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解释】 孔子在家里闲坐，他的学生曾子侍坐在旁边。孔子说∶“先代的帝王有其至高无上的品行和最重要的道德，以其使天下人心归顺，人民和睦相处。人们无论是尊贵还是卑贱，上上下下都没有怨恨不满。你知道那是为甚么吗？”曾子站起身来，离开自己的座位回答说∶“学生我不够聪明，哪里会知道呢？”

孔子说∶“这就是孝。它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你回原来位置坐下，我告诉你。人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都是父母赋与的，不敢予以损毁伤残，这是孝的开始。人在世上遵循仁义道德，有所建树，显扬名声于后世，从而使父母显赫荣耀，这是孝的终极目标。所谓孝，最初是从侍奉父母开始，然后效力于国君，最终建功立业，功成名就。《诗经·大雅·文王》篇中说过∶‘思念你的先祖，修养自己的德行。’”

天子章第二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解释】 孔子说∶“能够亲爱自己父母的人，就不会厌恶别人的父母，能够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也不会怠慢别人的父母。以亲爱恭敬的心情尽心尽力地侍奉双亲，而将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使天下百姓遵从效法，这就是天子的孝道呀！《尚书·甫刑》里说∶‘天子一人有善行；万方民众都仰赖他。’”

诸侯章第三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解释】 身为诸侯，在众人之上而不骄傲，其位置再高也不会有倾覆的危险；生活节俭、慎行法度，财富再充裕丰盈也不会损溢。居高位而没有倾覆的危险，所以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尊贵地位；财富充裕而不奢靡挥霍，所以能够长久地守住自己的财富。能够保持富有和尊贵，然后才能保住家国的安全，与其黎民百姓和睦相处。这大概就是诸侯的孝道吧。《诗经·小雅·小曼》篇中说∶‘战战兢兢，就像身临深水潭边恐怕坠落，脚踩薄冰之上担心陷下去那样，小心谨慎地处事。’”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解释】 不是先代圣明君王所制定的合乎礼法的衣服不敢穿戴，不是先代圣明君王所说的合乎礼法的言语，不敢说；不是先代圣明君王实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不敢去做。所以不合乎礼法的话不说，不合乎礼法道德的行为不做；开口说话不需选择就能合乎礼法，自己的行为不必着意考虑也不会越轨。于是所说的话即便天下皆知也不会有过失之处，所做的事传遍天下也不会遇到怨恨厌恶。衣饰、语言、行为这三点都能做到遵从先代圣明君王的礼法准则，然后才能守住自己祖宗的香火延续兴盛。这就是卿、大夫的孝道啊！《诗经·大雅· 民》里说∶“要从早到晚勤勉不懈，专心奉事天子。”

士章第五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解释】 用奉事父亲的心情去奉事母亲，爱心是相同的；用奉事父亲的心情去奉事国君，崇敬之心也是相同的。所以奉事母亲是用爱心，奉事国君是用尊敬之心，两者兼而有之的是对待父亲。因此用孝道来奉事国君就忠诚，用尊敬之道奉事上级则顺从。能做到忠诚顺从地奉事国君和上级，然后即能保住自己的俸禄和职位，并能守住自己对祖先的祭祀。这就是士人的孝道啊！《诗经·小雅·小宛》里说∶“要早起晚睡地去做，不要辱及生养你的父母。”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解释】 利用自然的季节，认清土地的高下优劣，行为谨慎，节省俭约，以此来孝养父母，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孝道了。所以上自天子，下至普通老百姓，不论尊卑高下，孝道是无始无终，永恒存在的，有人担心自己不能做到孝，那是没有的事情。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解释】 曾子说∶“太伟大了！孝道是多么博大高深呀！”

