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背景

爱尔兰从12世纪初遭到英国侵略后，于1801年并入英国版图，作为英帝国的第一个殖民地。在史称繁荣的斯图亚特王朝（初名为斯迪瓦特王朝，是1371年至1714年间统治苏格兰和1603年至1714年间统治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王朝）后期，当时爱尔兰184000户家庭中，只有24000户拥有一个或几个烟囱。爱尔兰有四分之三土地覆盖着小麦和其它谷物，人民却要靠马铃薯活命。1845年，因马铃薯枯萎病造成歉收，大饥荒持续了2年。由于饿死、病死或向美洲移民逃荒，爱尔兰人口从800多万降到650万。爱尔兰人民不堪奴役，各种形式的抗争与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他们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1922年爱尔兰南部26个郡获得自治权，1949年这26个郡建立了完全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

乔伊斯幼年时代，爱尔兰还在英国统治之下。他创作《尤利西斯》时，正值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由于殖民者的血腥镇压以及民族解放力量内部的矛盾斗争，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多次受挫，有远见受爱戴的帕内尔因个人问题遭受攻击，被迫放弃领导权后死亡，使民族独立运动遭受了巨大损失，这曾激怒过支持帕内尔的少年乔伊斯。这也是他成年后因失望而流亡异乡的原因之一。但在这独特的历史过程中，爱尔兰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倔强而勇于反抗的民族性格，以及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解放运动，已为世界所共识。爱尔兰的民族解放问题也成了一个世界性问题为全人类所关注。

文学背景

乔伊斯从12岁起就熟读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他十分向往奥德修在海上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到家园的故事。中学会考时，乔伊斯曾写了一篇《尤利西斯——我喜爱的英雄》的作文，获优秀奖。奥德修海上历险的故事始终令他难以忘怀。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于1808年出版的《尤利西斯历险记》给乔伊斯以创作的灵感。在该书的序言中兰姆写道：“尤利西斯的故事除了人以外，还有海神、巫婆、巨人、妖女等等。他们象征着人生外在的力量和内心的诱惑。这些具有双重意义的艰难险阻是任何一个有智慧、有毅力的人必然会遭遇的”。 兰姆的这段话可以说对日后乔伊斯构思其传世巨著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乔伊斯一家和布卢姆家（作品原型）相识。艾特尔·斯格密兹也为乔伊斯提供了许多关于犹太文化习俗的信息，他具有布卢姆式的胡子，而且和布卢姆一样有一个妻子和女儿。

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文本，以1904年6月16日都柏林人这一天形形色色的生活为创作背景。

创作过程

1904年的一天，乔伊斯在都柏林街上和人发生冲突，一位中年人亨特把受伤的他扶起来送回了家。后来他听说亨特是一个受到歧视的犹太人，而且妻子对他不忠，亨特的精神更是令乔伊斯感动。乔伊斯对弟弟说，他想就此写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是《尤利西斯》。后来，他又想把它写成中篇，直到1914年，乔伊斯才动手写该题材。

连载出版

早在1916年，安德森和另一位编辑简·西普有幸结识了庞德，从他那里看到了乔伊斯手稿的片段。庞德一直在寻求刊登和支持先锋派文学的杂志。安德森收到庞德寄来的《尤利西斯》书稿后，安德森知道这部书稿的读者只能是精英人士，绝不是普通大众。《小评论》杂志一直寻找的稿件就是这类的作品。作品虽然有损杂志的销量，但却提升了杂志的地位。

《尤利西斯》于1918年起开始分章节在一家美国杂志连载，直到1920年连载到第十三章时，因包含有大量描写主角行手淫的情节被美国有关部门指控为淫秽。

1921年《尤利西斯》在美国和英国遭禁，直到1922年才由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屋出版了单行本。

利奥波德·布卢姆

布卢姆无论在长相、性情、行动上都缺乏英雄性，他卑微无能，性格略显多重。这是个流散到爱尔兰的犹太人，一个平凡无奇的广告兜揽员。在外貌上，是个身体稍显发福、面相颇为敦厚的中年男子。在性情上，他是个“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角色：在家中，关心妻子女儿、狗、鼠等；在家外，他也关心着流浪儿、难产孕妇、盲人青年及斯蒂芬这些需要关爱的人，是“有史以来最为善良、最温顺、最和蔼、母鸡下蛋都能伸手接住之好人”。在行为上，他是一个忙碌于吃喝拉撒、鸡零狗碎，沉浸于七情六欲，具有手淫、意淫等低俗习惯的凡夫俗子。

他知晓妻子摩莉到处招惹情人，却无力阻止，反而借故离家，为妻子与情人约会创造条件。总体说来，他是一个生性低调谦和、轻声细气甚至无声无息的人。但却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遭到了周围大部分人的嘲讽和排斥。在离家流荡的近19小时内，他受到了戴汐校长、穆利根、爱尔兰市民、酒馆里的闲汉们，甚至妓院老板等爱尔兰人的歧视和侮辱，被医科学生狄克逊叫做“新型女性男人”，被穆利根说成“属于两性畸形型”，更被“公民”恶意攻击为“半阴半阳人，非驴非马的角色”，他虽偶有反驳但无济于事，只能默默忍受；同时受到以卡尔和康普顿等英国兵为代表的英国殖民者的欺压，也只能畏惧地顺从。由于社会地位低下，他不得不承受着这双重压迫，小心谨慎、卑微地生活着。布卢姆的这些举动乍看懦弱，实则是弱者无奈中的生存智慧，犹太民族的弱小使他们反抗的形式只能是在精神方面保护自己。作为一个遭受过几近灭顶之灾的犹太后裔，布卢姆对犹太人的历史遭遇和自身的处境非常明晰，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

