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伦塔诺的问题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Z卷（第七卷）开头的一句话：“存在（者）以多种方式被说出（legetai）。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多次讨论过“存在（者）”含义的这种多样性，而且几乎每次讨论所指出的含义分类都有些差别。

布伦塔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了整理。以他之意，亚里士多德在E卷（第6卷）第2章中的分类最完整也最标准：

1、按照偶性的存在（on kata symbebekos）；

2、作为真的存在（on hos alethes）；

3、潜能的与现实的存在（on dynamei kai energeia）；

4、按照诸范畴之模式的存在（on kata ta schemata tonkategorion ）。

这种整理和区分仅仅是开始。布伦塔诺进一步指出，在全部4种含义中，第4种即范畴意义上的存在是重要和独特的，因此他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用来研究范畴意义上的存在。

海德格尔从布伦塔诺那里产生了对存在多重含义之统一性的困惑。早期关于逻辑和范畴理论的探索，可以同时看作是对通往存在问题之路途的寻求，直至1917年前后初步确定了应该在实际生命即“我是”那里出发去寻求“是之为是（存在之为存在）”的规定性。

这是一种存在类比的思路，但关键问题没能解决：类比统一性究竟何在，即如何完成从“我是”到“是之为是”的阐释？直至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中，海德格尔才发现了ousia概念的时间特征，即被理解为“持续的在场”和“完成性”。这一“灵光一闪”将海德格尔带入了对时间本身的探寻中，并进而正式提出了关于存在之意义的问题。

早期海德格尔师从胡塞尔学习现象学，从现象学基本方法来追问存在（现象）。

哲学的创新常以思想方式的突破为契机。《存在与时间》的产生，便是如此。早在1907年，海德格尔就接触到布伦塔诺的《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触发了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通过现象学态度的昭示，海德格尔被带上了探索存在问题的道路。正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继承和改造，促使海德格尔以现象学思考方式探索存在问题，才有《存在与时间》的问世。

早年海德格尔借助原始基督教的生命经验而明确地理解到，生命之为生命本身就具有历史性和时间性；在洞察到ousia在希腊人那里的时间意义以后，海德格尔己经体会到，自古以来对存在的理解就紧密地与时间相关；既然所追问的存在应在时间中被理解，而该问题的追问者（生命、此在）本身也是时间性的，那么追问者与问之所问就在时间概念上达到某种统一了。

海德格尔在1924年洞见到ousia的时间意义后马上开始将自己的写作计划从“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转变为“时间概念”、“时间与存在”等。而后来，海德格尔也确实将此在的时间性（Zeitlichkeit）与存在的时态性看作是一体的两面。

海德格尔提出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但并没有展开对“存在意义”这一概念的阐释。就此而言，存在问题还是不完整的。在1925年以后，海德格尔着眼于存在领会的概念来阐释存在意义，这才为意义问题的探索提供了充分的视域。在这种探索中，读者很容易能看到意义问题与时间问题之间的本质性关联，因而前一段中提出的问题也将会在对意义问题的展开中得以触及。

《存在与时间》主题思想：空间性对于此在的意义和时间性是并列的，世界不是所有存在者的总和。透过此在存在论现象来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思维和科学技术时空观。

海德格尔时间观的渊源

海德格尔关注的是存在问题，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却以“存在与时间” 为题，这不是对两者相关研究的任意组合。而是象海德格尔这样一位以“面向事物本身”为研究要义的思者，在对问题的掘进过程中基于思想的深厚与敏感而捕捉到的研究道路，并在长久的探索中作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揭示。

首先，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怎样一回事”，是形而上学的先导问题。但西方两千多年的全部形而上学，存在从来不曾“就其本身”得到思考。

海德格尔发现希腊词语表示存在的词“ON”具有双重性：既指存在的东西，又可指存在者存在着，即存在者的存在。但“存在者”和“存在”本身有差别。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论差别气正是由于无视这一至关重要一直存在的差别，以追问存在为目的的形而上学，恰恰遗忘和错过了对存在的追问。

所以，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则从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出发，通过追索“存在的展开状态”，以通达被遗忘、被遮蔽着的“存在”。

在这一过程中，海德格尔注意到“人们把‘时间性’，的存在者（自然进程与历史事件）和‘非时间性’，的存在者（空间关系和数学关系）划分开来。在‘在时间中存在’，这种意义上，时间充任着区分存在领域的标准。”——作为某一领域的标准一定与这一领域其它事物有着特别的不同。时间因此也成了海德格尔追问所向。

其次，关于时间问题的一般看法和研究（海德格尔称之为流俗的时间领悟），在海德格尔看来，都有一个根本性的缺失，那就是忽视了对时间本质的追问。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他之前对时间概念的讨论，这些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角度还是哲学角度，大致说来，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在人们的生存及世界之外，有一种自在的、现成的时间之流。这种假设与人们平常对时间的理解一致，把时间假设在人们的生存及世界之外把时间假设成现成存在。亦即在从本质上探讨时间是否存在以及时间以何种方式存在之前，一般性研究先假定时间存在，并假定它以无始无终、均匀流逝的方式存在。

因此，海德格尔试图找到一个切入口，以进入对前述两方面的追问。这个切入口就是此在。

海德格尔时间观的基础性分析——对此在的分析

海德格尔认为，一般的生命哲学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在“生命”本身还未曾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在存在论上得到明察之前己开始以此作为前提；还未及追问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问题已将人当成某种在世界之中的不言自明的现成存在。

