ，江西是重点审查区域。

在江西进献书籍中，发现宋应星之兄宋应升的《方玉堂全集》、宋应星友人陈弘绪等人的著作具有反清思想，提倡“华夷之辨”，属于禁毁书籍。同时发现《天工开物》中有“北虏”、“东北夷”等反清字样，有一些“我朝”指明朝，“夷虏”指清朝的内容。也有明朝守城将士投掷火器，将清军炸得粉碎的插图。

《天工开物》上不了目录，因为它里面《四库全书》本身对科技类书就是忽视的。 这些因素都压制了《天工开物》在社会上的流行。此后清代也没有再版。反而差不多同时期，日本却在大肆刊刻这部技术名著。在清朝统治的这段时期，在国外出了《天工开物》的新版本，国内反而绝版。

以至于到了清朝统治近三百年后，民国时期的人为了寻找《天工开物》这本书，竟然在国内找不到，只能从日本引进，再刻印出版。

丁文江先生在《重印天工开物跋文》中记述他在国内千方百计想找《天工开物》，却找不到的经过。而按潘吉星的考证，当时在日本，其实《天工开物》一书反而非常容易见到。

《天工开物》在民国时才被中国人广泛知道。

这是《天工开物》的明刊初刻本，最为珍贵，此后所有版本都源出于此。此本原序中名为《天工开物卷》，但书口仍作《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册线装，印以较好的江西竹纸。原书高26.2厘米、阔16.8厘米，板框高21.7厘米、阔14.3厘米。单叶9行，行21字。序文与正文均为印刷体，序尾有“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间堂”的题款。

这是1637年4月由作者友人涂绍煃（字伯聚，1582–1645年）当时任河南汝南兵备道而居家丁忧（丧母）时资助刊刻于南昌府的。为表彰绍煃的这一功绩，故此本称为“涂本”。从该本版式、字体、纸张及墨色来看，与明末赣刻本极为相近，因此想将涂本定为江西刻本当无疑问。种种迹象表明，此本是仓促间出版的，刊行前文字没有经过仔细校订，故书中错别字也不在少数，总共约400多处。例如梢误为稍、尾误为尼、扬误为杨、径误为经、玫误为枚等，属于形近之误。而“亦”误为“易”、泻作写、防误为妨、框作匡、裹作果等，属于音近之误。这都是刻字不慎所造成。但因该本为初刻本，文字及插图都直接来自宋应星所写的手稿，因此仍然是珍贵版本。

涂本《天工开物》向来稀见。中国境内现传本原由浙江宁波蔡琴荪的“墨海楼”珍藏，长期不为人们所知。清末时藏书归同邑李植本的“萱荫楼”。

1951年夏，李植本后人李庆城先生将全部珍藏书籍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涂本《天工开物》，后转国立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依此本出版了三册线装影印本，印以竹纸，从此国内外人士才有机会得见此书原貌。但读者使用此书时，须注意其中文字刊误之处。此本原版还藏于日本国东京的静嘉堂文库及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a Paris）。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存有这三部原刊本。

这是刻书商杨素卿于明末刻成而于清初修补的坊刻本，以涂本为底本而翻刻的第二版。因有关此本的版本学问题较多，故此处应该详加论述。

查杨本与涂本不同的地方是：

（1）序文为手书体，末尾无年款，只作“宋应星题”

（2）杨本在文字上经过校改，但个别插图翻刻时走样。

有助于对杨本断代的证据是，《乃服·龙袍》涂本作“凡上供龙袍，我朝局在苏、杭”，杨本改成“凡上供龙袍，大明朝局在苏、杭”。又《佳兵·弩》，涂本作“国朝军器造神臂弩”，而杨本改为“明朝军器造神臂弩”，且“明朝”二字歪邪离行。涂本行文是明朝人口气，而杨本为改朝换代后清人口气。再从插图来看，涂本《乃粒·水利》节载桔槔各部件是完整的，但杨本则漏绘“坠石”，而没有这个部件，则杠杆两端失去平衡，说明杨本勾描时漏绘。此外，全书总序称：“《观象》《乐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涂本在全书各章总目末尾有四行墨钉，正是“临梓删去”的痕迹，而杨本无此现象。这也说明杨本是再刊本。杨本板框高23.2厘米、阔11.8厘米，为6 册装订，白口，半叶9行，行21字。其扉页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中书名、作者及出版者为三直栏手书体，各栏间有栏线相隔。左、右两边各为“宋先生著”及“天工开物”，字体较大；中栏居下为“书林杨素卿样”6个小字。