摩莉·布卢姆

摩莉（布卢姆的妻子）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业余歌手。她出生在直布罗陀，父亲是一位军官。摩莉是一个粗俗性感的、有活力的、没多少文化的女性，致力于追求自身的快乐。但她又欣赏丈夫的品质。摩莉代表了爱尔兰的希望，好像她那淫荡的、自我补充的能量将英国殖民者和罗马天主教双重压迫推向一边，暗示了她将会生存下来并超越它们。她变成了象征爱尔兰的那位老妇人——“贴雷马科”中的送牛奶的老妪。她也变成了达奴——凯尔特生殖女神，从而替代了之前无生育力的爱尔兰的女性形象。摩莉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因为她不关心政治，漠视死亡和道德，而且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摩莉是一个富于启示性的反常者。从摩莉的独白中我们看出，她是一个复杂但不世故的人。摩莉在自己的想象中重造现实，她代表了乔伊斯的情感以及《尤利西斯》中潜在的浪漫。

斯蒂芬·德迪勒斯

青年诗人斯蒂芬是一位精神空虚、意志消沉的青年教师。斯蒂芬生活在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都柏林，斯蒂芬像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无法摆脱道德瘫痪的阴影。他是一个性格上自相矛盾的人物。他孤独、颓丧，却又自命不凡，他多愁善感、精神脆弱，却又愤世嫉俗。然而，斯蒂芬在性格和意识上的逆转既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像斯蒂芬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一个严重异化的时代，除了沮丧和沉沦之外实在别无选择。

主题思想之一：揭露殖民统治的罪恶，弘扬爱尔兰民族解放精神。

《尤利西斯》开卷第一章，小说主要人物斯蒂芬出场的第一句话问同住的马利根：“海因斯还要在这个碉楼里住多久？”然后又补充说：“要是他还要在这儿住下去，我走。”斯蒂芬讨厌马利根带来的英国人海因斯，不愿让他住在自己租的碉楼里。不久，他又想到自己是“一名仆人，一个侍候仆人的人。”因为依其宗教观念，英国人是上帝的仆人，被英国人奴役的爱尔兰人，包括斯蒂芬，就是仆人的仆人了。当送牛奶的老太婆来到碉楼时，斯蒂芬立刻想到：“一个四处奔波的老太婆，侍候着征服他的人。”穷老太婆是神话中爱尔兰的形象，“征服他的人”指海因斯所代表的英国人。斯蒂芬刚一出场，就在流动的意识里不断地控诉英帝国对爱尔兰的奴役。

当海因斯告诉斯蒂芬打算收集他的言论时，斯蒂芬想到的却是：“他们洗了又洗，擦了又擦，良心的谴责、内疚。可是这儿还有一点血迹。”这里，斯蒂芬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怂恿丈夫杀人后，幻觉自己手上总有血迹的情况来揭露英帝国对爱尔兰的血腥统治。斯蒂芬看到海因斯“掏出一个光溜溜的银盒子，盒子上镶着一颗亮晶晶的绿宝石。”绿宝石象征爱尔兰，如同16世纪亨利八世将爱尔兰琴图案纳入英国王室纹章以示统治爱尔兰一样，所以斯蒂芬“心绪不快”。这时，海因斯又对斯蒂芬说：“你是你自己的主宰。”斯蒂芬立即回敬说：“我是一仆二主，一个英国的，一个意大利的。”这句话暗喻并谴责英帝国与罗马教会对爱尔兰的双重奴役。类似这种控诉英国殖民者奴役爱尔兰的情节布满了小说第一章。

散见于作品中那些谈论民族反抗与爱国志士的话题，那些有关民族问题的议论与斗争，以及遍布全书的对被侵略被压迫人民窒息而麻木生活的描写，清晰完整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文本第十二章里，作家用反讽手法，正面描写了殖民统治势力在集会上公开处决革命者的场面。作品先极尽夸张地描写了死刑之隆重：“愤怒的苍天打开了闸门，泻下一场倾盆大雨，这时场上聚集的人数至少已有50万，全部未戴帽子而听任大雨浇透。”连走红的街头演唱家也来助兴，总督携夫人登上观礼台，“外交使团全体出席”，包括中国的“哈鸿章”（李鸿章）。接着小说亦庄亦谐地描绘了革命者刑前与未婚妻诀别的动人场景，使“主持这一悲壮场面的严厉的指挥官”也“擦掉了一滴偷偷流出来的眼泪”。“他曾经将数目可观的印度雇佣军绑在炮口上轰死而不眨一下眼。”作家颂扬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史载1916年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起义失败，竟有14位起义领袖被判死刑。这里，作品于嬉笑滑稽中揭露的正是现实生活里英国殖民统治的残忍与暴戾。

