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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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是郑正秋先生家庭伦理情节剧编导的巅峰之作，根据自己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通过一出家庭伦理悲剧，生动地表现了阶级的对立是如何决定了人们绝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和命运，而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又是如何侵蚀着人们的灵魂，扼杀着人类的骨肉伦常。遗憾的是，象郑正秋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影片的结尾又加了一个“良心发现”的“半团圆”结局。尽管如此，由于《姊妹花》的主体内容契合了观众对贫福悬殊的黑暗社会的不满情绪，由于它的伦理内容与社会内容相结合的故事情节引起观众的共鸣，因此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创造了国产片连映六十多天的最高纪录。并成为郑正秋和胡蝶的代表作。 1934年，《姊妹花》被评为最佳有声片；1935年，《姊妹花》曾和《渔光曲》等影片一起被推荐参加莫斯科电影节展映。同胞姊妹大宝、二宝失散多年，一在寒家，一入豪门，姐妹相见不相识，直到大宝入狱，父母相见，方才真相大白。然而虽亲人相认，结局仍是悬疑。本片具有成熟的情节剧特征：情节安排充满巧合，贫富善恶对比鲜明，关键场次煽情动人。大明星胡蝶一人扮演二角，泾渭有别，成绩斐然，当然是该片当年热映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豆瓣夜月之狐的影评：

《姊妹花》是中国第一代导演郑正秋的代表作，拍摄于1934年，是20世纪30年代最卖座的电影。由胡蝶一人分饰大宝、二宝两个角色。叙述了一个阶级差别、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这个主题被贯穿到社会伦理的情节之中。讲述了大宝、二宝在年幼时分别随父母过活，大宝随母亲留在乡下，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二宝随父亲进了城，长大后做了大帅的姨太太，过着骄奢淫逸的日子。整部影片在声声“我们穷人”、“你们有钱人”的对白中奠定了阶级对立的基调。当大宝一家人穷苦到无米下炊的时候，经人介绍到了二宝家里做奶娘，造成了戏剧冲突，当大宝借工钱给受伤垂死的丈夫看病遭到二宝拒绝，被迫偷东西误伤大帅府小姐性命时，冲突到达高潮。

郑正秋重视电影的教化功能，在影片里热切的关注现实，同情穷人的遭遇，谴责富人的无情，加上通俗的情节，因此大受当时观众的欢迎。

郑正秋在《姊妹花》中还运用了多种电影手段，如闪回镜头的使用，交代童年大宝的欢乐，以及大宝二宝分离的原因。大宝唱摇篮曲的段落，使用了长镜头，画面真实、淳朴、自然，非常动人。特写镜头的使用，通过人物表情，展现大宝的悲哀、痛苦、愤怒以及二宝的轻浮、娇纵、狡黠。

全剧使用对比手法，不仅仅有大宝二宝穷人富人生活的截然不同，也有穷人们的相互依靠、富人们的冷酷无情；纵向上有大宝小两口追逐逗趣，气氛轻松，场面生活、活泼与后来接连遭遇公公的死、两个孩子的出世、婆婆重病以及丈夫危在旦夕，成日价借米度日的困境。

有很少几个外景的使用，一个是在逃难时，有着开阔的全景；另一个是片尾时二宝带大宝出逃，车子在林荫道上飞驰的场景。多数是内景，乡下的房子、院子以及大帅府和官府内院大宝二宝父亲的居所。但看完全片，竟没有如今大陆众多室内剧那样的局促。

精彩的是演员的表演，尤其是胡蝶一人扮两角。通过角色发型、着装以及脸上的妆容，已经能区分两个不同的人物，尤其是化妆上还很有些技巧，大宝清秀、明媚、脸颊瘦削，而二宝却是蛮横、庸俗、脸颊丰满。最重要的是演员的表演，二宝身体语言大开大合，表情夸张，展现骄横跋扈的一面；大宝沉稳、质朴、贤惠、善良，演出坚强、隐忍的一面。脸谱化的人物给胡蝶塑造不同的人物角色降低了难度，但非常的清晰和了然。

然而，最让我吃惊的居然是结尾部分，如果大宝的控诉中仅仅是穷人遭到富人的压榨，仅仅是阶级对立的仇恨，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全篇就是这样的布局，然而，大宝对二宝说了这样的话，当你年老之后，大帅还会找别的女人，到时罪恶的父亲不会再理会你。于是喊出一句“可怜是穷人，可怜的是咱们女人”。

二宝也正是因了这分讲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发誓要救姐姐出牢狱，最终有了带母亲和姐姐一同离开衙门的结局。

正正因为这结尾的突变，给了我意外的震惊。处在阶级对立面的二宝忽而转变为受害者和阶级的同路人；控诉富人阶级的冷酷残忍、不忍穷人的贫苦遭遇竟然加上了男人对女人的压迫。这个意识也未免太新了吧。暂且不说这个结尾是否突兀，也不说二宝带大宝去向大帅求情这是一个多么苍白无力的结尾，就这份突如其来的意识，让人有几分惊喜，这可是现代的女性意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