此本藏于北京图书馆，1965年购自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此本另有“佐伯文库”及“江南黎子鹤家藏书之章”。经考订，此本与日本水户彰考馆旧藏本属一版本，印以福建竹纸，但不及涂本用纸精良，部分书页已蛀。三枝先生在1943 年曾将静嘉堂文库藏涂本与彰考馆藏杨本对校，他那时尚不知日本国除彰考馆外，佐伯文库亦藏有同一版本。这是先前很多专家不知道的，查日本史料始知此佐伯文库为江户时代（1608–1868年）丰后（今大分县）佐伯藩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年）于天明元年（1781）所设，珍藏内外秘籍，则此本当于此时流入日本。

杨本是黎子鹤购自日本后再携回中国。彰考馆是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年）于明历三年（1657）修《大日本史》时建立的书库，则其所藏杨本进入该馆当在17世纪，即该本刚刊行不久。二次大战期间，彰考馆藏书全部毁于战火，因此50年代时研究《天工开物》的薮内清先生一直未能见到杨本原著。

但江户时代加贺藩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年）的尊经阁旧藏过另一种杨本，与北京图书馆及彰考馆藏本相同，只是扉页具不同形式。该本扉页上面横栏有“一见奇能”四字。横栏下左、右两侧直栏各为手书体“宋先生著”及“天工开物”8 个大字，二者中间部位上方还以双行刻出小字“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20个小字，下面是“书林场素卿梓”。

1926–1927年武进人陶湘先生刊刻《天工开物》时曾从尊经阁取得此本校勘，其后辗转入藏于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人文所藏书简目中著录说：“《天工开物》三卷，明宋应星撰，明杨素卿刊本，三册。”1934年北京图书馆对此作了晒蓝复印。1945年以后，人文所藏书移交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前，此本被提调至南京，后又运到台北，今藏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此可见，《天工开物》两种早期刊本都在中国境内有传本。此处所谈到的杨本，还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

关于杨本刊刻年代，先前多认为是明代。三枝注意到涂本与杨本的异点，但仍认为二者均是明刻本，或其中之一可能是明刊伪版。薮内因未见杨本，引三枝之说后认为“这两个本子都被断定为明板，但是断定两者的先后，是很困难的问题”。孙殿起（1894–1958年）先生过去可能经售过杨本。他在其《贩书偶记》中写道：“天工开物三卷，明分宜宋应星撰。无刻书年月，约天启间书林杨素卿刊。”此或因孙先生经手古书太多，未细心考订，故引出结论欠妥。查宋应星是奉新人，只在分宜任教谕而著此书。且书成于崇祯十年，天启时尚未成书。陶湘等人也认为杨本为明刊原版，还认为杨本手书体序为应星手迹。前述俄籍汉学家贝勒和人文所书目作者也将此本定为明刊版本。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手书体序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而其实这是明清之际书林杨素卿为使此书发行，不得已而为之的，黄彰健第一个认定杨本是明刊清修本。这是正确判断。

明末时杨素卿已将翻刊本板木准备就绪，时值明代骤亡，他为使此书在清初发行，遂决定去掉原序中崇祯年款，将正文中“我朝”改为“明朝”。但因署年款那一行字过多，挖板困难，乃决定请一书法高手重新抄序，未尾只书“宋应星题”。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作者是清初人。

结果判定杨本为明刻清修本。杨素卿当为明末清初江南刻书商，其籍贯及事迹尚难查出。但杨本用纸的帘纹形刻及纸的质地与所见清初福建竹纸相似。因此疑此人为福建人，而明清之际福建刻书商也确有不少杨姓者，福建又与江西相邻，能使杨素卿很快得到《天工开物》。应当说，杨本虽在明显地方改动了涂本个别文字，以适应当时政治形势，但改动得不够彻底。如《佳兵》章涂本有“北虏”、“东北夷”等反清字样，杨本却一仍其旧。