有侵略就有反侵略。小说第十七章，当布卢姆回忆女儿少年生活时，想起少女摩莉，“她不接受英国游客的请求，不许他们拍摄和带走她的人像。”其实这理由是不言自明的——仇恨侵略者。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有如此明确的反抗意识，这揭示了她生存环境的精神特征——爱尔兰民族同仇敌忾，反对英国侵略者。不言而喻，群体意识决定个体意识，而个体反过来也影响着群体。小说第十一章，当布卢姆在橱窗里看到“一幅豪勇英雄像”时，他的意识里泛起了爱尔兰民族英雄罗伯特·埃米特于1803年起义失败后在就义前留下的遗言：“我不要任何人为我写墓志铭——等到我的祖国在列国之林取得了自己的地位，到那时，只有到那时，我才要人为我撰写墓志铭，我的话完了。”这位民族英雄的最后遗言，震撼着软弱无助又关心民族兴亡的布卢姆，也鼓舞着所有为祖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地位而斗争的人们。

该小说里有些文字，看似与民族解放主题无关，实则是作品通过隐喻、影射等写作方法来表现此主题。如第12章，布卢姆在巴尼·基尔南酒店聊天，阿尔夫·伯根兴致盎然地回忆起前些日子进行的一场军民拳击赛。一方是大个子英国兵珀西·贝内特，另一方是都柏林的迈勒·基奥。迈勒的个子还不及对方的肚脐眼高，却因拳术高超打了珀西“一个落花流水”。小说用夸张的手法、诙谐的语言，激情澎湃地描述这场拳击赛是“一场历史性的大决战”，是“ 一场殊死战，台上你死我活，台下激动万分”，字里行间充满民族自豪。如“爱尔兰勇士立即对准贝内特的下巴尖回敬一记硬拳。英国兵躲过这一拳，可是都柏林人使了个左肘弯，正落在他身上，打了他个仰天倒。”迈勒获胜后，“全场观众爆发出疯狂的欢呼声。”这里写拳击赛，也是写弱小的爱尔兰与大英帝国的较量。人们在欣喜地回忆拳击比赛，也在宣泄被侵略的愤懑以及打败英国人的狂喜，形象地表达了爱尔兰人民打败侵略者的强烈愿望。

作品里没有正面描写受命于祖国危难之际驰骋疆场、杀敌御侮的英雄业绩，也没有抒写金戈铁马的壮志豪情。但是，作者以他自己独特的经历与体验为基础，以超越本民族局限的客观视角，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小民族一边，用独出心裁的艺术形式，尤其是通过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意识的自然流动，描写了爱尔兰的历史与现状，揭露了殖民统治的罪恶，弘扬了民族解放精神。

主题思想之二：以驳斥反犹太主义为镜子，批判爱尔兰的精神瘫痪及欧洲的狭隘思想。

文本中，在布卢姆整整一天的意识流动中，对犹太问题和犹太人命运的思考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它们散见在小说的各个章节。例如，在第四章，布卢姆看到了几张报纸，他认真地阅读着报上的信息，并勾起了对犹太人流浪命运的思考： “那一方土地生育了最古老的民族，第一个民族。最古老的人民，在世界各地流浪。”在第七章，当他看到排字工人倒排的“派特里克·狄格南”时，不禁想到了犹太人的历史，从出埃及，到世界流浪，到重建家园的理想。布卢姆对犹太文明的依恋，对故国的忧心可见一斑。第十七章是总结性的一章，布卢姆一天的活动便和犹太人的精神祭祀与民族历史对照起来。这些思考反映了布卢姆的民族根性和身份认同。

与此相对的，就是乔伊斯对爱尔兰人的反犹太活动的描写。反犹太主义的代表主要有马利根、戴汐以及聚集在小酒馆里的一批闲汉。对爱尔兰人的这一特征的描绘，展示了他们的狭隘视野和极端的民族主义。

因为犹太人施行割礼，所以马利根称上帝为“包皮收集家”。其他的一些爱尔兰市民对犹太人的态度与马利根几乎如出一辙，如第十二章中提到的鸨母、邋遢女人们和小瘪三，都对布卢姆充满歧视。戴汐校长是反犹太主义的代表。他将欧洲的诸多问题都归因于犹太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犹太人形成帮，他们就能把国家的元气吞掉。犹太商人已经在下毒手了。古老的英国快完了。”在戴汐眼中，犹太人理应受到惩罚，无家可归。当斯蒂芬离开他的时候，他追了上来，说爱尔兰之所以被称为唯一没有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是“因为爱尔兰从来没有放他们进来过”，这种幽默在我们看来显得格外狠毒。

所以学者安索尼·朱立斯指出，乔伊斯通过布卢姆的形象表达的是对反犹太主义的驳斥， “《尤利西斯》因此不仅对文学，而且对犹太人都是一个好消息。这部小说是一种美学的、道德的胜利”。而布卢姆则成了世界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犹太人典型。

面对欧洲日益明显的反犹太主义思潮，乔伊斯作了深入的思考，表达了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他又超越了单纯的种族问题，反映了普遍的现实批判意识，表现了自己的精神逾越。