海德格尔的追问是试图回到问题的开始。

他用“此在”（Dasein），代替对人的传统表述中使用的“意识，主体，我”之类的字眼，以此来标明：从完全的角度人以其与存在的关系所展现的特征。

关于存在的研究要从某些特殊存在者入手，使得通过对它的研究能达到对存在意义的普遍的了解。就这一点说来，此在这个存在者与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具有这样3层优先的特点：

第一，此在以各种方式与其它存在者有着关联；

第二，是有所领会、有所表达地存在着；

第三，此在还能够设法领悟到其它存在者的存在。

这样，追问存在问题就先当从此在开始。从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开始。

首先，此在的“本质”在于“去存在”，而不是现成存在；此在这个存在者为之存在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此在的这种“向来我属”的性质，使它永远只是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而不是从存在论上仅仅作为某种现成存在者中的一员或是样本存在。

因此，此在在本质上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也可以失去自身。因此，此在的存在就会有“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两种样式。指出此在的这两种性质，将海德格尔洞见此在的基本机制的需求引向“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判断（也称作“在世界之中”或“在世”）。

其次，海德格尔认为，必须把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作为整体来看，并从3个角度着眼解析这一机制的不同构成环节的多重性：第1，对“世界”的理解应该怎样，第2，谁在世？第3，“在……之中”是个什么样的构制。

总的说来，世界不是所有存在者的总和。世界，“随”正在迸入的存在者一道“发生”而形成。此“发生”即此在的生存。而在世之“此”，不是一个已经固定给出了的现成存在“我”，而是敞开状态，它是此在这种存在者在其最本己的存在中所去成为的那个存在。

它是这样一种本质性的展开状态，“它本身就是疏明”，是与密林相对的光影交织的林中空地，“是为一切在场和不在场者公开着的场地”。

第三，“在……之中”不是“在之内”，不是指一物与另一物现成共处，也不是一物放到另一物中。而是从生存论环节上将存在领会为“依寓于……”，“同……相熟悉”。

其三，此在有3种源始展开方式：现身，领会，话语。

所谓“现身”，指的是人们的心境，是有情感参与过程的源始展开方式。“领会”，则指此在的存在是一种有所理解的存在。“话语”这种展开方式，是此在借以表达它所领会的东西的方式。通过话语，被此在理解的存在显现出来。

一般都认为感觉和情绪多变，不确定，容易产生误差和错觉。因此，传统存在论认为它们处在认识的低级阶段。

海德格尔却认为，正是在情绪和感觉的这种不确定性中，此在感受着世界的真正的发生一一世界是和此在一道发生形成着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一成不变地固定在那里。这样，海德格尔清理和恢复了被传统存在论束之高阁的“情绪”在组建此在生存论环节过程中的基本作用，并揭示出此在“存在着”的绽露性质，或者说它从来都是“去存在”着的性质。这再次呼应，也强调了，在此在基本结构分析中，避免将“在世界中存在，的各环节作现成固定状态理解的要求。

有所领会地有所理解地存在则是“能在”，一种“可能之在气而不是已经现成之在。这种生存论上的可能不是一般逻辑之可能。它高于现实性和必然性，是此在最原始最积极的规定性。领会具有“筹划”的生存论结构，使领会总是突入到各种可能性中，以此组建在世之在。领会在其可能性中成形，造就了其自身，这一活动称为解释。话语把可理解的整体分成环节并勾连在一起，并对于此在之现身与领会具有构成作用。

海德格尔找到了一种具有揭示性的现身情态，“畏”。通过对“畏”的发掘，海德格尔把操心看作此在生存结构整体的整体性根基。

这样，海德格尔为进入对存在与时间关系的考察清理了一些基本前提。接下来，海德格尔通过分析此在的“向死存在”以及“良知”、“罪贵”和“决心”，考察了生存状态下的此在的本真性质，由此将人们引入“将来”、“曾在”、“当前”这些时间的维度，并由3者的分析中达到此在存在的根本：时间性。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观

之前，海德格尔讨论过时间在物理学方法中的地位，并将物理学的时间和历史学的时间作了区分，认为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不具有自然科学中的时间概念的均质齐一的特性。此时，海德格尔显示出对历史学的时间概念与自然科学中的时间之间区别的关注。其后，他也曾断言：时间就是此在。时间本身无意义。时间是时间性的，而时间性的存在意味着不相同的现实性。

但全面充分展现其对时间之存在结构突破性发掘的，还是1927年发表的《存在与时间》。

此在与时间性一一《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观：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首先地以非本真状态生存于世。这带来一个问题，需要了解此在怎样才能获得它的本真状态。

此在要达到真正的本真自我不是按照某一种模式去实现它，而是通过其源始展开方式，在现身和自身定准的调整中，在对自身有所领会的过程中，去实现它自身所具有的可能性，从而达到自我的构成。这种自我的构成使此在得以区别于其沉沦在世的状态。也正是此在的这种没有预先设定的构成，要求将此在“整体地”置入先有之中，这样才能揭示出存在者整体的能在。

这样，海德格尔通过分析此在的“向死存在”的性质，指出：如果不把死亡之当作一个现成的终点，而作为生存论上实为生存的可能性来理解，则在生存状态上的“向死存在，这一生存论结构，可以将生存着的此在以整体的方式带入生存论的先行具有，由此展示此在之“本真”的“能整体存在”。

此在的本真地整体生存不能以杜撰的方式强加到此在头上，只能由此在本身在它的存在中提供。这种能提供此在之本真能在的证明，便是良知。这一良知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道德判断，是对那些超出社会约束的行为进行裁判、警告、指责。