孔子说∶“孝道犹如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地上万物的自然生长，天经地义，乃是人类最为根本首要的品行。天地有其自然法则，人类从其法则中领悟到实行孝道是为自身的法则而遵循它。效法上天那永恒不变的规律，利用大地自然四季中的优势，顺乎自然规律对天下民众施以政教。因此其教化不须严肃施为就可成功，其政治不须严厉推行就能得以治理。从前的贤明君主看到通过教育可以感化民众，所以他首先表现为博爱，人民因此没敢遗弃父母双亲的；向人民陈述道德、礼义，人民就起来去遵行，他又率先以恭敬和谦让垂范于人民，于是人民就不争斗∶用礼仪和音乐引导他们，人民就和睦相处；告诉人民对值得喜好的美的东西和今人厌恶的丑的东西的区别，人民就知道禁令而不犯法了。《诗经·小雅·节南山》篇中说∶‘威严而显赫的太师尹氏，人民都仰望着你。’”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解释】 孔子说∶“从前圣明的君王是以孝道治理天下的，即便是对极卑微的小国的臣属也不遗弃，更何况是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了。所以会得到各诸侯国臣民的欢心，使他们奉祀先王。治理一个封国的诸侯，即便是对失去妻子的男人和丧夫守寡的女人也不敢欺侮，更何况对他属下的臣民百姓了，所以会得到老百姓的欢心，使他们帮助诸侯祭祀祖先。治理自己卿邑的卿大夫，即便对于臣仆婢妾也不失礼，更何况对其妻子、儿女了，所以会得到众人的欢心，便他们乐意奉事其父母亲。只有这样，才会让父母双亲在世时安乐、祥和地生活，死后成为鬼神享受到后代的祭祖。因此也就能够使天下祥和太平，自然灾害不发生，人为的祸乱不会出现。所以圣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就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诗经·大雅·仰之》篇中说∶‘天子有伟大的德行，四方的国家都会归顺他。’”

圣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

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解释】 曾子说∶“我很冒昧地请问，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道更大的了吗？”

孔子说∶“天地万物之中，以人类最为尊贵。人类的行为，没有比孝道更为重大的了。在孝道之中，没有比敬重父亲更重要的了。敬重父亲，没有比在祭天的时候，将祖先配祀天帝更为重大的了，而只有周公能够做到这一点。当初，周公在郊外祭天的时候，把其始祖后稷配祀天帝；在明堂祭祀，又把父亲文王配祀天帝。因为他这样做，所以全国各地诸侯能够克尽职守，前来协助他的祭祀活动。可见圣人的德行，又有甚么能超出孝道之上呢？因为子女对父母亲的敬爱，在年幼相依父母亲膝下时就产生了，待到逐渐长大成人，则一天比一天懂得了对父母亲尊严的爱敬。圣人就是依据这种子女对父母尊敬的天性，教导人们对父母孝敬；又因为子女对父母天生的亲情，教导他们爱的道理。圣人的教化之所以不必严厉的推行就可以成功，圣人对国家的管理不必施以严厉粗暴的方式就可以治理好，是因为他们因循的是孝道这一天生自然的根本天性。父亲与儿子的亲恩之情，乃是出于人类天生的本性，也体现了君主与臣属之间的义理关系。父母生下儿女以传宗接代，没有比此更为重要的了；父亲对于子女又犹如尊严的君王，其施恩于子女，没有比这样的恩爱更厚重的了。所以那种不敬爱自己的父母却去爱敬别人的行为，叫做违背道德；不尊敬自己的父母而尊敬别人的行为，叫做违背礼法。不是顺应人心天理地爱敬父母，偏偏要逆天理而行，人民就无从效法了。不是在身行爱敬的善道上下功夫，相反凭借违背道德礼法的恶道施为，虽然能一时得志，也是为君子所卑视的。君子的作为则不是这样，其言谈，必须考虑到要让人们所称道奉行；其作为，必须想到可以给人们带来欢乐，其立德行义，能使人民为之尊敬；其行为举止，可使人民予以效法；其容貌行止，皆合规矩，使人们无可挑剔；其一进一退，不越礼违法，成为人民的楷模。君子以这样的作为来治理国家，统治黎民百姓，所以民众敬畏而爱戴他，并学习仿效其作为。所以君子能够成就其德治教化，顺利地推行其法规、命令。《诗经·曹风· 鸠》篇中说∶‘善人君子，其容貌举止丝毫不差。’”