犹太问题并非《尤利西斯》关注的绝对中心，其批判的重心实际上是爱尔兰的精神瘫痪以及遍及欧洲的狭隘思想。犹太问题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其他民族的缺陷。尤其是爱尔兰人，虽与犹太人同为受压迫者，但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是乔伊斯不能容忍的。所以说，乔伊斯的犹太意识，是以其现实批判精神为依托的，他是伟大的精神叛逆者，他负起了道德的重担，清醒地面对自己的祖国，用流亡和艺术，揭示民族的痼疾。

爱尔兰社会封闭保守的思想、狭隘的观念令乔伊斯难以忍受。他年轻时接受的是严厉的教会教育，并且被迫接受普遍公认的价值标准，这激发了乔伊斯的反抗：“教堂对缓解她的羔羊的精神和物质需要无所作为，而只是鼓励一种敬畏和卑躬屈膝的态度，这有什么用呢？”他的矛头指向了教会的虚伪。同时他对所谓的爱尔兰文化和民族复兴进行了尖锐的嘲讽。那些所谓的文化复兴者，沉迷于爱尔兰过去文化的荣耀，以致忽视了人们现实的生存需要。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又是片面化的、狭隘的。“这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结果变成了和压迫者一样的极权主义和令人无法忍受的运动，让他们来解放人民会有什么好处呢？”不甘于被限制在这样狭隘的空间之内，他要脱离这瘫痪的状态，为了惊醒处于“精神瘫痪”的祖国，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他选择了流亡。他不愿再去为他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它是家、祖国或者教堂。这正是乔伊斯反叛精神的体现。

乔伊斯用流亡展示自己的反抗与叛逆。然而在艺术表现上，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爱尔兰（主要是都柏林）为背景的。这正是他的寓意，即以此来影射整个欧洲。他曾经明确指出：“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是欧洲的象征，“爱尔兰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一个威胁艺术家的自由和完整性的地方，剥夺了艺术家的独立，滋生了地方主义的偏习。”深感于此，乔伊斯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就是以“一种无畏的现实主义，像易卜生那样，剥掉欧洲城市中产阶级社会伪装的面具，暴露他们的精神虚幻和贫瘠苍白”。

他选择了流亡以守卫自由，用艺术为武器展开对现实的尖锐批判。这样，乔伊斯的犹太主义意识，对狭隘的地方主义、种族主义的警惕和批驳，对艺术真实的执著，都反映了他的精神叛逆和现实批判意识，真正体现了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品质。

人物描写

一、乔伊斯别开生面地塑造了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典型的“反英雄”形象。

所谓“反英雄”就是“非英雄”或是与传统文学中一切具有英雄气概、高尚精神和非凡能力的人物完全相反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反英雄是一个必然失败的人。”引人注目的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表现出的人物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乔伊斯构思《尤利西斯》这本文学巨著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西方世界弥漫着空前的悲观气氛。此刻，乔伊斯将视线转向了现代社会中的芸芸众生，试图从市井百姓身上去寻找创作素材。他有意将那些街头巷尾的匆匆过客和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作为小说的重点对象加以描写，这不仅体现了他在异化时代对传统文学中英雄人物形象的摈弃，而且也标志着将“反英雄”人物作为小说主体的现代主义人物观的诞生。

二、乔伊斯巧妙地将小说的主要人物与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彼此对应，使其产生强烈的反衬效果和广泛的象征意义。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的人物描写艺术充分体现了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巧妙结合和有机统一。他不仅以荷马长篇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尤利西斯的名字作为小说的书名，而且还使其笔下的主要人物在都柏林一天的活动与古希腊神话中的某些人物传奇般的经历相互对应。作者凭借荷马史诗中智勇双全的伊塔刻岛首领尤利西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飘流沦落、历尽艰险，最终返回家乡与妻子拍涅罗拍团圆的故事来讽刺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现实。在小说中，当今的尤利西斯（即小说主人公布卢姆）是个俗不可耐、懦弱无能的庸人；现代的特莱默克斯（即小说中的斯蒂芬）只是个孤独、颓废、多愁善感的青年教师；而20世纪的拍涅罗拍（即布卢姆的妻子摩莉）却是个水性杨花、沉湎于肉欲的荡妇。不仅如此，《尤利西斯》中的穆利根、狄瑟校长、酒吧女招待、“市民”和格蒂等其他许多人物也能在《奥德赛》中找到彼此对应者。显然，乔伊斯的人物设计使历史与今天、神话与现实以及英雄与反英雄互相对照，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衬效果和广泛的象征意义。