海德格尔的良知是对此在最本己生存可能的呼唤。平常人们在芸芸众生中奔波忙碌着，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常人在世操持着共他人的存在。而良知召唤着常人面向它有所领会的本己的自身。也就是说，操持于世的此在以领会良知召唤的方式“听命于它最本己的生存可能性。

良知只是默默地呼唤，呼唤此在回到它自身。向本己的可能性筹划自身这种缄默的，时刻准备畏的，对自身的筹划则被称之为“决心”。决心是本真的操心，是此在为能本真地生活而操心。

由于生来就操心着的此在这种存在者“在其根据处”就是有罪责的，决心也就是向着最本己的罪贵筹划。这一罪贵指的是：此在在常人状态下迷失于其非本己生存，丧失了其向来我属的性质，而在良知召唤下，此在应把自己从这种常人状态下收回到它自身来的职责。

这样，通过良知召唤，此在以先行的决心向最本己的自身筹划而提供着此在某种本真能在的证明。而此在之生存即为生存论上之向死存在，则展示了此在的本真的能整体存在。这样，此在作为讨论之课题就已整体地带入了先行具有之中，从而具备了进行存在论阐释的可能性。

此在既是向死存在，则只有作为“将来”的存在才可能。此“将来”并非从现成状态上着眼之尚未到来要到某个时刻才致实现的某个事实，而是指“此在借以在最本己的能在中来到自身的那个‘来’，”、那个“将要到”的“来”。因为此在先行于自身，它总是从将来向自身到来的，所以此在“本真地”是将来的。

此在是由先行的决心筹划其最本己的可能性，却是在其本质性的罪责存在中领会理解其先行的决心的。此在是先被抛在世生存着由良知召唤向其自身。此在承担其被抛状态，也就是说，它“如其所已曾是”的那样是它自身。将来的此在也只有当其已如“我所曾在，那样地存在着才能以“回来”的方式从将来来到自己本身。而“此在是将来的，它才能本真地是曾在。”曾在以某种方式源自将来。

从将来来到自身，决心在当前化的意义上作为当前而展开其此的当下处境。这样人们就看到曾在着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

“先行于自身，奠基在将来之中，“己经在……中”意为曾在，“寓于……而存在”则由当前化而成为可能。

正是将此在规定为“时间性”，使得操心的环节能够得以统一，本真的能整体存在成为可能。“先行于自身而已经在世寓于世内存在者的存在”这一此在在世之整体性结构操心，就这样源始地统一于时间性。此在之时间性也由此绽露为操心的意义。

这样，海德格尔之“时间性”的规定，不同于逝去着的不可逆转的现在序列之流俗时间理解。其时间性作为此在的规定，是将来、曾在、当前诸环节“作为绽出的统一性”而具备的一种“境域”。作为此在展开在世的地平线，时间性不是由将来曾在与当前各种时间存在方式组合出来的时间之流。这种将时间看作现成存在者的理解，隐没了时间性各现象之绽出性质。时间性不是现成存在者。其以“站出去”之意“绽出“，“出离自身”，并在将来、曾在、当前等诸种绽出的统一中“到时”。

时间性不“存在”，时间性“到时候”，将来、曾在、当前等现象之为时间性的“绽出”，同样地源始。但源始的时间性曾在将来而最先唤醒当前，故将来在此时间性绽出的统一性中拥有优先地位。

海德格尔对区别于流俗时间理解之“时间性”的挖掘、分析与命名，是其时间观中最具特色亦最具意义的贡献。以往西方传统的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是没有时间的。然而海德格尔认为，人们要思考存在就必须去经历存在。经历存在重要的不是被西方全部唯心主义传统坚持的“存在与思想”，而是“存在与时间”一一存在自身就是时间性的。 时间不在人们之外。 时间与生活不可分离，《存在与时间》力图论证这两者的“严格统一性”——虽然此书未完成这个工作。

海德格尔“面向事物本身，的道路上进行追问的。这样的追问需要有一个入口，这个入口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正确或终极的答案，而在于提供思想踏上追问之旅的起点。这个起点在《存在与时间》里即为此在。有如质疑者所责难的，以及海德格尔自己也有所警惕的那样，以存在论上的 此在”取代其它“主体，意识，我”之类的称谓，有可能不但未能达到反掉这一“主体”的目的，却从存在论的根基处将这一主体巩固了起来。因此有不能脱于形而上学的桎梏而有加强“主体性”的危险。

海德格尔关于时间的理论，虽然有前后期的差别，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强调了人与时间的内在联系。时间不再是外在于具体的生存着的人现成自在地存在着的，不再是从传统之概念“主体”的认知结构出发所去寻求的某种客体。它首先和必然地与存在相关。“此在根本上由以出发去未经明言地领会和解释存在这样的东西就是时间”，人们先就从时间方面来领会和解释存在了。

由此在这种能对其存在有所领会有所理解的特殊的存在者之存在绽露为时间性，而时间性不存在，作为将来、曾在、当前之诸绽出的统一，时间性到其时机而展现为时间，从这一时间性出发，能以解说“时间之为存在领会的地平线”。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就展现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把握时间的可能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领悟着的存在是一种时间性存在，而时间正是存在之领悟的境域。“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根植于正确看出了的和正确解说了的时间现象以及它如何根植于这种时间现象。”海德格尔早期著作以“存在与时间”为题，正可以看出时间在其现象学生存论存在论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从“此在存在论”出发，认为时间只是此在的时间，它是此在在世的展开过程。在文本中也谈到“源始时间”或“本真时间”的问题，这种本真时间作为“时间性的到时”，作为“将来”、“曾在”和“当下”的“同时”绽出，它也具有“同时性”的特征，也反对流俗时间观“把时间规定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前后相继”，“把时间当作无终的、逝去着的不可逆转的现在序列” 。