纪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

【解释】 孔子说∶“孝子对父母亲的侍奉，在日常家居的时候，要竭尽对父母的恭敬，在饮食生活的奉养时，要保持和悦愉快的心情去服事；父母生了病，要带着忧虑的心情去照料；父母去世了，要竭尽悲哀之情料理后事∶对先人的祭祀，要严肃对待∶礼法不乱。这五方面做得完备周到了，方可称为对父母尽到了子女的责任。侍奉父母双亲，要身居高位而不骄傲蛮横，身居下层而不为非作乱，在民众中间和顺相处、不与人争斗。身居高位而骄傲自大者势必要遭致灭亡，在下层而为非作乱者免不了遭受刑法，在民众中争斗则会引起相互残杀。这骄、乱、争三项恶事不戒除，即便对父母天天用牛羊猪三牲的肉食尽心奉养，也还是不孝之人啊。”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解释】 孔子说∶“五刑所属的犯罪条例有三千之多，其中没有比不孝的罪过更大的了。用武力胁迫君主的人，是眼中没有君主的存在；诽谤圣人的人，是眼中没有法纪；对行孝的人有非议、不恭敬，是眼中没有父母双亲的存在。这三种人的行径，乃是天下大乱的根源所在。”

广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解释】 孔子说∶“教育人民互相亲近友爱，没有比倡导孝道更好的了。教育人民礼貌和顺，没有比服从自己兄长更好的了。转移风气、改变旧的习惯制度，没有比用音乐教化更好的了。更使君主安心，人民驯服，没有比用礼教办事更好的了。所谓的礼，也就是敬爱而已。所以尊敬他人的父亲，其儿子就会喜悦；尊敬他人的兄长，其弟弟就愉快；尊敬他人的君主，其臣下就高兴。敬爱一个人，却能使千万人高兴愉快。所尊敬的对象虽然只是少数，为之喜悦的人却有千千万万，这就是礼敬作为要道的意义之所在啊。”

广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

【解释】 孔子说∶“君子教人以行孝道，并不是挨家挨户去推行，也不是天天当面去教导。君子教人行孝道，是让天下为父亲的人都能得到尊敬。教人以为弟之道，是让天下为兄长的人都能受到尊敬。教人以为臣之道，是让天下为君主的能受到尊敬。《诗经·大雅· 酌》篇里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民众的父母。’不是具有至高无上的德行，其怎么能使天下民众顺从而如此伟大呢！”

广扬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解释】 孔子说∶“君子侍奉父母亲能尽孝，所以能把对父母的孝心移作对国君的忠心；奉事兄长能尽敬，所以能把这种尽敬之心移作对前辈或上司的敬顺；在家里能处理好家务，所以会把理家的道理移于做官治理国家。因此说能够在家里尽孝悌之道、治理好家政的人，其名声也就会显扬于后世了。”

谏诤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解释】 曾子说∶“像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些孝道，已经听过了天子的教诲，我想再冒昧地问一下，做儿子的一味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称得上是孝顺了吗？”孔子说∶“这是甚么话呢？这是甚么话呢？从前，天子身边有7个直言相谏的诤臣，因此，纵使天子是个无道昏君，他也不会失去其天下；诸侯有直言谏争的诤臣5人，即便自己是个无道君主，也不会失去他的诸侯国地盘；卿大夫也有3位直言劝谏的臣属，所以即使他是个无道之臣，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家园。普通的读书人有直言劝争的朋友，自己的美好名声就不会丧失；为父亲的有敢于直言力争的儿子，就能使父亲不会陷身于不义之中。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系父亲所为，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劝争力阻；如系君王所为，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直言谏争。所以对于不义之事，一定要谏争劝阻。如果只是遵从父亲的命令，又怎么称得上是孝顺呢?”

感应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解释】 孔子说∶“从前，贤明的帝王奉事父亲很孝顺，所以在祭祀天帝时能够明白上天覆庇万物的道理；奉事母亲很孝顺，所以在社祭后土时能够明察大地孕育万物的道理；理顺处理好长幼秩序，所以对上下各层也就能够治理好。能够明察天地覆育万物的道理，神明感应其诚，就会彰明神灵、降临福瑞来保佑。所以虽然尊贵为天子，也必然有他所尊敬的人，这就是指他有父亲；必然有先他出生的人，这就是指他有兄长。到宗庙里祭祀致以恭敬之意，是没有忘记自己的亲人；修身养心，谨慎行事，是因为恐怕因自己的过失而使先人蒙受羞侮辱。到宗庙祀表达敬意，神明就会出来享受。对父母兄长孝敬顺从达到了极至，即可以通达于神明，光照天下，任何地方都可以感应相通。《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篇中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人不想悦服的。’”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解释】 孔子说∶“君子奉事君王，在朝廷为官的时候，要想看如何竭尽其忠心；退官居家的时候，要想看如何补救君王的过失。对于君王的优点，要顺应发扬；对于君王的过失缺点，要匡正补救，所以君臣关系才能够相互亲敬。《诗经·小雅·隰桑》篇中说∶‘心中充溢着爱敬的情怀，无论多么遥远，这片真诚的爱心永久藏在心中，从不会有忘记的那一天。’”