三、乔伊斯遵循重精神、轻物质的现代主义创作理念，通过人物内心的微观世界来反映外部的宏观世界，使人物描写艺术发生质的变化。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不仅成功地借助语言的表意功能，发展了一种符合人物心理特点，与其思维活动相适应的意识流语体，而且深刻揭示了异化时代的精神危机，并以此来反映社会的本质。他在小说中生动地表现了人物言语阶段瞬间的意识活动和见诸文字前尚属隐晦、混沌的思绪与浮想。在乔伊斯的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读者见到的既有人物最原始、最低程度的模糊感觉，又有人物最完善、最高程度的合理思维；既有流动不已的直线形意识活动，又有辐射形块状意识结构。不仅如此，乔伊斯还采用了不同风格的语言来表现不同性格及不同文化素养的人物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意识流，以此来求得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应当指出，乔伊斯注重揭示人物的感性生活，采用由里及表，由微观到宏观的创作手法是英国小说史上一个伟大创举。事实证明，《尤利西斯》的成功秘诀在于有效地采用了这种创作手法，将人物混乱不堪的心理世界展示在读者面前，让他们直接进入人物的意识领域去把握时代的脉搏。毋庸置疑，乔伊斯重精神、轻物质，重内省、轻外描的创作手法不仅充分反映了他的现代主义人物观，而且为20世纪英国小说的人物描写艺术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在（尤利西斯）的三个主要人物中，布卢姆的形象最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现代主义人物观。乔伊斯之所以采用“荷马对应”的原则并将布卢姆描写成现代西方社会的尤利西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人物对应不仅能产生鲜明的反衬效果和广泛的象征意义，而且还深刻反映了现代主义作家在塑造人物时所崇尚的价值观念。乔伊斯曾向其好友明确表示，荷马笔下的尤利西斯不仅是“文学中惟一完整的人物”，而且也是“ 欧洲的第一位绅士” 。乔伊斯笔下的布卢姆则是西方异化时代芸芸众生的缩影。布卢姆是一位已过不惑之年的犹太人，谨小慎微地扮演着丈夫和父亲的双重角色，其职业为广告代理人。他性格温和，安分守己，善解人意，慷慨大方，且富于幽默感，是一位极其普通的都柏林人。乔伊斯在与友人谈及布卢姆这一人物时曾经说：“我全方位地观察他，因此从雕塑的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全面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好人。” 显然，布卢姆这一人物形象标志着现代主义作家人物观的重大转变。读者不难发现，乔伊斯笔下的主人公形象不仅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与维多利亚著名诗人丁尼生所讴歌的“尤利西斯”也不可同日而语。

主人公布卢姆是20世纪初西方世界悲观意识的缩影。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时刻怀有一种强烈的异化感。与爱尔兰白领中产阶级为伍使他自惭形秽，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他的妻子摩莉水性杨花，与多人私通，让他觉得无地自容。而父亲的自杀和儿子的早夭则使他感到无比的愁闷与悲哀。尽管布卢姆的精神痛苦看来大都由个人问题所致，但这一切却与爱尔兰腐败堕落和道德瘫痪的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悲观失落、郁郁寡欢的布卢姆无疑是为20世纪初西方世界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尽管西方有些评论家批评乔伊斯未能充分反映爱尔兰社会上层和底层人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但选择中产阶级这一群体作为表现对象恰恰体现了其小说人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乔伊斯的笔下，布卢姆一天中的社交和游荡本身实在不足挂齿，而他那严重异化的“自我”则是作者和读者关注的焦点。在人性受到严重压抑，在人与人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精神壁垒的环境中，乔伊斯向读者展示的是一种时刻缠绕布卢姆心头的异化感和挥之不去的悲观意识。作为一部长篇巨著的第一主人公，布卢姆的形象在英国传统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他既是一个复杂而又耐人寻味的人物，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他既高尚，又平庸，既仁慈，又卑劣；既彬彬有礼，又唯唯诺诺。

《尤利西斯》中的另一位主人公斯蒂芬是异化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化身。斯蒂芬的悲观失望和不满情绪在同时代的爱尔兰青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个人危机远远超出了他与同室的医科学生摩莉根之间的纠纷，或他对母亲可能因他拒绝宗教信仰而伤心去世的内疚和悔恨。事实上，斯蒂芬的危机意识具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正如来访的英国朋友海恩斯在小说开头与斯蒂芬交谈时所说，“看来历史应该负责。”郁郁寡欢的斯蒂芬认为传统不是一种解放自我的积极力量，而是一股束缚自由乃至扼杀人性的破坏力量。“历史就像其他一个经常听到的故事一样”不断重演，而他个人则万般无奈地卷入这种无休止的循环模式之中。显然，斯蒂芬已经意识到了个人的困境和危机，于是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心中的呐喊：“历史是一场恶梦，我正试图从中觉醒。”毋庸置疑，乔伊斯凭借斯蒂芬这一人物形象揭示了时刻困扰青年知识分子的深刻的精神危机。

《尤利西斯》的人物体现了现代主义特征：首先，《尤利西斯》的主人公不是故事情节的驱动者，而是作者调控小说艺术形式的有效工具。坚决淡化小说人物的传统角色和职能，将其与故事情节剥离，并充分强调其对小说艺术的宏观调控作用，这无疑是乔伊斯在人物描写艺术上的大胆革新。尽管西方批评家大都对《尤利西斯》的人物与荷马史诗中的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赞不绝口，并认为全面了解这种对应关系是有效解读《尤利西斯》的重要前提，但他们对乔伊斯的创作意图及其人物的艺术作用却众说纷纭。