但海德格尔早期所说的本真时间是在此在存在论基础上被理解的，它是此在经验到的此在在世的时间，这种本真时间与流俗时间的基本区别在于，“绽出境域的时间性首要地从将来到时，而流俗时间领悟则在现在中看到基本的时间现象。”从将来到时的时间性是“有终的”，因为此在最终的将来是他的“死亡”，此在本真性的时间性领悟，也就是向着“终结”、向着“死亡”的存在。

正因为此在能把死亡作为“先行的决心”收入眼帘，此在本真的时间性生存是“整体性”的。而从“现在”中看到的时间现象则是“无终的”，它是向着未来无限“行进”着的，因此也是无法作为整体来把握的。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无终的“流俗的时间表象”虽然“有其自然权力”，但它是不能传达出真正的“时间”概念的，真正的时间概念只能“从此在的时间性及其到时才能够理解” 。

海德格尔此在的空间性也只是“日常状态”下的。此在具备空间性依据于此在在世存在，这不可避免的是一种沉沦性质的存在，即共在。

海德格尔为了避免笛卡尔那里出现的“主体”甚至“身体”而设立的“此在”概念——是一种完全无自我的存在，在其理论上就不可能“本真地存在”。

但此在即便“在世界之中”沉沦着共在，也确实具备“本真存在”的可能性，这便是空间性对于此在的意义。此在的空间性——此在在世的去远和定向活动，对世内存在者具有组建作用，显然包括此在本身和其他存在者。此在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其他在者的不断打开不应当是往而不返（一次性）的或者去而反复（重复性）的，而应该有其温故知新（创新）。

因为“为其之故”也是从被抛境况中得以澄明的，对同一在者有不同的“为其之故”，或者对不同在者有相同的“为其之故”，这同样符合此在空间性的生存论规定，这样，此在的空间性规定着此在的活动，就不仅仅是揭示领会其他在者，同样，此在的生存建构，无论在精神维度还是在其物质（身体）维度上都得以被不断揭示。此在的空间性正是如此建构着此在，揭示着存在的意义。

海德格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曾表明：“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七十节中，我试图把此在的空间性归结为时间性，这种企图是站不住脚的。”以上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空间观念的阐述，却可以使读者看到空间性对于此在的意义和时间性已然是并列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同时规定着此在。这里的“同时”即指同等地位上。只有空间性在此在那里获得如此地位，此在获得本真的存在的意义才成为可能。

人学语法

前期海德格尔寻得语言本体来诠释此在意识世界的生存论建构，语言就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后期海德格尔更是沉迷于诗性语言，探求言说本己之美。海德格尔的目的是要排除传统哲学中一切类似于“世界”、“内在”和“外在”等等这些“在存在论上没有充分的理由却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件东西”的概念作为前提；这些概念只是此在“在之中”的“基本建构”。

换言之，以此在为核心诠释存在才不会使存在本身“退回到哪个存在者上去”。“在存在论上，‘在世界之中’复又包含在此在之存在的结构整体之中。操心则被标画为这一结构整体的特征。这样一来，为了能对实在进行分析而首须澄清的基础和视野就被标识出来了。而且，只有在这一联系中才能从存在论上理解‘自在’的性质”。

“操心”是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欲望和意志都显示为操心的变式，只有具有操心这种存在方式的存在者才能撞上阻碍者这种世内存在者”。就此，海德格尔意在指出，类似于尼采“强力意志”等概念只是操心的变式，操心是立足于此在生存论的更加原始的概念；并且由此，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被“倒转过来”。“‘我思’等于说：我维系。一切维系都是‘我维系’。在一切联系与关系中总有‘我’作为根据”。“‘我’的存在被领会为res cogitans（思执）的实在性。”这样，以此在为核心的意识世界就与外在世界建立了联系；自在实则是此在让其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在。

因此，“必须让此在自己解释自己。在这种开展活动中，现象学阐释只是随同行进，以便从生存论上把展开的东西的现象内容上升为概念”。由此可见，现象学诠释的目的是语言；这种诠释本身就是从人出发解释存在的语法。作为语言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以概念诠释为基本内容的语法是语言哲学语法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

人学概念

在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时间性”、“空间性”、“他人”、“因缘”和“意蕴”等等以此在为枢轴的人学概念被细腻诠释。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存在与时间》相当于一本人学语法书，它以概念诠释为方法阐释了此在的生存论建构。换言之，以此在为核心的人学概念诠释就是海德格尔人学语法的主要研究内容。

1、核心概念：此在

海德格尔人学概念的提出与展开以“此在”为枢轴，此在的核心地位（“优先地位”）通过对“此在”这一概念的本体论诠释展露无遗。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主要指出了此在在存在者和存在论层次上的优先性；“第1层是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这种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是通过生存得到规定的。

第2层是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此在由于以生存为其规定性，故就它本身而言就是‘存在论的’。而作为生存之领会的受托者，此在却又同样源始地包含有对一切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

因而此在的第3层优先地位就在于：它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都得以可能的条件。于是此在就摆明它是先于其它一切存在者而从存在论上首须问及的东西了 。显然，此在在第2个层次，即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是海德格尔所要强调的。此在由于是“生存之领会的受托者”而使得其他一切存在者获得其存在者地位。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角度讲，存在问题其实就是怎样可以“说‘存在’”的问题；只有此在生存才有所谓“存在”；此在不在了，也就不能“说”是否“存在”了。此在显然是在世的核心与枢轴；在存在论意义上，此在甚至先于真理，“唯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真理由于此在的展开而体现为澄明。

