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的原因：

（1）德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被压抑

迈内克认为德国的浩劫，很大一部分应该归因于自歌德时代古典自由主义的被压抑。迈内克在《德国的浩劫》认为维持德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追求着权力和精神的和谐统一是“德国精神界的领袖们的心愿”，德国人若是没有背弃德国古典传统文化，德国就不会有如此大的浩劫。

迈内克认为，德国人之所以背弃古典自由主义精神，首先是由于19世纪两大浪潮—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推动。

在《德国的浩劫》中，迈内克指出山英国工业革命唤起的大工业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引发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虽然德国的工业革命起步较晚，并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发展缓慢，但1848年革命后之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国各邦国，工业技术迅猛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逐渐壮大，成为了德国社会压倒多数的一股力量，随之而来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这种来自人民大众的富有威胁性的危险，像一股强大的浪潮汹涌而来，自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就激荡着传统的文化界”。工人阶级要求越来越高，开始是要求民主，后来为了保障生活又要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唤起了对权力和物质的渴望，“空前迅速增长的人民群众对一切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和文化所施加的巨大无比的压力，是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这种对文化界的压力，给德国人的思想带来了剧烈的冲击。

此外德国人开始追求物质和权力，背弃了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迈内克指出，在“十九世纪高涨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兴起了第二股强有力的浪潮……（即）民族本身的权利政治的高涨”。民族主义运动主要开展于受过教育、并且日益富裕的中等阶级之中，是基于德国人口的快速增长的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先声夺人，迅猛发展，并在一些国家成长为帝国主义。德国人从民主主义中又分化出了反犹主义，而反犹主义又能轻易地衍生出了反自由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的倾向。而这两种倾向，是与古典自由主义格格不入的，压抑了德国人的良心和对精神的追求。

其次，普鲁士军国主义压抑了德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迈内克认为，德国古典主义所追求的个性权利与国家和民族的集体权力的综合，遭受到严重的威胁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被消灭，其面临的威胁还来自于“普鲁士国家及其君主一军事结构和上层资产阶级”。

近代德国历史上，普鲁士是由军事扩张建立起来的，富有侵略性。腓德烈·威廉一世，号称“士兵国王”，以粗暴的军事作风对待国民，并把严酷的军事训练推向极致，把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充作军费，创立了欧洲数一数二的普鲁士陆军，造就了令人瞩目而深入的军国主义；威廉一世的儿子腓德烈大王，更是具有杰出的军事天分，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军队的操练成为欧洲的样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强调“服从，服从，再服从”，拥有铁一般的纪律，高度的责任感，为稗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建立了良好军事基础，并顺应民意帮助普鲁士武力统一了德国。这就给军国主义身上加上了一道光环：军队对德国是有益的，并且军人是值得崇拜的。此外，在德意志第二帝国中，军人在行政部门里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于是军国主义就逐渐渗入到平民的生活里来里来，并且出现了一种僵硬呆板的普鲁士主义，使德国人的精神视野极其狭隘，并且惯于服从权威，这就违反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并且普鲁士军国主义“表面纪律化的掩盖下可能爆发各种各样并不可爱的冲动和狂激”，德国人像一座大机器无数齿轮中的一个，盲目而又顺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服从命令的伟大光环下，违背自己的良心，压抑太久就容易爆发，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第三，德国人的倾向于权力对德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一方面，上层资产阶级倒向了权力。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掌握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他们的精神结构、心理状态、意愿和能力为纳粹的崛起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迈内克认为一部分资产阶级致力于资本主义的发财致富，一部分则转向文化教育。在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德国资产阶级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已经准备去迎接工人，而另一部分确下定决心坚决与革命进行斗争。主张改良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最为激进的是腓德烈·瑙曼和他所领导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瑙曼力图使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融合，并成功地在某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而大部分德国资产阶级因为对外战争的胜利，普鲁士统一德国等一系列的成功，其重点逐渐转移到权力这边来，“自我主义和权力国家的观念愈来愈压抑了世界公民一人道主义的成份”。

德国的上层资产阶级也就是大垄断资产阶级。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以及德国的统一带来的刺激，德国实力迅猛增强，但它在世界的地位并没有与之匹配。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垄断资产阶级和泛德意志派“迫不及待地要求参与瓜分世界的斗争并确保德国未来的生存空间”，根本无暇顾及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最后，对近代功利化的工业技术、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德国人无暇顾及德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合理的领域（悟性和理性的力量）与不合理的领域（感情、幻想、渴望和意志的力量）的平衡是古典主义对权力和精神综合的基础。但是这种平衡却被近代化的职业生活给打乱了。德国人的生活变得机械化，连生活目标都规格化了，但灵魂的内在自发性却式微了，合理的计算取代了灵魂所孕育的自由倾向，而外部的理性化导致了灵魂内部的损伤。