丧亲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yǐ]，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guǒ】、衣、衾[qīn]而举之，陈其簠簋[fǔ guǐ]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bǔ】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解释】 孔子说∶“孝子丧失了父母亲，要哭得声嘶力竭，发不出悠长的哭腔；举止行为失去了平时的端正礼仪，言语没有了条理文采，穿上华美的衣服就心中不安，听到美妙的音乐也不快乐，吃美味的食物不觉得好吃，这是做子女的因失去亲人而悲伤忧愁的表现。父母之丧，3天之后就要吃东西，这是教导人民不要因失去亲人的悲哀而损伤生者的身体，不要因过度的哀毁而灭绝人生的天性，这是圣贤君子的为政之道。为亲人守丧不超过3年，是告诉人们居丧是有其终止期限的。办丧事的时候，要为去世的父母准备好棺材、外棺、穿戴的衣饰和铺盖的被子等，妥善地安置进棺内，陈列摆设上 、簋类祭奠器具，以寄托生者的哀痛和悲伤。出殡的时候，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地哀痛出送。占卜墓穴吉地以安葬。兴建起祭祀用的庙宇，使亡灵有所归依并享受生者的祭祀。在春秋两季举行祭祀，以表示生者无时不思念亡故的亲人。在父母亲在世时以爱和敬来奉事他们，在他们去世后，则怀看悲哀之情料理丧事，如此尽到了人生在世应尽的本分和义务。养生送死的大义都做到了，才算是完成了作为孝子侍奉亲人的义务。”

关于《孝经》作者，历来有多种说法，而以孔子向曾子陈说孝道、曾子退而记录成书较为普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业，繁体作柴，古时书写用简牍：竹制品为简，木制品称牍。多枚简牍联编就叫简册，不超过百字就用木牍书写，叫“方”，《礼记》有“文武之政，布在方册”之说。比“方”更宽阔的书写品，就叫作“棠”了，因其比简和方都大，故称“大版”。此处“孔子授之业”的“柴”，即传授给曾子一大版文字，接下来是“作《孝经》”三字，说明《孝经》是孔子写好（或具一纲领）授给曾子的。《汉书·艺文志》则说：“《孝经》者，7L子为曾子陈孝道也。”也认为《孝经》是孔子传授给曾子的，与《史记》前后呼应。郑玄《六艺论》更明确日： “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说孔子既修《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担心“六经”各自内容不一，人们不好把握，因此又写了一本来总会之，这就是《孝经》。《孝经》实乃“六经”之纲领，义理之管钥。

“孝经”的得名，历史上至少有三种说法：一说“孝乃天经地义”之事，故称《孝经》。 《汉书·艺文志》：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日《孝经》。” “夫孝，天之经”云云，见《孝经》“三才章”，可见此说具有经典依据。二说《孝经》乃孝道之经典，故称。郑玄《孝经注》（龚道耕辑校本，下称“郑注”）序日： “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故日《孝经》。”（《玉海》卷四一引）邢呙《孝经注疏》（下称“邢疏”）： “孝者事亲之名，经者常行之典。”又日： “《尔雅》‘善父母为孝’；皇侃云： ‘经者，常也，法也。’ （略）言孝之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经下经， 《老子》有道经德经；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日《孝经》。”三说系摘取文中“夫孝，天之经也”命名，没有特别含义。春秋末、战国初文献命篇习惯，多取首句为之， 《孝经》的“经”字不可能有“常道” “常法”可以“常行”的意思， 《孝经》当时只是传记文献，不可能在其他经典都未使用“经”字命名时独居“经典”地位。大足石刻《古文孝经》“三才章”即以“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为首；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竹简《儒家者言》引《孝经》残文（《开宗明义章》“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直接《三才章》“子日：夫孝，天经、地义”），说明“夫孝天经地义”一句当初可能就在首章或次章中，由此推知《孝经》命名很可能系取首章关键词（或第二章首句关键词）“夫孝天经”构成。

