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中有：“《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这里又有尸子鲁人之说。对此，清人刘继培说：“《汉志》班固自注，又以佼为鲁人，晋鲁字形相近，未能定其然否云”似有否定佼为鲁人之义。据此，尸佼便为晋曲沃人。

《尸子》一书自清及近代以来，学者多视为伪书。然吕思勉先生《经子解题》称今本《尸子》，“据今所辑存者，十之七八皆儒家言……此书盖亦如《吕览》，兼总各家而偏于儒……实足以通儒、道、名、法四家之邮。”又称：“其文极朴茂，……今虽阙佚已甚，然单词碎义，足以取证经子者，实属指不胜屈……此外典制故实，足资考证者尚多。”按战国之际，学者多有能涉猎百氏、不主一家者，如韩非于师承则为儒家之荀卿，儒名法自相通，而不止于相绌相非也。观其《广泽》一篇从容平章墨子、孔子、皇子、田子、列子、料子之语，岂难明此？《尸子》恐亦如《四库》馆臣所论《慎子》，“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者欤？是邪非邪，亦所谓可与通达者道，难为固陋者言也。

尸佼的著述《尸子》，汉唐史籍的著录，俱言合20篇，共6万余言。唐代李贤等在注《后汉书》中说：“尸子，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计，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恐并诛，乃亡逃入蜀，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不仅又一次陈述了尸佼的简史，重要的是它说这部著作当时还存世，使人得知其20篇的内容中，19篇是论述社会思想文化的，一篇是论述自然界的。据汪继培说，此书在宋代“全书已亡”，“只存二篇，合为一卷。”清代汪继培、孙星衍在嘉庆年间辑刻为现通行本《尸子》。

《尸子》一书，仅存十之二三，大多是一些互不相联的片语只言，自然难以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尸子》全书在隋唐时还存世，汉唐时期广为流传，一些学者作为论证多所征用，以为立论的基础。宋以后全书仅遗残断篇章，汪继培在此基础上，又将散见于诸书中的引语摘辑成书，所以辑佚本文字虽少，但十分精彩，多为至理名言，用世誓句之类。从中也能窥出作者的思想梗概和精神面貌。

发展的宇宙观。在先秦老子、墨子后学、惠施思想中，都有宇宙观内容，论述也十分精辟。如老子提出“道”与“域” ，《墨经》有“久”、“宇”，惠施有“大一”、“小一”，使中国哲学思想，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但只有尸佼赋予“宇宙”以精切而简明的界说。他说： “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说明整个空间就是宇，整个时间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

尸佼的宇宙论对中国理论思维影响颇大。他的建立在唯物论与辩证法基础上的宇宙观，为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石，连同他创用的宇、宙作为范畴，也被沿用了下来。

尸佼对于空间观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荆者，非无东西也，而谓之南，其南者多也，”这里说明荆地在中国具体方位坐标点，具有上下四方这一空间特征。但扩而言之，中国之东西南北四方，亦存在着各自的东西南北四方，说明每一坐标点上的方位，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荆地亦然。还有，荆地是南方，但“其南者多也”，南方之南又是无限的，可见任何一个坐标方位点所指的方位，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它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尸佼这种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揭示宇宙空间的内涵，研究和看待事物，这无疑是精辟的和正确的见解。

尸佼对于时间观也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草木无大小，必待春而后生。人待义而成。”、“人之生亦少矣，而岁之往亦逮矣。”尸佼的这些字句说明，时间是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人、草木等一切有机体，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通过时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来，都是在时间的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待义而成”，说明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属有社会属性，重要的是他将这一内容，视为宇宙观不可分割的—个组成部分，这是应该重视和值得称道的。

“学积有生”的观点，尸佼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创造。他说：“生积成岳，则楩楠豫章生焉，生积成川，则吞舟之鱼生焉；夫学之积也，亦有所生焉。”在这样短短的一段话中，尸佼一连用了三个“生”宇，证明“学积有生”具有普遍意义。“学积有生”这一论断，成为后人的座右铭，辗转被引用，长期受到赞赏和正视。这段话最先被引用的是荀子的《劝学篇》。他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循焉”此后在一些有影响的著作，都作了引述，如《文选》、《说苑》、《太平御览》中，部使用了这句话，虽文字略有改变，其义—也。“学积有生”，亦有被改为“学积有出”，“生”与“出”都是表明学问之道在于创造之理，锐意开拓，推陈出新，是建立在既有的基础之上，而突出一个“生”宇、一个“出”字，成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尸子思想的传播，并成为国人理论思维的自觉活动，其章义是无可估量的。