2、此在的属性：时间性与空间性

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意在说明此在具有可能之在这一根本属性，这就是说，此在是“去”在的存在，此在的操心结构天然具有时间与空间向度，时间性与空间性是此在的根本属性。

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时间性与空间性这两个概念，它们的意谓和使用是与传统哲学相背离的，或者说就是对传统时空观的调转。

海德格尔指出，“时间性”这个词的含义“已经被哲学的和先于哲学的语言用法遮盖了”，为了从存在论上重新诠释“时间性”这一概念，须要对存在本身作出“时间状态上的规定”；并且，“阐释存在之为存在的基础存在论任务中就包含有清理存在的时间状态的工作”。

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这一概念是属于存在本身的，不是附加于存在之上或是作为其前提条件的；“至于大众为什么仍然不得不说：“时间性‘是’——操心的意义”，“时间性‘是’——如此如此被规定的，”那只有等澄清了一般存在与“是”的观念之时才能得以理解”。“是”的意义决定可以说“时间性是……”，而事实上，“时间性不存在”；时间性是“到时”或“时机”，它是存在者“出离自身”的现象；将来、曾在、当前是对于存在者而言的，时间性的绽出是存在者对其自身时间性的体验。时间概念的传统解释就源于这种时间性，“流俗的时间概念所意指的时间乃是空间”，也就是“在时间中”这种意义上的时间。

然而，实际上，空间性这一概念从属于此在时间性；“此在特有的空间性也就必定奠基于时间性。‘在空间中’的现成事物的种种经验表象作为心理上出现的事物‘在时间中’进行，于是‘物理的东西’间接地出现‘在时间中’，这种说法并不是对空间之为直观形式进行生存论存在论上的阐释，而是从存在者层次上确认心理上的现成事物‘在时间中’一一相续” 。

此在之所以是空间性的，是因为此在天然具有操心结构，这决定了此在的生存活动，从而，“此在不像一件实在的物或用具那样充满一块空间。此在设置（按“设置”的严格字面意义）空间，此在生存着向来就占得了一个活动空间”。在此种意义上，空间性就是此在筹划自身的前提条件。

海德格尔对此在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诠释以揭示此在生存论建构为根本目的，此在生存结构的展开以此在时间性为基础和前提。因此，“对语言本体性特征的理解只能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

3、此在的展开：现身、领会与言谈

“时间性在每一种绽出样式中都整体地到时，即：生存、实际性与沉沦的结构整体的整体性，也就是说，操心之结构的统一，奠基于时间性当下完整到时的绽出统一性。”基于对此在时间性的诠释，此在生存结构的整体性被逐步呈现，操心结构的统一性就集中体现为此在展开状态的整体性。

此在展开状态由现身、领会与言谈构建而成。

运思特色

一、运思方式的发生——现象学存在论

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的词源分析，指出就本来含义而言，“现象学是说让人从自身显现自身者那里，以一种自身显现自身的方式来看它。”这表明就现象学的形式含义，海德格尔接受了胡塞尔“描述现象学”所强调的无立场、无前置的直面事情本身来显示事情的观点。不过，胡塞尔的全部现象学到海德格尔那里，被归结为“面向事情本身”，并作为现象学方法的根本原则，抛弃了胡塞尔把现象学作为各学科奠基的绝对科学的企图。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的概念。它不描述哲学研究对象实事性的什么，而描述它的如何。”

另外，由于存在之存在超越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那种对象性认知方式，它无法如存在者一般摆出来供人认知。而传统认知方式说“存在”是自明的，是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表明了传统哲学对存在无法窥见真意，只是以遗忘存在的方式来说“存在”。存在的超越性，表明对存在的揭示，以现象学方式的“自身显现自身”才有可能。由此，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以“自身显现自身”为旨归的“事情”只能是存在。同时，存在又总是存在者的存在，通过此在（Dasein）来显示存在，这是海德格尔现象学方式的具体思路。

这里，海德格尔现象学具有比胡塞尔更为彻底的性质。胡塞尔的现象学把现象学局限在纯意识范围内，把构建意向对象的意向活动的先验直观主体作为现象学最后根据，而海德格尔则认为“先验主体”本身还是在传统认知方式“主体——意识”范围内寻求“科学性”，因此，还不够彻底。他试图以“在世”存在的不加抽象的“此在”本源处显现存在之意义。

“此在”并不表示这个存在者的什么，如“桌子”、“椅子”、“树”甚至“人”所表示的那样，以其范畴来概括存在者的本质。“此在”并不表示现存存在者的性质，它只是对在“此（Da）”在（Sein）着的存在者存在方式的描述。它不同于其他存在者之处，就在于它为它的存在本身而存在。即此在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着，它都以领会着存在的方式存在。这种无论以何种方式总与其存在相关联的存在称为“生存（Existenz）”。

对生存的初步界定可知，此在作为“去存在”的可能性，不可能先选择一种“存在本质”，再根据此种“本质”来造就自己，使此在完全“符合”其“本质”。此在并不是一无所是，然后获得某种本质性的存在特性，此在总已经在“此”，它具有从某种存在者方面来领会自己存在的倾向。同时，当此在被“抛入”世界时，承接了种种历史传统。结果，此在虽然在存在者状态领会着自身的存在，但现象学所要探索的存在，“它首先和通常并不显现，与首先和通常显现着的东西相对照，它隐藏不露。”因而现象学的实际展示过程就是此在之生存去除遮蔽，显示存在的阐释过程，此在的现象学具体展示为阐释学。