《尤利西斯》的人物无论在其扮演的角色还是在其发挥的功能上均体现出质的变化。显然，这是一种从情节的驱动者向艺术的调控者的重大转变。在《尤利西斯》中，建立在“荷马对应”基础上的人物不仅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艺术框架，而且也使这部表层结构看似杂乱无章且内容包罗万象的长篇巨著获得了某种稳定的秩序。在《尤利西斯》中，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不但具有真实感，而且具有极强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呈现出多元、复杂、善变的三维世界特征。人物的意识轨迹虽依稀可辨，但却恍惚迷离，游移不定。各种思绪、浮想、印象、感觉、回忆和展望互相渗透，不同层次的意识彼此交融。它们代表着一个个看似分散却并不完全独立的思想单位，犹如一个个杂乱的“原子”或“光圈”，持续不断地向四周闪烁和折射，构成一个纷繁复杂、生动有趣的三维世界。不言而喻，乔伊斯的鬼斧神工使英国小说增添了一种全新的人物模式——三维人物。显然，这种作为现代意识的微型载体的三维人物不但与传统小说人物之间具有质的区别，而且成为现代英国小说人物画廊中的艺术瑰宝。

写作技巧

内心独白：在《尤利西斯》精彩纷呈的创作技巧中，使用最多、作用最大的莫过于内心独白。顾名思义，内心独白是默然无声、一人独操的心理语言，或者说是用文字形式表达的无声无息的意识流。通常，乔伊斯采用直接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意识活动，即让人物以第一人称的形式直接将本人的思想与感受和盘托出。读者看到的是人物原原本本的意识活动。

这种由直接内心独白表现的意识既不用解释，也不受作者的控制或支配，显得极其自然和坦率，的确十分接近思维的实质。《尤利西斯》的内心独白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各种离奇复杂的印象、感觉、回忆和欲望混为一体，形成一条来无影、去无踪，飘忽不定、转瞬即逝的主观生活之流，使读者产生一种直接感和真实感。在《尤利西斯》中，人物的内心独白不仅畅通无阻，而且同作者的第三人称叙述之间的接轨也十分自然，作者的叙述语往往与人物内心独白的视角保持一致，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作者在转轨或接轨时只是巧妙地将人称与时态作适当的调整，一般不留明显的痕迹，读者往往不知不觉地步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以下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布卢姆先生严肃地点了点头，凝视着对方一双敏捷的、充满血丝的眼睛（A ）。神秘的眼睛，神秘而锐利的眼睛（B） 。我猜他是共济会成员，难说（C）。又同他在一起了（D）。我俩走在最后（E）。但愿他能说些别的（F）。”这是布卢姆在参加一位朋友的葬礼之后遇到他的熟人科南先生时的一段内心独白。A句是作者的叙述语，其视角同布卢姆的内心独白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使用的语域也基本符合布卢姆的文化修养和性格特征。句中“敏捷”一词同B句中的“锐利”一词具有逻辑上的联系。B句开始便是他的内心独白，其语义同A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充满血丝的眼睛”到“神秘的眼睛”，两者接轨自然稳妥，顺溜畅达。C句中的人称代词“我”则表明A句的第三人称已转变为第一人称，从而正式向读者发出叙述语向内心独白过渡与转轨的信号。乔伊斯的这种叙述笔法不仅在表现意识时取得了传神的效果，而且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物内心独白高超的驾驭能力。

此外，乔伊斯还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现不同人物的内心独白。在他看来，既然人物的性格、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不尽相同，那么，他们的内心独白形式也必然千差万别。他十分强调内心独白的表意功能，往往将其所表现的“自我”作为对人物性格的一种曝光。因此，在《尤利西斯》中，每个人物的内心独白都富有极其鲜明的个性，对渲染人物的形象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该小说中的内心独白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条理型内心独白；另一种是自由型内心独白。通常，条理型内心独白较为偏重理性的因素，而且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尤利西斯》所反映的大都是人物的思考、想象和推测等比较清醒的意识。此外，作品的流动也体现出一定的秩序和条理。与此相反，自由型内心独白则偏重非理性的因素，既不合乎逻辑，也不讲究连贯，而且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尤利西斯》所包含的大都是人物模糊的印象和朦胧的意识。在小说的三个人物中，斯蒂芬采用的大都是条理型内心独白；摩莉使用的完全是自由型内心独白；而布卢姆的内心独白则是两者兼而有之。

第一版的《尤利西斯》已经拍卖到了每册10万英镑。在每年的6月16日，也就是奥波德·布卢姆在漫步都柏林的那一天，全世界的乔迷都会举办庆典纪念这部发明了现代小说形式的著作。

2021年8月，译林社推出了《尤利西斯》百年纪念版。

电影

电影《尤利西斯》由约瑟夫·施特里克导演，1967年上映。

舞台剧

舞台剧《尤利西斯》由安迪·阿诺德导演，2012年10，该剧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特隆剧院首演。

连载风波

《小评论》开始连载《尤利西斯》后，安德森的辩护律师约翰·奎因曾建议安德森停止刊登《尤利西斯》，希望乔伊斯避开图书审查机构的目光，安心完成整部小说的创作，同时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找到愿意出版这本小说的出版商。但是，《小评论》的编辑们拒绝接受这个建议。

1920年夏天，《小评论》杂志社收到一封诋毁小说第十三章内容的来信。它的观点代表了普通读者的愤慨，也预示了纽约抵制邪恶协会不久就会带给《小评论》的困境。“我认为这是最肮脏、最下流、最可耻的文字。提起它，甚至批评它都会脏了我自己”。这封信让安德森痛心不已。她整夜都不能入睡，写了一封回信。“你知道我把他的作品当作文学的最杰出作品。你也知道任何了解我艺术修养的人都会承认你对艺术、科学和生活的无知。他不是为你而创作，他为自己、为那些关心他生活困难和伤痛的人们而创作”。在信中，安德森告诉该读者，只有饱经心灵重创的人才能像乔伊斯那样描绘他在人世间的经历。