（1）魏玛共和国的弱点

除了德国人背弃自己的古典历史文化传统外，当时的民主政府魏玛共和国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也是德国倒向希特勒、走向毁灭的原因之一。迈内克虽然拥护魏玛民主政府，但他也承认，魏玛政府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是魏玛宪法有着严重的缺点，它在德因的巩固和连续方面提供的作用太小，对浮沉变化的政党依赖又太大了。它赋予了德国总统太大的权力，而在魏玛政府内阁里的那些党派们的不团结，使魏玛宪法受限太大。并且有一部分人，有很多是犹太人，依靠宪法突然获得了权力，他们急于掌握权力而不顾其他人的利益，在具有反犹情绪的人看来，是那些魏玛政府里的官员，尤其是犹太人出卖德国而使自己获利，而其他大部分德国人却只能陷入悲惨的境地而不能自拔，这也就促使德国人行动起来反对魏玛共和国政府。

其次，魏玛政府的经济工作非常之差以至于“每个人的生活都在这时受到了通货膨胀的摧残，它吞没了一切收入和储蓄”。过高的失业率，极差的生活水平，再加上“背后一刀”的神话作用，使德国人相信是自己队伍内部的背叛才导致了德国的失败。尤其是成千上万的被遣散的军官们，在大战之前拥有受人尊敬的地位，到了战后却只能为了每天的面包而苦苦挣扎。这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使他们容易出现骚乱和暴动，事实上他们也成立许多秘密组织来反对政府。当墨索里尼的罗马进军获得成功，为德国军人做了一个表率，使他们加入到反对魏玛政府的队伍中来。在一段时间的经济改革之后，德国依然是混乱和动荡的，魏玛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真正使德国走向平稳。这就使得在啤酒馆发动暴动失败的希特勒依然没有放弃利用德国的混乱来夺权，德国人也怀着对魏玛政府不信任的态度堕落成为希特勒的支持者了。

（3）西方列强的作用

迈内克还考虑了为什么德国失道寡助的原因，为什么西方列强宁愿和布尔什维克俄国联合起来也要打到希特勒的德国。

首先是因为西方国家面对希特勒德国的直接威胁。希特勒最初打破凡尔赛条约，却没有受到惩罚，并且德国的战争潜力巨大，这大大的刺激了他的野心，随后使他妄图统治整个欧洲。如果不和它战斗，那整个欧洲就可能沦入希特勒德国的掌控之下。相反，此时苏俄正在集中精力专注于自己的内部建设，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西方国家的人相信他们可以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侵蚀。因此，西方国家首先要考虑的是来自于德国的直接威胁。

其次，西方列强对德国怀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西方国家在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获得民主权力的过程中，并没有丧失良心和思想自由的权力，但德国却与其他欧洲国家大相径庭。正如1936年罗斯福总统在哈佛三百周年校庆上所说，思想自由的传统已经被许多国家抛弃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对德国人自由的剥夺，对思想的禁锢，使得西方民族对希特勒德国深恶痛绝。

最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富有侵略性，并企图向全世界输出。希特勒德国的权威主义和军国主义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有可能通过国际宣传，在西方国家引起麻烦，甚至还有可能引发革命，造成欧洲国家的动乱。希特勒主义的一些观念，如排犹、权力欲等，在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于是纳粹所鼓动的一些政策就容易激起人们的领袖欲。在革命和没有信仰的时代里，人们肉食者的天性就容易被唤起，威胁到西方国家人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这是欧洲国家所不能容忍并且非常恐惧的，也是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下定决心尽最大努力和希特勒作斗争的主要原因。

德国的重建

战争之后，德国人面临着千疮百孔的废墟，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工作。在探讨完德国浩劫的原因之后，迈内克满怀着信心对德国的重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表达了自己的殷切希望。

在迈内克看来，希特勒主义是有一些积极的内容的：它力图把时代的两大潮流融合，并且为了这一目标把社会的各个阶层转变成了一个牢固的整体。但纳粹采取的方法，令人厌恶，充满了极大罪恶。希特勒上台，完全是一种“独特的、而且是在不小程度上还是各种偶然的原因的遇合”。但这种道路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长久逗留下去的，惨痛的教训却唤醒了德国人民贡新振作的可能性，只要德国人把原则性的问题把握好，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那么德国也就不会重蹈覆辙。