现象学阐释的可能性同样导源于此在的生存特性。虽然此在在存在者状态上不具有本源地领会其存在的优先性，但无论以何种方式领会着，又总是对存在的领会。正是这种领会构成了阐释的可能性。存在通常“隐藏不露”，“但同时它在首先和通常显露着的东西中，它从实质上构成了显现者的意义和根据”，即存在在存在论上隐藏不露不过表明了存在以遮蔽的方式“敞开”着自身。因而，如果没有此在已经处身于对存在的领会敞开性中，不可能有阐释。

任何阐释都已经包含着对有待阐释的东西的领会，阐释不过把领会所筹划的可能性揭示出来。这种揭示要使存在者状态上领会在存在论上清晰可见，要使领会中所包含着的此在存在的意义清晰可见。从方法上说，就是使阐释“面向事情本身”，使阐释通达此在生存的本源处。

海德格尔指出“现身情态”对“生存论分析工作具有根本的方法论含义”。具体说来，在所有一切认识、理解、活动中都融合着情绪，都是情绪性的存在方式。这当然不是指“涂”上一层情绪，而是指所有一切领会都是情绪性的领会，这种情绪性存在方式在存在论上称为“现身情态（Befindeichkeit）”。它最明白切身地、最为当下地开展着此在之“此”。“现身情态”表明其在认知方式的那种知之前已经以情绪“现身”着即对他的世界更为本源地“知”着。它从存在论上组建着此在世界的敞开状态。因而现象学阐释成为本源性现象状态的揭示。为此，“现象学的阐释必须把源始开展活动之可能性给予此在本身，可以说必须让此在自己解释自己。

在这种开展活动中，现象学阐释只是随同行进，以便从生存论上把展开的东西的现象内容上升为概念。”在此，现象学阐释为自己提供了一种阐释的深度标准。 这种标准不是外在的某种“根据”或“本质”，而是在阐释的过程中，让本源性的现身状态显现为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本源性在“此”存在，从而昭示了阐释是现象学的自身显现自身的过程。这样，现象学方法成为存在论运思方式层面上的处理方式，展示为以“此在”为出发点，通过对“此在”生存的现象学阐释，开启存在之意义。

二、运思方式的旨趣——本源性之境

如果依照现象学所要求的“面向事情本身”的原则，就是开启此在在“此”存在的本源性之境，那么，《存在与时间》中的阐释自有其现象学意味的显示特性。

由于存在之存在的非对象性规定，决定了存在只能显现，而不能作为认识对象来认知和证明。这样，其开启的不是以概念所包容的某种本质。“现象学只能引导听众去接近事实，以便尔后在关键时刻最后指出：‘看，它就在这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别人什么也不能看到，由此就引起无法调解的争论，而任何想进一步给以说明的愿望也是毫无用处的，就如同为一个盲人‘解释’诸种颜色的努力一样。”

舍勒对现象学的说明可作为海德格尔运思方式所展示境域性特征的恰当注释。阐释引导读者去接近事实，其阐释营造了某种相关境域，而术语只是相关境域的标记和提示，其目的是为了显示出某种境域。以“时间性（Zeitlichkeif）”为例。它在理解上的难度，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传统认识论的线性时间概念的消极影响。

按传统认识论范畴去理解时间性，它只能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事物产生、发展、灭亡过程的概括。那么时间性表述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的现象”，就成为无法理解的逻辑混乱。相反， 只有把“时间性”理解为开启此在本源性存在境域的标记，在那里“向死亡存在”的存在论论证逼使读者领会死亡的边缘性境域昭示给读者，如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意境，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畏”这一本真性现身情态所开启的境域，从而才能领悟“将来”、“当前”与“曾在”以绽出（Ekstase ）的统一方式，开启着此在本源性生存之境。

再从现象学阐释的实际运作过程看，“在世”作为此在生存的机制，是在彼此牵引和通达的展开过程中，为读者开启了此在在“此”的原生态生存机制。“在世”的某一种环节的说明都牵出其他各环节。如，世界作为此在生存论上的特定领会方式，当世界之为世界开启着，就意味着世内存在者来照面，而照面意味着此在在烦忙，而烦忙总关涉着他人。因而，烦忙总是在烦神，这表明此在对他人与世内存在者已有所领会，从而表明此在是以现身领会的方式沉沦于世。

由“在世”牵出此在之存在为“烦（Sorge）”。“烦”作为此在之生存论机制，让此在生存的可能性从存在论上展开， 最后随着“先行决心”的开启，“时间性”这一此在生存意义得到揭示。同时这一过程就是“烦”之为“烦”，作为其生存论机制显示自身的过程。在时间性揭示之前，烦作为“领会着的筹划”、“现身的被抛”和“沉沦在世”的统一缺乏内在的融合性。

从形式上看，领会奠基于将来，而现身基于曾在，沉沦则寓于当前，烦在形式上不统一，说明“烦”的分析还没有通达此在全过程。事实上，随着表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现象”的时间性开启，“烦”作为此在的存在随着时间性的揭示，从根本上为自身找到了“根据”。因为，作为方法论上有指导作用的现身情态中最为个性化的现身——“畏（Angst）”， 随着时间性的开启，使畏作为本源性生存现象得到了“验证”，从而在彼此观照、相互通达中显示本源性之境。