《孝经》，以孝为中心，为历代儒客尊崇，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指出孝是诸德之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孝经》首次将孝与忠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

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君主服务联系起来，认为“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身份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要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要求“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要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孝经》将“孝”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到了“天”的高度，认为“孝”是上天定下来的规范，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既然“孝”是天经地义，是天道，是上天的大法大经，人们自然要遵守了，否则，就违背了天意。《孝经》认为“孝”是“诸德之本”，在各种社会道德规范中，是基础，是根本，体现了“孝”在传统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孝经》巧妙地将“孝”与“忠”联系在一起，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和推崇，使其地位进一步提升。“孝”，本是一种道德关系，《孝经》利用“礼”所阐述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逻辑，巧妙地将“孝”推广到君臣之间的关系，认为“忠”是“孝”的延续。可以说，是一种思维上的创新。这一创新，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自然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历代统治者均看到“孝”不仅能够维护社会稳定，还有利于政权统治，因此都提倡“以孝治天下”。也难怪唐玄宗要亲自为之作注了。流行的注本是唐玄宗注本，皇帝的重视，无疑提升了全社会的重视程度。同时，《孝经》进一步强化“孝”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认为“孝悌之至”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还进一步将“孝”从道德关系上升到法律关系，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将“孝”上升到法律高度，利用国家机器，借用法律权威来维护封建道德秩序和宗法关系。

《孝经·士章》中有：“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郑玄解释为：“事父与母，爱同敬不同也；事父与君，敬同爱不同也。”一般来说，子女对父母有天然的爱敬之情，与母亲更亲密一些，对父亲则更为敬重，事父之孝要有爱有敬，而事君只取其敬。

就《孝经》文本而言，虽然其强调“孝”“忠”分离，但不是“忠孝无别”，陈璧生认为郑玄本意是“移敬作忠”，忠孝有别，而“移孝作忠”只是一种简单化导致的误解。并且“移孝作忠”针对的是士阶层，而不是对所有人的普遍道德要求。“移孝作忠”与“以孝事君”都是后人根据《孝经》内容简化归纳出来的，对《孝经》而言，忠孝关系并未表现出“忠孝无别”或“以孝作忠”的特点。

无论对父母还是对君主，《孝经》皆倡导在他们出现不当行为时要及时劝谏，以“义”为上，而不是唯命是从、一味顺从。《孝经·谏诤章》有借曾子之口请教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对此显然有些愤怒，连用“是何言与”表示否定，“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符合道义的劝谏，能使君父避免因过失面临危险遭受侮辱，从而免于不义。

在《孝经·谏诤章》中孔子明确提出了谏诤的思想。谏诤的对象包括两类人，一类是父亲，一类是君王。在《谏诤章》中孔子认为“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在这里孔子指出了几谏的标准，就是道义。当君王不义或父母不义之时，臣子或子女不该采取一种顺从的态度，而是应该以道义作为判断标准，去劝谏父母君王。如果明明知道这样做十分不妥，但为了维护自己孝顺的名声，而听之任之，最后导致父母或君王犯下重大错误时，作为子女或臣子就是更大意义上的不孝了。所以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孔子不认为孝道赋予了父母君王绝对的权力。这种谏诤思想，是对封建大家长式权力的一种制约，同时这种思想也带有一定意义的民主性。谏诤的思想是整个儒学思想的一大闪光点。此外，《孝经》中还指出了另一主要思想内容，即它要求人们通过行孝道来最终达到立身的目的。简而言之立身包括立德、立言、立功等方面。其中立德是立身的根本，立身最终又要通过建立功勋实现个人社会价值来实现。《孝经》明确提出了孝道止于立身。立身既要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同时也要求人们达到内在自我修养的提升。在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就是当人们功成名就之时，孔子不认为应该到处宣传自己的功绩，因为社会上存在诸多诱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让人低调行事，后世留名，这样才能保存自己一生的名誉。

