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普行于世，郭沫若当年提出中国历史经历过奴隶社会的“有奴论”成为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政治信条”。正如李学功指出：“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对‘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坚信不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相信这一点，即中国不能没有奴隶社会，已成为几代中国学人坚定不移的信念，一种难以解开的情结……”。换言之，在有奴无奴的问题上，郭沫若成了史学界最大的“奴隶主”。加之，以郭沫若为首的“三论五说”的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长期主导着主流史学思潮，他们又与上层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这些“有奴论”的大老们“畅所欲言”所造成的“唯我独尊”话语特权，使得“有奴论”未再进行任何学术讨论和争鸣便已成为定论，定为一尊，继而成为禁区或雷区，史学者大多噤若寒蝉，几近无人敢持异议，唯有史学家黄现璠、雷海宗和学者李鸿哲等人唱起了反调。黄现璠于1957年6月出版的中华民族史上第一本简略通史<广西僮族简史>中说：“唐以前和唐末宋初，僮族的社会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抑是氏族部落社会，值得提出研究。依汉族社会发展史，由氏族部落社会，经奴隶社会，进到封建社会。但社会性质的决定，应该根据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等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不能公式化机械的硬套。唐以前和唐末宋初，认为僮族社会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文献上都没有记载，惟有氏族部落社会尚可由各方面材料加以推断。”可说黄现璠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初挺身而出反对“有奴论”的第一位学者。这种反对之声事实上早在此前的“大鸣大放”期间已初露端倪。1957年春的“大鸣大放”期间，黄现璠以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央民委委员身份在广西各县视察工作和作报告时便谈到了诸如此类的主张，公开反对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及史学界流行的公式化生搬硬套作风，反对“大民族主义中心观”，明确提出了僮族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阶段的“社会发展跳跃论”。同年7月，史学家雷海宗发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文中主张：“马克思称铁器时代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阶段。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判断，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没有理由予以怀疑，新资料的积累只足以更加强马克思的判断，唯一的问题是名称的问题。我们今天知道这是普遍全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独有。仍用马克思的原名而予以新的解释，也无不可。但如可能，最好是另定新名。无论如何，早期奴隶社会一类的名称是难子考虑的。一个名词必须有确定的含意，此时若称奴隶社会（尽管是“早期”），奴隶社会一词定又必须重订，更不必说所谓奴隶社会问题本身尚有问题了。”虽然雷海宗于文中并没有直接谈及中国历史有无奴隶社会问题，没有明确否定中国奴隶社会存在论，但对“奴隶社会”一词以及用“奴隶社会”名词来代替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了置疑。同年10月，李鸿哲接着发表了《“奴隶社会”是否社会发展必经阶段？》一文，公开置疑主流史学定为一尊的“有奴论”，最后得出结论：“奴隶社会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不符合历史事实，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多年来为人所信从，实在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偏向。但这一种教条却不是从马克思的精典著作中得来的，它是由郭沫若先生、斯特鲁威院士等提倡起来的。由于这一种教条的存在，苏联和我国史学家们曾花费很多力气在古代各国历史上找寻奴隶。假若奴隶社会说本身根本不能成立，那么这些工作和争论皆非徒劳无功!”这些文章发表后，史学界尚未来得及回应，黄现璠、雷海宗、李鸿哲三人即相继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黄现璠因“地方民族主义者”和“史观反动”等多项“罪名”，被错划为壮族“头号大右派”。从此之后，“费孝通、黄现璠、吴泽霖、林里夫等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论再也没有市场了”。雷海宗因“宣扬马克思主义停滞论”、“史观反动”等多项罪名，被错划为史学界“名右派”，含冤于1962年病死；李鸿哲同样以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等罪名被错划为“右派”。勇于冲锋陷阵踏“雷区”的黄现璠、雷海宗、李鸿哲，不是被“炸得”伤痕累累，就是被炸得面目全非，重伤者最终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