1918年至1920年，几乎没有任何学者对该小说做任何评论，没有人喜欢这本作品。《时报》称《小评论》杂志为色情文学的走狗。

1921年《尤利西斯》作品在美国和英国遭禁，其结果是邮局要焚烧《尤利西斯》作品，《小评论》杂志被送上法庭。

安德森的自传记述了她被捕后辩护律师约翰·奎因对案件的意见，“这是个清教徒国家，你们刊登了《尤利西斯》这样的作品，肯定不能逃脱法律的惩罚。我无能为力，但我会担任你们的辩护律师。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输定了。你们两个真是傻子”。奎因曾为《尤利西斯》的出版捐赠了1600美元；他出庭为安德森辩护的原因是尊敬乔伊斯。因此，他悲观的态度是由于他深知美国色情图书法的规定。奎因的辩护包括两点：乔伊斯的作品晦涩难懂，不可能腐化年轻人的心灵；和第五大道橱窗里的内衣模特相比，小说人物的所作所为算不上有伤风化。但未能说服法官，安德森被判有罪。

美国的法庭对《小评论》杂志的出版风波审判结束后，《纽约预言家论坛报》引用了法庭的判决书，“小说晦涩难懂，作者神经错乱”。对《小评论》杂志出版事件的审判，证明法庭的不公和色情图书法的威力。安德森的自传以饱含讽刺、不乏痛楚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愚昧、可笑、荒诞的审判场面。

内容争议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就有意识地将荷马史诗作为小说现代题材的“潜文本”，使两者之间形成平行对应关系。可该部小说面世以来，它的神话类比结构一直引起很多争论。《奥德修纪》对《尤利西斯》产生的影响，学术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观点。

作家郁青认为：《奥德修纪》对《尤利西斯》的影响是深层次的。神话史诗不仅为小说作者在创作时，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帮助小说获得内在的秩序和连贯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说以《奥德修纪》为神话原型，意在赋予看似平庸琐碎的现代城市生活以悲剧的深度，使之升华为一篇代表人类普遍经验的寓言。乔伊斯借用荷马史诗的原型意义和原型结构，是为了表达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后不久，乔伊斯在一封寄给姨妈约瑟芬的信中，建议她将《奥德修纪》作为《尤利西斯》的导读材料。由此看来，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有必要将它与《奥德修纪》这个“潜文本”对照起来，进行双重文本的解读。长篇史诗《奥德修纪》记述了历时10年的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联军中英勇善战的伊大嘉国王奥德修在返回家乡的过程中长年漂泊、历经艰险的故事。史诗围绕着奥德修的回乡主题牵动着两条双向对应的情节线索——奥德修的回乡与其子帖雷马科的迎父这两条双向发展的主线。首先，《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在人物设置上存在着平行关系：小说主人公布鲁姆与史诗英雄奥德修相对应；大学生斯蒂芬与帖雷马科对应；布鲁姆太太摩莉对应潘奈洛佩（史诗中奥德修忠贞守节的妻子）。小说中有不少次要人物在史诗中也能找到对应的人物。

《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在人物、结构和细节上存在的摹仿关系，这一点已为中外的研究者们所公认。但关于乔伊斯运用神话类比结构的重要性上，学术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因为古希腊英雄奥德修与该小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小说《尤利西斯》根本意义的理解。对此一些学者的观点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奥德修纪》与《尤利西斯》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将英雄悲壮的历史和卑劣猥琐的现实进行对比。在古代英雄光辉的形象反衬下，布鲁姆、斯蒂芬等现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会显得多么卑微、苍白和平庸。这种平行对应关系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差别，是《尤利西斯》的讽刺意义和暴露作用的来源。学者约瑟夫·比奇（J. W. Beach）称：“将古希腊英雄的历险与当代爱尔兰纷乱、‘瘫痪’的状态并置，很明显是对爱尔兰现今状况的讽刺性暴露”。英国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说《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现卑琐和幻灭情绪的史诗”。

自《尤利西斯》问世以来。这类观点在乔伊斯研究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它最容易被人们接受。中国学者袁可嘉、侯维瑞、陈恕、李维屏等人对此均持类似的观点。以下是侯维瑞教授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中的一段有关的论述：

“忠贞不渝的王后潘奈洛佩变成了追求肉欲的荡妇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马科变成了精神空虚的骚客斯蒂芬；驰骋疆场、力挽狂澜的英雄尤利西斯变成了逆来顺受、含羞忍辱的广告商布鲁姆；美丽善良的诺西卡变成了轻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难道不是在走向沉沦和堕落吗？《尤利西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所要表现的，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全部历史：布鲁姆的庸人主义、斯蒂芬的虚无主义和摩莉的肉欲主义正是现代西方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写照”。