此在的现象学阐释总已经对某种领会的阐释，这种阐释是在一定情境中进行，发问则承担着显示这种情境的引导作用。海德格尔提出，“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寻求的东西而来的事先引导。”即任何发问都包含了对所问东西的某种领会。毫无所知就无从问起，明白无疑也无所设问。

以存在论眼光看，发问本身就是发问者的此在在“此”生存领会方式、程度的显示，从而开启其探索相关问题的情境，因此发问具有引导阐释的独特功能。具体说来发问所牵出的问题情境为应答造就了可能的方向。应答成为对发问的回应。这种回应，一方面是对问题情境挑明，另一方面以其解释过程，孕育着下一个新问题情境，甚至应答本身又是下一个问题情境的开始。

我们不难发现《存在与时间》许多章节都含有表示发问的问句，这类问句成为对相关阐释学情境的说明和进一步探索的引导。如文本中对“死亡”的存在论阐释，首先以一系列发问对那种认为由于存在者状态上此在不能经历死亡，以通达此在的全过程，而否认完整把捉此在生存的可能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以发问的方式为“死亡”的生存论探索导向，从而揭示“死不是一个事件”。又以死亡在何种意义上是结束的发问，得出死是“向死亡存在”。随后以此在的生存机制处描述出死亡的存在论结构。最后以一系列发问，导向对此在“向死亡存在”的本真存在论境域的开启。

对《存在与时间》的运思分析，无法回避对该著作未完成状态作出解释。

从《存在与时间》探索过程看，当海德格尔以“先行决心”揭示出时间性这一境域时，此在之生存论阐述达到高潮。它开启了本源性的生存之境。当“时间性”已表述为源始的本真的境域，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需要在此在生存的各环节上验证，需要在时间性中为日常生活与历史定位。

《存在与时间》最后三章做了这个工作，其中也不乏精彩之处。但当时间性被作为各生存状态的“标准”处境去说明各生存状态时，这种“验证”几乎演变为应用，从而渐渐失去了现象学阐释所显示出来的观照、牵引、通达本源的运思魅力。这恰恰偏离了现象学运思自身显现自身的原则。

后来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点出了《存在与时间》未刊出第三篇的原因：“成为问题的一篇扣下未发表，因为在此一倒转的充分的说中的思并不中用，而乞灵于形而上学的语言也无济于事”。由此看来，有充分的时间与能力来完成《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却让它以未完成的形式出现，这只能说明他领悟到后来的阐释慢慢丧失其本源性的意味。

可见，《存在与时间》的运思方式以发问与应答为引导，以相互牵引、彼此观照的运作过程，通达本源性之境，从而显现其运思方式为“面向事情本身”这一现象学方法的具体尝试。

三、运思过程的定位——开路之思

如果海德格尔探索存在问题的整个思想过程没有纳入运思方式的分析视野，那么就运思方式所作的说明还是不充分的，而确定海德格尔整个思想过程与《存在与时间》运思方式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海德格尔整个思想过程中为其运思方式定位。

为《存在与时间》运思方式定位，离不开对海德格尔思想过程的整体理解。海德格尔探索存在问题的思想过程就其具体的内涵来看，大致说来，经历了早期的以“此在”现象学方式求存在之意义；中期的追溯希腊思想之源，通达真理之无蔽，阐发荷尔德林诗之内涵和晚期的归于“大道（Ereignis）”之“言说（Sage）”。这种探索的前后期变化也被人描述为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

海德格尔整个探索过程，是在传统存在论及其表达方式的背景下开展的。他试图突破传统存在论的对象化思考方式。

海德格尔不可能一开始用一种完全创新的语言来表述存在之本源，当然，也没有现存的某种存在之境摆在那里，等待去描述。他只能在与传统存在论及其表述方式的对话、澄清的过程中，不断开启存在本源性之境。

海德格尔在一次与日本学人的谈话中，说到“存在”这个名称属于形而上学语言的遗产时，日本学人问海德格尔为什么不用不沾形而上学的新词来避免混乱，海德格尔说：“一个人如何能够命名他还在寻找的东西呢？寻找倒是以命名着的词语的召唤为基础的。”

这样，海德格尔的整个思想过程的每一具体探索就成为走向本源性思的一个路标，每一个路标都是尝试性开启存在之境的标记，同时又昭示了新的境域的发生。“存在之意义”、“存在之真理”乃至最后的“大道”成为探索存在的路标。每一个在前的名称大致上看作某一在后标记的暂先展示。每一种标记都是一种过渡。

海德格尔晚年在其早期的著作边沿上几乎把他曾用过的一切概念都换上“大道”，这倒不是说前面的探索无效，而是说后者更为本源地通达存在之境，通过后者反过来又发现前者探索的意义所在。不难看出，存在问题的主题不是抽象的，而海德格尔也一直在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话中，尝试着更为本源地思考存在问题。

如果不把“现象学”理解为固定的模式，不把形式化“回溯前进”看作现象学的模式，不把现象学看作技巧性的方法，而坚持把现象学理解为“面向事情本身”，即让事情自身显现自身，理解为“不时地自我改变并因此而持存着的思的可能性，即能够符合有待思的东西的召唤”，那么，整个探索过程“更为忠笃地坚持恪守着现象学的原则”。