《孝经》的编辑者是按照等级制度爵位的高低来安排内容的篇章结构的，首先是天子之孝，其次是诸侯之孝，然后依次是卿大夫、士和庶人的孝，把地位最高的天子放在首位，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按照社会地位的高低依次安排其后。这种由高到低的顺序安排五等之孝的体例结构，反映了当时严格等级制度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孝经》内容的编排原则，并将其中的尊卑观念和浓厚的忠君尊王思想贯穿全书。

早在西汉时期，《孝经》即被列为经典；到了唐朝，唐玄宗亲自为它作注，是十三经中唯一有皇帝注释的经典。

《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伦理、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孝经》古文经多出第十九章。《古文孝经·闺门章第十九》：“子曰：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

《孝经》在中国古代影响很大，历代王朝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

《孝经》先后有魏文侯、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清世祖等君王及五百余位学者为此书作注释义。《孝经》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世的至德要道，同时也完全融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并成了古代孩童的启蒙教材。

《孝经》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流传的《孝经》有今文、古文两种,受到了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日本第四十六代天皇孝谦天皇,曾下诏令让日本每家都藏《孝经》一本,并且号召国民对《孝经》精勤诵习。而后不同时代的多位天皇,也都非常重视《孝经》。《孝经》还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普遍重视,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翻译、校正、解读《孝经》。

《孝经》已知英译本便有八个。清朝时期产生的两个最早的英译本，即1835 年12 月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 C.Bridgman）发表于《中国丛报》上的Heaou King, or Filial Duty（Bridgman 345-353）和对《孝经》重译多次的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译本The Hsiao King, or Classic of Filial Piety（Legge 1899）。除此二者外，还有华人离散译者陈贻范（Ivan Chen）于1908 年在英国伦敦约翰•莫瑞出版社（John Murray Publishers）出版的第三个《孝经》英译本（The Book of Filial Duty）（Chen 1908）。该译本后被用于英国高中学习中国文化的教材，具有一定影响力。

朱熹曰：“《孝经》疑非圣人之言。”又：“《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纂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

吕维祺《孝经或问》载：“孝经为何而作也?曰，以阐发明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而作也。”

《汉书·艺文志》：“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武城曾氏重修族谱·遗事》载：“孔子七十二岁，语宗圣著《孝经》，著作既成，齐乃向北斗告备。有赤虹自天而下，化为黄玉刻文。”

《孝经》是“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垂万世”（明太祖语）。

宋太宗御书《孝经》赐给李至，说“于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

秦焚书之后，《古文孝经》的流传扼要说来：“汉初所传《孝经》，本来是河间人颜芝所藏，由其子颜贞献出。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等家所传，经文皆同，即《汉书·艺文志》所载《孝经》一篇十八章。后来鲁恭王坏孔子宅，在壁中发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凡数十篇，孔安国悉得其书。汉昭帝时，鲁国三老献《古文孝经》，卫宏校之，即《汉书》艺文志所载《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十八章本一般称为今文本，二十二章本就称为古文本。”

书分古今文二本，今文本为郑玄注，古文本为孔安国注。自唐玄宗注本颁行天下，孔、郑两注并废。清严可均有郑注辑本，宋邢昺疏。古文本22章，除《闺门章》的内容为新增外，其余《孝平章》《父母生绩章》和《孝优劣章》，都是从今文本分化出来的，只在文字上稍有改动。唐玄宗在开元七年（719年）召开学者鉴定会，鉴定了今古文两种版本，并为之注解、作序、刻石，即“石台孝经”，也就是今之《十三经注疏》本，共18章。

李学勤先生在日本还发现了“漆纸”《古文孝经》本。“纸片现存文字属于《古文孝经》中的《士》、《庶人》、《孝平》、《三才》等四章。”

《御定孝经注》《御纂孝经集注》与《御定孝经衍义》三部御制《孝经》分别完成于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前后三朝中,其编纂有着明显的先后联系。

《孝经文献全编》共66 册，由刘欣主编，巴蜀书社2021 年1 月出版。全书囊括了海内外《孝经》类200 余种代表性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上起战国魏文侯的《孝经传》辑本，下至民国时期的刻本和注释本，以及新出土的敦煌吐鲁番《孝经》写本14 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