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11 22:37
《契丹国志》是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叶隆礼。
旧题叶隆礼撰。叶隆礼，字士则，号渔村，嘉兴（今属浙江）人。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十年，通判建康府。十二年，除国子监簿（《景定建康志》卷二四）。开庆元年（1259年），为两浙运判兼知临安府（《咸淳临安志》卷四九）。景定元年（1260年）。知绍兴府（《宝庆会稽续志》卷二）。今书前附《进契丹国志表》，末署“淳熙七年（1180）三月秘书丞臣叶隆礼上表”。显误。论者谓淳熙应为淳祐之讹。然当年及第，即奉诏修书，且於三月以前撰成上进，亦不可信。
淳熙七年比叶隆礼中进士的时间还要早67年，因此，恐为咸淳之误。在《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均未著录此书。说明此书在元代初年并未刊行。元人苏天爵《滋溪文稿》中曾论及此书，《千顷堂书目》亦有著录，著录为元人叶隆礼撰，据此推测，此书应为叶隆礼入元之后的作品。
该书为南宋人奉敕编次，所取皆南朝所存有关北朝的资料，与元人所编《辽史》主要根据辽朝《实录》有所不同，虽不免传闻失实之辞，亦存直书不隐之论，足资参考。
书第一至十二卷记录历朝皇帝之事，第十三卷是《后妃传》，第十四卷是《诸王传》，第十五卷是《外戚传》，第十六卷至十九卷为《列传》，记载了十五位名臣的事迹。第二十卷为《晋表》、《澶渊誓书》、《关南誓书》、《议割地界书》。第二十一卷为《南北朝馈献礼物》、《外国贡进礼物》两类。第二十二卷讲述地理，第二十三卷讲述制度。第二十四、二十五卷为节录宋人使北见闻。第二十六卷记述周边北方各国。第二十七卷为《岁时杂记》记录契丹的礼仪风俗。全书几乎囊括了有关辽的重要史料。
纪传之外，卷首附《契丹国初兴本末》、《契丹国九主年谱》，末附《蕃将除授职名》、《汉官除授职名》。又收录部分档案材料：石晋降表二﹑澶渊誓书二﹑关南誓书三（契丹致宋书﹑宋朝回契丹书﹑契丹回宋誓书）﹑议割地界书二。另有南﹑北朝馈献礼物单及宋朝劳契丹人使物件。对州县及四京本末，周邻的少数民族风俗制度，岁时仪制，都有所记载，并附有宋人入辽行程录。它是宋朝所存有关契丹的材料的总汇。
关于《契丹国志》一书的史料价值，历来评价不一。最早提到这本书的是元代史学家苏天爵，他认为：“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于传闻。”后来的学者也曾指出其中种种疵病。但是，宋、元时期通记辽朝一代史事的著作，除《辽史》外，只有《契丹国志》。尽管缺点很多，仍是较原始的资料。辽代史料为数甚少，元末修《辽史》，已有文献不足征之苦，就从《契丹国志》引用了不少材料。可以断定的是，《辽史》中有关天祚帝一朝的史实，因无《实录》可凭，主要取材于此书 。今天我们将《契丹国志》和《辽史》加以比较，尚有不少可以订正、补充后者的地方。所以，本书仍不失为研究辽代历史的基本史料，值得我们特别予以重视。
《契丹国志》常全部引用原文而无所更改，收录了许多今已失传的珍贵史料书籍的记载，保存了大量史料。辽代有禁书令，有关辽国史事的书很少能流入中原，因此可以流传到今天的辽国史料就更加罕见。《契丹国志》的资料对研究辽代历史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部元刻本《契丹国志》，现存最早的版本。此书原为黄丕烈所藏，有缺字。书末黄丕烈跋一则称：岁在辛未仲夏，书友有以《契丹国志》钞本见售者，余见其装潢，识是述古堂物，且与元刻款式同，因留阅，其所携本适为下册，遂请西宾陆东萝抄补余书之缺，亦一快事也。
书上钤有蜀石经一卷有半人家、黄丕烈印、文琛、平阳汪氏藏书印、民部尚书郎、铁琴铜剑楼、瞿印秉冲、瞿印秉清、绍基秘籍、瞿印启文、雅庭等藏书印。可知书自黄丕烈处散出后，归汪士钟家收藏，从汪家散出后为铁琴铜剑楼所得，铁琴铜剑楼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将藏书分三批售予北京图书馆。此书为瞿家第二批所售出书的一种。是铁琴铜剑楼藏书中比较珍贵的一种。
元刻之后，此书到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才又有席世臣校刊的扫叶山房问世。此本也为现通行的刻本，在旧钞本的跋文中，黄丕烈曾慨叹：此书自来藏书家皆储钞本，余何幸而两收元刻。
此外，还有承恩堂本﹑及国学文库诸版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贾敬颜﹑林荣贵的校点本，系以元刻本为底本与其他版本参校的较好版本。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建康府通判，历官秘书丞。奉诏撰次辽事为此书。凡《帝纪》十二卷、《列传》七卷、《晋降表宋辽誓书议书》一卷、《南北朝及诸国馈贡礼物数》一卷、《杂载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行程录及诸杂记》四卷。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其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有良史风。而苏天爵《三史质疑》则谓隆礼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于传闻，讥其失实甚多。
今观其书，大抵取前人纪载原文，分条采摘，排比成编。穆宗以前纪传，则本之《资治通鉴》。穆宗以后纪传及诸杂纪，则本之李焘《长编》等书。其《胡峤陷北记》，则本之《欧史》。《四夷附录》、《诸番记》及《达锡伊都》等传，则本之洪皓《松漠记闻》。杂记则本之武圭《燕北杂记》。（案圭书今不传，其言略见曾慥《类说》。）皆全袭其词，无所更改。间有节录，亦多失当。如《通鉴》载太祖始立为王事，上云恃强不受代，故下云七部求如约，今此书删去不受代之文，则所谓如约者果何事乎？又《长编》载圣宗南侵事，云天雄军闻契丹至，阖城惶遽。契丹潜师城南，设伏狄相庙，遂南攻德清。王钦若遣将追击，伏起，天雄兵不能进退，其情事甚明。今此书于阖城惶遽下即接伏起云云，而尽删其潜师设伏之文，则所伏者果谁之兵乎？又《松漠记闻》载黄头女真，金人每当出战，皆令前驱。盖洪皓所亲见，其为金人，事甚明。今此书乃径改金人为契丹，采入《辽志》，则益为颠倒事实矣。又《帝纪》中凡日食星变诸事，皆取《长编》所记，案年胪载。然辽、宋历法不齐，朔闰往往互异。如圣宗开泰九年，辽二月置闰，宋十二月置闰，宋之七月，在辽当为八月。而此书仍依宋法书七月朔日食。此类亦俱失考。盖隆礼生南渡后，距辽亡已久，北土载籍，江左亦罕流传，仅据宋人所修史传及诸说部抄撮而成，故本末不能悉具。苏天爵所论，深中其失。钱曾盖未之详核也。特诸家目录所载，若《辽庭须知》、《使辽图钞》、《北辽遗事》、《契丹疆宇图》、《契丹事迹》诸书，隆礼时尚未尽佚，故所录亦颇有可据。如道宗寿隆纪年，此书实作“寿昌”，与《辽史》所遗碑刻之文并合，可以证《辽史》之误。又《天祚纪》所载与金攻战及兵马渔猎诸事，较《辽史》纪志为详，存之亦可备参考。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又书为奉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於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今并仰遵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