至于海德格尔在其思想探索的中、后期很少提现象学方法，事出有因。

随着海德格尔思考的不断深入，正如他意识到早期“存在”、“意义”等词受到了传统形而上学语言的“污染”，“方法”一词也让人容易理解为外在技巧性的东西。海德格尔对之早有清醒的认识：“原始创造的现象学概念与命题，一旦作为传达出来的命题，无不可能蜕化，这种命题在空洞的领悟中，人云亦云，丧失其地基的稳固性，变为飘浮无据的论点。原始的‘掌握’而变得不可‘掌握’。”但他中、后期很少再提现象学方法。

这不是说他放弃了现象学含义上的思考，而是说海德格尔已有更恰当的语词如“大道之道说”、“思”等表达现象学方法的根本内容。如“大道的道说”，“意味着显现，让显现，让看和听”，这与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根本原则的描述是相通的。

50年代日本学人问海德格尔为什么在后期著作中没有出现“现象学”和“解释学”这样一些用语时，海德格尔回答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否定现象学意义，而是为了让我的思想保持在无名之中”。

在海德格尔看来， 一切形式化的“有名”易遭致早已被传统“文法”、“逻辑”霸占了的语言解释的误导。由此看来，海德格尔避开了“现象学方法”的表述形式又坚持了现象学的根本原则。

正是由于海德格尔遵循了现象学基本原则，不断尝试着开启本源性的思，从而使海德格尔探索成为“路”。

当读者对《存在与时间》运思方式作了尝试性的分析，当读者对海德格尔思想之路作了尝试性的描述，那么《存在与时间》的运思方式，在海德格尔思想中位置大致可以显示。

《存在与时间》的运思方式，是以此在的现象学阐释学去开启存在论的本源性之境。《存在与时间》不仅由于在海氏思想过程时间上的暂先性，而且主要是以其现象学的探索方式，使它成为海德格尔思想之路上的第一个典型路标，它表明《存在与时间》的思考方式是开路之思。一方面，“在世”的分析、“烦”的建构、“时间性”的开启等，涌动着思想的激情，这些具有原创性的以现象学运思方式的展示，标志着海德格尔走上了探索存在之路。

虽然以后的探索表明了《存在与时间》的“存在”、“意义”等表述带有传统形而上学的痕迹，但《存在与时间》的运思方式作为海德格尔走上探索存在之路的开创阶段，具有无可替代的思想意义。读者无法绕过《存在与时间》去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过程，读者也无法不通过读解《存在与时间》去领会现象学方法。而中、后期的探索只有从《存在与时间》的本源性境域处出发才能理解。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作为探索存在之路第一个典型路标，以现象学阐释学方式昭示出海氏思想过程的开放性和非绝对性。《存在与时间》标出了“面向事情本身”，展示了倾听存在召唤的“一条路的可能性”。

只有把海德格尔整个探索过程看作《存在与时间》现象学运思方式所开启的“让事情自身显现自身”的本源性之路，读者才能理解海德格尔的论断：“从各方面说来，人们都认为《存在与时间》中的尝试已经陷入死胡同了，就让这些人去保持这种意见吧。在《存在与时间》这部书的探讨中力图跨出几步的那个思，直到今天还没有超出《存在与时间》的范围”。

存在主义促使自杀者增多

存在主义认为，人想自杀实际上是以“我”为中心的本位论主义的表现。西方社会之所以对自杀的态度有所改变，存在主义哲学给予了很大影响，在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恐怕还得算海德格尔20世纪的主要哲学专著《存在与时间》。

照海德格尔看来，一个人的事业和追求最终等同于死亡。可以对这一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那生活就是不真实的了，死亡乃值得人注意的唯一现实东西。那些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处在一种特别的意识状态之中。

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想自杀实际上是以“我”为中心的本位论主义的表现。美国表面上看去事事如意的中产阶级自杀人数有增无减，就是因为受了这些影响。

“Transzendenz”（超越）、“transzendental”（超越论）、“transzenddent”应该不是海德格尔用来叙述自己哲学的核心术语，而是他借用哲学史上，尤其是近代康德哲学与中世纪哲学的概念来述说自己的新思想观念，换句话说，这里带有某种“旧瓶新酒”的意谓。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与康德的渊源是非常深的。这种“深”不仅表现在海德格尔在形成《存在与时间》的问题意识、梳理《存在与时间》的基本思路、铺排《存在与时间》的论述架构时的整体哲学背景是“康德式的”，而且他的基本“叙述方式”或者“叙述语言”（海德格尔日后将之称为“形而上学的语言”）也还是康德式的，或者至少受到康德的极大影响。

——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存在与时间》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启人思，而且是诗意地思与诗意地说。

——光明网

在《存在与时间》著作中，他区分了两类时间意识：本真时间意识与流俗时间意识。

本真时间意识的特性是“逸出态”，即通常人们所谓的过去、现在、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都不是一个确定的点，它们以“出离自身”的动态方式相互勾连、相互渗透，从而构成一种类似日晕与月晕的晕圈结构。这种晕圈结构体现了一种“在场”关系：过去与将来相对于现在来说都不“在场”，但它们作为背景与趋向，又是现在得以构成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二者又是“在场”的，它们与现在一道构成了三维时间的统一结构。

与此不同，流俗时间意识则将现在视为一个确定的点，并以现在为核心，把时间看成一个由前后相继的现在所形成的单向线性序列。人们习惯于以“现在时刻是几点几分”作为解读时间的方式，过去在这里表现为“现在不再”，将来则表现为“现在还不”。流俗时间意识遮蔽和消解了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以及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相互勾连、相互渗透的关系，“活在现在（当下）”成为流俗时间意识的标志性口号。

——人民网

马丁·海德格尔（德语：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蜚声欧陆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存在与时间》、《什么是形而上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