而保留这些字样比使用“我朝”或“崇祯”字样，更有政治风险。这只能在清初书籍审查制度不严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出书。杨本刊行的具体年代当是17世纪50至80年代。很可能是顺治年间（1644–1661年），再晚不能晚过康熙初年。而这时作者宋应星尚健在于世。

康熙中期以后至乾隆年间，清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顺治年刊行的一些著作在修《四库全书》时均列为“禁书”，下令全毁。而康、乾时引用《天工开物》的《古今图书集成》，则将“北虏”改为“北边”。可见当时编纂官已注意到这些字样是清廷所不容的。

总结，杨本一共现存2本。一本现在北京图书馆，由民国人士黎子鹤由日本购回。一本现存台北历史语言研究院，陶湘从日本尊经阁借回。

中国境内杨本是最后一版，事实是一共只有两版，清朝一朝都不曾再印。《天工开物》多出现在一些书的引用中。

这是《天工开物》最早在国外刊行的版本。此书在17 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引起学者注意，竞相传抄，并陆续从中国进口。为满足日本广大读者的需要，18世纪60年代出版商便酝酿出和刻本。从享保年（1716–1735年）以后的《大阪出版书籍目录》中所见，早在明和四年（1769年）九月大阪传马町的书林伯原屋佐兵卫就已向当局提出发行《天工开物》的申请，同年十一月得到发行许可。因一时缺乏善本，出版计划被推迟。后来刻书商从藏书家木村孔恭（1736–1802年）那里借得善本，遂决定粹行。伯原屋佐兵卫是菅生堂主人，故此版遂称“菅生堂本”或简称“菅本”。木村孔恭字世肃，号异斋，元文元年（1736年）生于大阪，是18世纪日本书画家、书画收藏家，其藏书室名“蒹葭堂”，藏海内外珍本秘籍甚为丰富。当他将兼葭堂藏《天工开物》借给菅生堂使用后，加速了出版进程。更请备前（今冈山县）的学者江田益英（南塘先生）作文字校订并施加“训点”，遂于明和八年辛卯岁（1771年）出版了和刻本《天工开物》。书前再请当时大阪著名学者都贺庭钟作序。序文是用草书体和式汉文写的。

至1770年，菅生堂从木村孔恭得到杨本抄本，又请江田益英校订后，再将书稿送到都贺庭钟处征求意见时，他对此很满意，认为“大改旧观”，遂迅即授梓，次年出版。从文字内容看，菅本以涂本为底本，以杨本对校，作三册或九册线装。菅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拥有更多的日本读者，加速此书在江户时代学术界中的传播，同时又成为后来20世纪中国再版《天工开物》时最初依据的底本。

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刊行的第一个《天工开物》新版本。从整个版本史上属于第四版，1927年以石印线装本形式出现。该书卷首印有下列字句：“岁在丁卯（1927年）仲秋（八月），武进涉园据日本明和年所刊，以《古今图书集成》本校订付印。”1929年该本又刊行重印本，在书的扉页背面印有“岁在已已（1929年）/涉园重印”八字。

出版此书的是出版家陶湘（1870–1940年）。由于他是民国年间《天工开物》的最早刊行者，故此本称为“陶本”。陶本是用安徽泾县宣纸印的，分上中下三册。早在民国初年《天工开物》便受到丁文江、章鸿钊、罗振玉及陶湘等人注意，但国内难以找到传本，他们遂以明和八年（1771年）和刻本为底本谋求出一新版。

关于出版经过，丁文江在1928年写的《重印天工开物卷跋》中作了详细说明，载陶本1929年版书末。陶湘本人也在《重印天工开物缘起》（1927年）中作了类似简介。此本虽以菅本为底本，但亦参考了杨本。前三版（涂本、杨本及菅本）体例大致相同，版面、行款、文字位置都完全一样，插图也基本上为同一系统。至陶本开始则完全打乱了前三版原有的布局，而另起炉灶。