“从道必吉”的革新观点。尸佼认为事物发展有其自然规律。自然与社会都是沿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人必须顺动，他认为顺之则存，则发展；逆之则亡，则没有前途。故而说：“舜云，从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响”。他的社会变革的思想，就是以此作为思想基础的。他认为从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就是用贤使能。他说：“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贤。”贤是德智兼备之人。只有使用这样的贤者，治之道才能得以畅，变革社会才有希望。因为“用贤，则多功矣。”用贤并充分发挥其才智，才能收到变革社会的实效。他还进一步指出，有才华之人，是社会的“良宝”，必须百倍的珍贵。他认为选马不能以白黑为仪，而要以足力为准，择玉不能大小为仪，而要以美恶为准，“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则管仲、伊尹不为臣矣。”他反对任人唯贵势，主张不拘一格，广收人材，任人唯贤。他还指出：“使进贤者有赏，进不屑者罪，无改进也者为无能之人。若此，则必多进贤矣。”提出以被进者的实绩，评判进贤者的才能，这样必然使贤者云集，不屑者难以滥竽充数，使得变革社会的事业得到有效的发展。尸佼认为社会变革的根本保证是用贤使能，并将“从道”与用贤联系在一起，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问题，这是有识之见，值得重视。

“重民”的观点。尸佼认为民为邦本，他说：“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欲保王位，绝不能忘民。这种“保民为王”的政治理论，比尸佼晚出的孟子也作过重要的阐述。

尸佼为了说明重民的重要意义，他形象地将民喻为水。他说：“民者，水也。”又说：“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众，故日犹水也”。他认为民之犹如水，水的习性是决诸东流而东流，决诸西流而西流。所谓可以教者的蕴义，就是水会按着指引的渠道而向前奔流不息的。这里述有另外一层含义，假如不以如水的习性进行疏导，它必然会员终冲决一切障碍，怒涛滚滚而往的。这也是他的“忘民则亡”的一个形象的说明。他还进一步指出：“君之为君”之理，犹如鱼与水的关系一样，“鱼失水则死，水矢鱼犹为水也。”这里又一次强调了民的重要性。尸佼“保民而王”的观点，虽然是出于统治集体最高利益之所在，但他将民与王权的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水与鱼、水与盂、马与御等，客观毕竟有利于民的一面，这是劳动者一定程度解放的反映，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因此，尸佼的重民观点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应该给予肯定。或有认为秦亡于严刑峻法，自然晋入韩非、商鞅以及为之谋划的尸佼亦有责任。其实井非如此，他们在秦所行的三晋之法，开拓了中国统一进步的局势，秦亡于旧领主意识支配下的严刑滥法而已。汉承秦制是剔除了这一面的一些因素。因为尸佼与商鞅的重民思想，在秦地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他们一个被诛一个潜逃，便说明了这一切。

尸佼之学在古代颇受重视，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刘向说“《尸子》，晋书”，这是有道理的，得到历代学者的承认。说明尸佼其学具有先秦战国时期三晋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他的《尸子》一书，含有他对在秦国社会改革总结的因素，实质上是对魏国思想的总结，集中体现了三晋思想的精神。

兼融诸家之学，是尸佼思想的特点。《汉书》将《尸子》列入杂家，《宋史》改列为儒家，孙星衍又称《尸子》为杂家，历史上这种不同的评论，说明尸子之学有综合各家所长。

孙星衍说：“尸子以为孔子贵公与诸子并论，不亦失言乎。”其实尸子并无失言，他将孔子之学视为二家之言，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班固说杂家就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其实，班固这里所说的是一般意义的杂家，尸佼的思想别是以三晋思想为基础的“杂”，他的杂家性质具有自己的特点。

其中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显示了三晋文化的超前性。神州大地有着共同的文化，但广袤辽阔的古代中国发展是不平衡的，三晋地区在当时较为发达，走在前列，他的思想就是这种社会发展的反映。所以在三晋大地社会变革起步较早，著名思想实李悝、申不害和韩非都在晋地产生。尸佼思想就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和继续。他提出宇宙论的界说，标志着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重大发展，他的宇宙万物发展的观点，是他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

二是他的思想的 “杂”是以三晋文化为基础，汲取和改铸他乡文化结合的结果。他赞赏孔孟的仁义之说，坦作了自己的别解，他提出：“以财为仁，以力为义”之说，这显然不是孔孟仁义的本义。“财”与“力”的内涵，说明他所重视的是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力求发展社会生产，增加财富，这是三晋思想文化的主体内容，但在孔孟思想中却是很缺乏的，在“仁义”内涵中也是没有的。但赞赏墨子“罢不肖”之说，但更重视的是以实功的用贤使能，任人唯贤，“不以贵势为仪”的原则。而这些内容是对墨子“尚贤”的补充和发展。还有三晋地区是古代逻辑思维发展的地区之一。他说：“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正名去伪。”正名则不虚。”他不同意以名正实的正名思想，主张名与实统一的正名原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名，实也”。这些观点与《墨辩》是一致的。在这方面，他仍有自己的特色，他将名与实相统一的观点，视为“治天下之要”，作为他进行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贯彻了三晋文化学用一致的特点，而这一点在墨家思想也是缺乏的。

由此可见尸子的思想之“杂”，是在三晋文化基础上吸取和借鉴其它学派观点而形成，可见他的思想是先秦战国时期三晋文化总结者之一，他所撰写的《尸子》与古代三晋文化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