第二类观点认为，乔伊斯的神话类比结构是一种隐喻的媒介，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超然的透视观点，以审视作品中人们的举止和言谈；同时它把平凡陈腐的事物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给20世纪的现代人灌输了永恒的尊严，体现了乔伊斯对现代人前途和命运的关怀。美国文论家莱文（Levin ）在论述《尤利西斯》时写道：“将现代主人公琐屑的生活习惯与深奥神秘的原始仪式联系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细节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尤利西斯》（牛津大学版）的作者理查德·艾尔曼称：“《尤利西斯》是《奥德修纪》的和平主义版本”。他指出布鲁姆继承并侧重发展了奥德修身上善良、机智的品性。布鲁姆，这位现代的奥德修虽然没有勇士般的强壮体魄，但他同样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鲁姆的胜利在于他的精神”，“布鲁姆身上最神圣之处在于他体现的人性”。

《尤利西斯》的中译本（天津百花文艺版）译者金堤教授承袭了艾尔曼的观点，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颂歌，赞美的是普通人无私的爱，该书的主旨在于歌颂全面的人，布鲁姆与奥德修都属于这类人”。欧美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乔伊斯的目的在“借今讽古”。英国学者菲利浦·爱德华兹（Philip Edwards）称：如果当代与古代之间的比较存在着讽刺的话，那么这种讽刺也针对古希腊“英雄时代”所谓的“伟大”。“通过与过去的历史、传说与信仰的平行类比，在某种程度上，乔伊斯是用今天廉价的事物来揭穿古希腊高贵的伪装”。学者们立论的依据是《尤利西斯》的创作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四起之时，而战争的根源可追溯到荷马史诗所宣扬的穷兵黩武的“骑士精神”和价值标准。善良的布鲁姆对妻子的情夫并没有如史诗中的奥德修用残忍的手段杀戮了所有的求婚者，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尤利西斯》体现了和平主义的一次胜利。

第三类观点认为：神话类比对理解作品的意义不大。美籍俄裔小说家纳博科夫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人物。在他的著作《文学讲稿》中，他写道：“我尤其要告诫你们不要把布鲁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中的无聊的闲逛和小小的冒险看作对《奥德修纪》准确的滑稽摹仿，在书中的每一个物身上，每一个场景当中寻找这种准确的相似，完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比以陈腐的神话为基础而引申，并延续下来的寓言更使人厌烦的了”。

乔伊斯研究专家瓦尔顿·里兹（A. Walton Litz）也觉得不必过分强调荷马史诗在《尤利西斯》中的重要性。他说：“荷马史诗的框架，对乔伊斯本人创作时起的作用，或许要比它对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产生的作用更大”。在创作准备时期，乔伊斯头脑中积累了成千上万条素材和记忆，他迫切需要一些参照框架来赋予这部意识流小说某种秩序。《奥德修纪》被证明是最令人满意的参照框架。可一旦创作结束，里兹认为，这些框架如同建筑工程中的脚手架，需要被拆除，它所起的作用随之减弱了。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就一部作品，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加以探讨，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以上列举的三类观点，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有不尽全面、失之偏颇之处。

“形式就是意义”，文学作品的内容是已经完成的形式，与形式不同分割。这是欧美现代形式主义者的著名论点。《尤利西斯》的神话类比结构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是一个含有意义、评价和阐释的结构。因此，荷马史诗在这部小说中起的作用，绝不仅局限在参照框架这方面。的确，《尤利西斯》中几乎每一个与荷马史诗相对应的细节都可以用“反英雄”（anti-hero）的观点来解释。只强调讽刺意义而忽视布鲁姆与奥德修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相似性将是个极大的错误。

不少将布鲁姆称为“反英雄”的评论，通常会出现两种错误倾向：其一，将奥德修看作一位品行上无可指责的完美英雄的形象，是人类一切优秀品质的典范。事实上，乔伊斯不这么看。他将奥德修作为一个“完整全面的人”，身上同时包含了人的种种优点和缺陷；第二种倾向，是将布鲁姆与奥德修仅作字面上、外在的或表层的比较。这样的比较往往只能发掘到小说讽刺性的意义层面。然而当读者以隐喻、象征的视角来观照布鲁姆时，就能从这位生活上于都柏林的当代凡夫俗子身上找到古代英雄的性格特点。

德国哲学家谢林说过：“假如在反思中认识精神的奥德修斯，就会看到，他不断地寻找，经历了许多失望，走过了许多弯路，终于找到了自我”。《尤利西斯》正是继承了《奥德修纪》“回乡母题”的意义和结构，给了它一种现代的阐释，或者说是作者借用了这个神话原型来表达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爱尔兰著名作家罗迪·道伊尔（Roddy Doyle）在2004年的时候就曾批判《尤利西斯》乏味、过长，被评价过高，他说“人们总将《尤利西斯》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部小说之一，但‘我’真的怀疑他们是否为这部小说感动过。”

《尤利西斯》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被誉为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首，并被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

——人民网

《尤利西斯》不仅因为它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西方人的现代意识，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整整一代人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而且还因为它在创作手法和谋篇布局上标新立异，别具一格。《尤利西斯》无疑是对传统文学的有力挑战，也是西方小说史上最富有新意和实验性的作品之一。《尤利西斯》以其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技巧足足统治了西方文坛半个世纪之久，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维屏（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1882年2月2日出生于都柏林，1941年1月13日卒于瑞士苏黎世。他是意识流文学的开山鼻祖。作品有：《尤利西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芬尼根的守灵夜》和《都柏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