迈内克认为，为了德国的新面貌，德国人首先要根除纳粹毒瘤和开展重建工作。

许多德国人出于民族的荣誉感，对与国家的敌人一块合作感到苦闷和无法容忍，但迈内克认为，只要“外国人试图根除国家社会主义对人民的一切影响，并从而创造基督教西方文明的气氛；我们就必须不仅承认他们摹本上是正确的，而且还必须帮助他们并努力防止公式化的夸大和错误观念”。德国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外国人理解德国的真实状况，在清算的时候要区别对待，不仅包括人，也包括思想。有为数巨大的一批纳粹的同路者只是缺乏判断力，他们心底没有恶意，有些甚至还是理想主义者。还有一些表面上屈服于希特勒，而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亲人的人，对他们就要有人性的谅解，防止伤害到德国人的感情，以免妨碍人们内心的恢复；在根除军国主义的时候，要区分其中健康和不健康的成份，像博因的那种普遍兵役制，以民兵防务的理想，反对着威廉一世以来粗鄙的军国主义，这是普鲁士灵魂中一种高级的原则，并且为西方所采用了的，是可以继续保持的。而那种低级又堕落的军国主义则沦为了希特勒的工具，这是必须清除干净的。

德国人需要同军国主义的过去决裂，但对于德国的历史传统，如果全然否定，那简直就是自杀。而区分什么是德国历史上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价值的，而这只有人性的思维才‘能做到。“要试图区分我们过去的历史之中的好和坏、高和低，并以新的评价来代替对过去的传习观念；那么我们就必须始终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乃是人的工作，并且从而是始终受着因时而异的时代精神制约的。……以一种责任心、以一种纯洁的、人道的和爱国的感情去尝试。”

其次，德国人面临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人道的旗帜下，净化和深化自己的灵魂生活。德国人的权力观念必须清除希特勒主义带来的污秽。德国人应该吸取瑞士、荷兰和瑞典的教训。它们都曾经追求过类似强权政治的东西，今天它们充满活力，防御精神是健全而又生气勃勃的，但要想有效地保住自己，就必须依附某一个大国—而这也是德国将来的命运。这三个国家，都曾经贡献过举世无双的文化和科学成果，因为它们使人类全部的道德能量和精力，得到自由的用武之地，这是德国应该效法的。

此外，德国还要寻求一种超凡尘的精神支柱，要恢复基督教西方文明，不是单纯地回复古老的信仰，还要加入对永恒和绝对的敬畏之心和以及对良心的崇拜，“超越人性中感官的低级基础，并朝着出自永恒而远远摆脱了血统和种族的那种道德律前进”。

迈内克在分析德国浩劫的原因时，大部分都从德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上来探讨，尤其是在德国广泛存在的一些思潮，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希特勒主义等等。迈内克尤其指出，在这些思想中，有很多都是德国独一无二的。在论证德国的新生之路时，迈内克也从德国人的思想和德国独特的民族精神入手，探讨德国如何获得新生。《德国的浩劫》的这些内容，反映了迈内克的观念史思想和历史主义个性的观念。

在《德国的浩劫》中，迈内克认为：“在意大利和德国的这种新极权主义的体制中，成为核心的那种独立个体并不是个人的心灵，而是把个人的心灵牢牢凝聚在一起的那个整体。”不仅如此，迈内克还在书中多次探讨德国的独一无二的特性，在追求“自由而骄傲的个性权利与国家和民族的集体需要调和一致”时，这是“德国所特有的一种现象，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法国和英国都没有这种情形”；再如迈内克还特别讨论了德国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影响了整个的民间生活。这在所有的邻国都找不到它的类似者。”从这些可以看出，迈内克延续了历史主义的传统，继续考虑一种个性的观念，把德国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考虑它的特性与德国的浩劫到底有没有关系，或是有多大的关系。在讨论德国的明天时，迈内克认为德国要恢复歌德时代的古典精神，坚持德国自己的精神，德国才能更好地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这就延续并演进了历史主义的个性观。

总结

迈内克对纳粹德国的反思主要集中在1946年创作的《德国的浩劫》一书中。他独辟蹊径，不拘泥于缕述史实，而是从历史事件的思想上寻找原因。迈内克认为造成德国浩劫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人背叛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在于国家权力与精神自由、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世界公民国度与民族国家未能达到和谐统一。他为德国历史文化辩护，把希特勒的上台和纳粹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偶然性。他己经意识到国家权力若是没有限度，就会压抑人的自由和良心，使人屈从于权力。但他仍然向往国家权力与精神自由的和谐，希望德国的古典文化能重整旗鼓，这样就能使德国获得新生，并能融入世界做出她独一无二的贡献。