陶本在体例上的重大改变是对书中全部插图重新请画工加绘制版，有些图参照清代《古今图书集成》（1726）、《授时通考》（1747年）加绘或改绘；有些图（如《作咸》章）据《两淮盐法志》（1748年）、《河东盐法志》（1627年）、《四川盐法志》（1882年）加绘结果弄得面目全非、图文不符。也许陶湘的用意是好的，意在提供精绘插图，使之胜过原有版本。而实际上陶本在艺术技巧上确实精工，但因是民国年间画工所画，在人物服饰及神态、室内陈设上反不如涂本、杨本及菅本那样淳朴、真实，甚至有画蛇添足之虞。对此，三枝氏已在其论版本的文内作了中肯的批评。然而陶本也有可取之处，即它作了文字校订，排除了前三个版本中不少错字。陶本中文字可取，但插图则全不可取。

遗憾的是，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使用插图时，常取自陶本，而其中插图已失去涂本原有的真实性。有绘画鉴赏力的人会看出，陶刊本插图带有民国年间艺人的画风，与明人画法迥异。陶本书首扉页有罗振玉的篆文题签，下面是陶湘的《重印天工开物缘起》、影印的杨本手书体序，再往下是涂本序及正文。删去了菅本中都贺庭钟的序，书未附丁文江撰《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及《重印天工开物卷跋》。正文前还有原书各章总目，但又另加各节分目。陶本的贡献在于，它毕竟是中国中断了200多年后于20世纪新刊出的本子。

陶本的出版激发了国内外对《天工开物》的注意及研究，添补了中国版本上的不足。陶本问世多年不曾再版，直到1983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喜咏轩丛书》时，才将陶本《天工开物》列入其中第一册，文字及插图都没有变动，只是将插图施以朱色，看起来效果不一定很好，反不如原来黑白分明。

现存这些版本，民国时只有李庆城先生的涂本在国内，但是属于私人收藏，于建国后1951年才捐给国家。所以当时在中国境内确实找不到《天工开物》。在清朝它是以引用的形式微弱传播。

乃粒：关于粮食作物的栽培技术

乃服：衣服原料的来源和加工方法

彰施：植物染料的染色方法

粹精：谷物的加工过程

作咸：介绍盐的生产方法

甘嗜：种植甘蔗及制糖、养蜂的方法

陶埏：砖、瓦、陶瓷的制作

冶铸：金属物件的铸造

舟车：船舶、车辆的结构、制作和用途

锤锻：用锤锻方法制作铁器和铜器

燔石：石灰、煤炭等非金属矿的生产技术

膏液：植物油脂的提取方法

杀青：造纸的方法

五金：金属的开采和冶炼

佳兵：兵器的制造方法

丹青：墨和颜料的制作

麹蘖：做酒的方法

珠玉：珠宝玉石的来源

涂本，明刊初刻本

杨本，坊刻本以涂本为底本而翻刻的第二版

菅本，最早在中国以外刊行的版本

陶本，20 世纪以来中国刊行的第一个《天工开物》新版本，整个版本史上属于第四版

……

日本科学史家三枝博音认为：《天工开物》不只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东亚的一部代表性技术书，其包罗技术门类之广是欧洲技术书无法比拟的，称此书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

日译本称《天工开物》为“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日本学者评议道：“作为展望在悠久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

《天工开物》被欧洲学者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将此书称为“技术百科全书”，将“天工开物”理解为“对自然界奇妙作用和人的技艺的阐明”。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把《天工开物》称之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 “中国的狄德罗”，称《天工开物》是“十七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

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

宋应星（公元1587–约1666年），中国明末科学家，字长庚，汉族江右民系，南昌奉新（今属江西）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举于乡；崇祯七年（1634年）任江西分宜教谕，十一年为福建汀州推官，十四年（1641年）为安徽亳州知州；明亡后弃官归里，终老于乡。

在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生产技术达到新水平的条件下，他在江西分宜教谕任内著成《天工开物》一书。宋应星的著作还有《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画音归正》、《卮言十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