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不通晓文句的去向老师请教，有疑惑不能理解的却不向老师请教；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贞元十七年（801），辞退徐州官职，闲居洛阳传道授徒的作者，经过两次赴京调选，方于当年十月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此时的作者决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文中虽也正面论及师的作用、从师的重要性和以什么人为师等问题，但重点是批判当时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的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就文章的写作意图和主要精神看，这是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批驳性论文。

文章开头一段，先从正面论述师道：从师的必要性和从师的标准（以谁为师）。劈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这个论断，紧接着概括指出师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作为立论的出发点与依据。从“解惑”（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难）出发，推论人非生而知之者，不能无惑，惑则必从师的道理；从“传道”出发，推论从师即是学道，因此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一段，层层顶接，逻辑严密，概括精炼，一气呵成，在全文中是一个纲领。这一段的“立”，是为了下文的“破”。一开头郑重揭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就隐然含有对“今之学者”不从师的批判意味。势如风雨骤至，先声夺人。接着，就分三层从不同的侧面批判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先以“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作对比，指出圣与愚的分界就在于是否从师而学；再以士大夫对待自己的孩子跟对待自己在从师而学问题上的相反态度作对比，指出这是“小学而大遗”的糊涂作法；最后以巫医、乐师、百工不耻相师与士大夫耻于相师作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智不及他们所不齿的巫医、乐师、百工。作者分别用“愚”、“惑”、“可怪”来揭示士大夫耻于从师的风气的不正常。由于对比的鲜明突出，作者的这种贬抑之辞便显得恰如其分，具有说服力。

在批判的基础上，文章又转而从正面论述“圣人无常师”，以孔子的言论和实践，说明师弟关系是相对的，凡是在道与业方面胜过自己或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为师。这是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也是对士大夫之族耻于师事“位卑”者、“年近”者的现象进一步批判。

文章的最后一段，交待作这篇文章的缘由。李蟠“能行古道”，就是指他能继承久已不传的“师道”，乐于从师而学。因此这个结尾不妨说是借表彰“行古道”来进一步批判抛弃师道的今之众人。“古道”与首段“古之学者必有师”正遥相呼应。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顶接，论述从师学道的基础上，结尾处就势作一总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马之势。“圣人无常师”一段，于举孔子言行为例之后，随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从“无常师”的现象一下子引出这样透辟深刻的见解，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其次是硬转直接，不作任何过渡，形成一种陡直峭绝的文势。开篇直书“古之学者必有师”，突兀而起，已见出奇；中间批判不良风气三小段，各以“嗟乎”、“爱其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发端，段与段间，没有任何承转过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这种转接发端，最为韩愈所长，读来自觉具有一种雄直峭兀之势。

此外，散体中参入对偶与排比句式，使奇偶骈散结合，也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气势。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 又《答严厚舆论师道书》：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异同，吾子无以韩责我。

朱熹《朱子考异》：余观退之《师说》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其言非好为人师者也。学者不归子厚，归退之，故子厚有此说耳。

黄震《黄氏日抄》：前起后收，中排三节，皆以轻重相形。初以圣与愚相形，圣且从师，况愚乎？次以子与身相似，子且择师，况身乎？次以巫医、乐师、百工与士大夫相形，巫、乐、百工且从师，况士大夫乎？公之提诲后学，亦可谓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则自然而成者也。

程端礼《昌黎文式》：此篇有诗人讽喻法，读之自知师道不可废。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当时抗师道，以号召后辈，故为此倡赤帜云。

蔡世远《古文雅正》：师道立则善人多。汉世经学详明者，以师弟子相承故也。宋代理学昌明者，以师弟子相信故也。唐时知道者，独有一韩子，而当时又少肯师者，即如张文昌、李习之、皇甫持正，韩子得意弟子也，然诸人集中亦鲜推尊为师者，况其它乎？以此知唐时气习最重，故韩子痛切言之。唐学不及汉宋者，亦以此也。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先生全集录》：题易迂，就浅处指点，乃无一点迂气。曾、王理学文，似未解此。又云：以眼前事指点化诲，使人易知，颇与《讳辩》一例。

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韩昌黎全集》：大意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师，故一起提出师之为道，以下便说师无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借写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总是欲其能自得师。劝勉李氏子蟠，非是訾议世人。

爱新觉罗·玄烨《古文渊鉴》引洪迈：此文如常山蛇势，救首救尾，段段有力，学者宜熟读。

林云铭《韩文起》：其行文错综变化，反复引证，似无段落可寻。一气读之，只觉意味无穷。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语，言触处皆师，无论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因借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总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师，不必谓公慨然以师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后学也。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师者，师其道也，年之先后，位之尊卑，自不必论。彼不知求师者，曾百工之不若，乌有长进哉！《说命》篇曰：“德无常师。”朱子释之，以为天下之德，无一定之师，惟善是从。则凡有善者，皆可师，亦此意也。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古文约选》：自“人非生而知之者”至“吾未见其明也”，言解惑。自“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至“如是而已”，言授业。而皆以传道贯之，盖舍授业无所谓传道也。

浦起龙《古文眉诠》：柳子谓韩子犯笑侮，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作《师说》，故知“师道不传”及“耻”“笑”等字，是著眼处。世不知古必有师，徒以为年不先我，以为不必贤于我，风俗人心，浇可知已。韩子见道于文，起衰八代，思得吾与，借李氏子发所欲言，不敢以告年长而自贤者，而私以告十七岁人，思深哉。

何焯《义门读书记》引李锺伦：“无贵无贱”，见不当挟贵；“无少无长”，见不当挟长；“圣人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见不当挟贤。后即此三柱而申之。童子之师是年不相若者，引起世俗以年相若相师为耻；巫医、乐师、百工是无名位之人，引起世俗以官位不同相师为耻，而语势错综，不露痕也。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其郡望在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803），因言关中旱灾，触怒权臣，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讨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主张“以文为诗”，作诗力求新奇，且多议论。《全唐诗》存其诗十卷。有诗文合编《昌黎先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