迈内克是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否认有一种必然的规律驱使历史朝一特定方向前进；并强调文化与精神在历史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因此，迈内克对于浩劫的分析，大多集中在作为背景的诸多思潮的交融与冲突上，也即是，怎样的消极精神导致了浩劫，而怎样的思想又是未来建设的趋势。

在迈内克看来，近代欧洲文明发展的主流，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潮流的融合。他把理想的精神，抽象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体”，即追求权力与追求文化的平衡。追求权力是指知识分子偏重功利与实际的目的；追求文化是指他们偏重内在的修养与道德。在两大潮流中，民族主义是以独立民族国家的身份，对外积极活动，谋取政治利益；社会主义是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发展。而德国的堕落与失控，原因恰恰在于极端民族主义压倒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追求权力胜于追求文化，其源头是在普鲁士时代就已经埋下的。这是德国浩劫最主要的内因。另一方面，迈内克又为德国的传统开脱—因为一伙最无耻狂妄的罪犯（纳粹党）欺骗挟持德国走上了堕落的道路，而非军队。因此，德国人可以心安理得地继承普鲁士—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遗产，只需剔除军国主义与政治马基雅维利主义中恶劣的成分就行了。如果再复兴基督教精神和歌德时代的文艺精神，并且学会包容接纳西欧的民主思想，就可完成德国浩劫后的重生。这是迈内克大体的观点。

迈内克深受新康德学派，特别是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和韦伯等人的影响，这些新康德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比较注重观念史的研究。而迈内克致力于观念史的研究，尤其以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19世纪以来的两条主线，这点在《德国的浩劫》有着很明显的体现。这种重视观念史研究的倾向，对德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很多历史学家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20世纪在西方史学界蔚为大国的法国年鉴学派，就深受观念史研究的影响，对人的心理、精神等有了更大的关注。

在《德国的浩劫》中，迈内克不仅仅关心了德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对社会下层的思想进行了概述。他所提到的19世纪两大浪潮之一的社会主义，就是在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新诞生的阶级—工人阶级中产生的，并且他对德国普通民众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及其心理状态也有一定描写。

不足之处

（1）迈内克忽视了经济因素、民意和西方列强的绥靖。

首先，迈内克忽视了德国的经济因素对纳粹崛起的巨大影响。在书中，他只是略微提及魏玛时代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高等客观经济形势对纳粹有一定的推动。但事实上可以看到，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纳粹运动所经历的两次高潮，无一不是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才得到实现的。

（2）迈内克夸大了偶然因素的作用。

迈内克不承认德国历史文化传统对纳粹上台的异常推动，他相信纳粹上台只是偶然性的现象，是某个特殊的人在独特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像瑙曼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尝试失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等等这些偶然性事件没有发生的话，那么希特勒是不能够攫取德国的权力的。

迈内克认为偶然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德国的浩劫：魏玛共和国的一些领导人的软弱或是身体不好，尤其是兴登堡“任命希特勒的决定，就成为引导德国走向深渊的那条道路的最前线”，再加上希特勒这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无与伦比的煽动性和歇斯底里的疯狂带动了德国人，最终使德国走向了毁灭。但事实上由笔者所总结的那些迈内克所没有考虑到或是很少涉及的那些方面，如德国当时面临的客观环境、德国人的思想、心理以及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可以看到，没有那么多偶然性的事件，德国也会通过战争来发泄自己的屈辱和民族主义。历史的必然性就通过了偶然性来表现出来。偶然性是造成德国浩劫的原因之一，但它绝不是决定性因素。

《德国的浩劫》出版后三年间，它重印了四次，传播范围广泛。书中，迈内克关于建立歌德社团的建议在德国被广泛引用。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彭定安：《德国的浩劫》所提供的一种研究巨大事变和历史的思路，所给出的一系列命题及其方法论，是很有启发和教育意义的。

《德国的浩劫》于1946年在德国威斯巴登初版，最早的英译本是由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Sidney B. Fay, 1876-1968）翻译的，1950年在哈佛大学出版。何兆武自述中译本是根据赫兹费尔德（Hans Herzfald）所编的《迈内克全集》（Stuttgart, Koehler Verlag, 1969）第八卷、第三编，323到445页的《德国的浩劫：思考与回忆》（Die Deutsche KatastrophcBetrachtungen and Erinnerungen）一书的原文译出。

迈内克于1863年10月30日生于萨茨威德尔，1954年2月6日死于柏林。幼年时，迈内克曾目睹普法战争之后德军入布兰登堡门的凯旋式；以后，他亲身经历了俾斯麦的统一、第二帝国的强盛及其经济的和工人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德国的残破和分裂。他是少数见证了整整一个世纪德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