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所写的故事不是一般的王族内争，而是显著对立的两类统治者的斗争，是弱小对强暴、受侮辱损害者对加侮辱损害者、遭遇流放迫害因而接近人民的贵族对高踞王位骄横残暴的贵族的斗争。基调是颂扬以坚战为代表的正义力量，谴责以难敌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坚战公正、谦恭、仁慈，而难敌贪婪、傲慢、残忍。难敌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连俱卢族内一些长辈也同情和袒护般度族。史诗表现了人民在乱世希望由比较贤明的君主，而不是由暴虐的君主统一天下的愿望。

贯穿史诗的是法的哲学思想体系。“法”是作为国家社会的结构秩序，同时也是每个人所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法和非法规定了是非善恶的标准。这种思想利用史诗故事形象地表达出来，把最后幸存的般度族长子坚战解释为是法的化身和胜利。

这部作品很早就以各种形式传到了东南亚，对当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它已被译成印度现代一些主要语言和英、法、德、俄语乃至爪哇语。汉语全译本共六卷，由金克木、赵国华、黄宝生等翻译，乃迄今为止，除梵、英以外世界上第三个全译本。

《摩诃婆罗多》成书后，以口传和抄本的形式传承。抄本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桦树皮和贝叶。十九世纪开始出现《摩诃婆罗多》的印刷文本。二十世纪初，西方学者认识到《摩诃婆罗多》对于研究印度文化的重大学术价值，曾经计划编订《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工作。从1919年开始，印度本国一批梵文学者重新启动这项工作，历时近半个世纪，于1966年出齐《摩诃婆罗多》全书精校本。

《摩诃婆罗多》汉语全译本依据的就是这个精校本。这项翻译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初由赵国华发起。《摩诃婆罗多》全书共分十八篇。金克木先生译出全书开头四章作为示范，赵国华和席必庄于1986年译完第一篇（《初篇》）。但当时遇到出版困难，因为一般的出版社不敢轻易接纳这项旷日持久的出版计划。直到1989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学术事业为重，接纳了这项出版计划。正当《摩诃婆罗多》翻译工作重新启动之时，赵国华于1991年突发心肌梗塞，英年早逝。此后，这项翻译工作由黄宝生主持，并于1996年被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前后参加翻译工作的共有八位梵文学者，历时十多年，终于在2003年完成全书的翻译。

该书的翻译注重学术规范。全诗的篇、章和颂都标明序号。译文中添加了必要的注释。全诗十八篇，每篇前面都撰写导言，介绍每篇的主要内容，进行简要的评析，也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资料或对值得研究的问题做些提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将《摩诃婆罗多》列为重点图书，精心编辑和印制，于2005年正式出版。

史诗的作者，印度传统的说法是毗耶娑（广博仙人）。是渔家女贞信婚前的私生子。贞信后来嫁给福身王，生下儿子奇武，奇武婚后不久死去，留下两个遗孀。福身王面临断绝后嗣的危险。于是，贞信找来在森林中修炼苦行的毗耶娑，让他代替奇武传种接代，生下了儿子持国、般度和维杜罗。此后，毗耶娑仍然隐居森林。目睹和参与了持国百子和般度五子两族斗争的全过程。在般度族五兄弟升天后，创作了这部史诗。但对毗耶娑的传说已无可考证。

《摩诃婆罗多》书名的意思是“ 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它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4世纪之间。史诗是纪元前后几百年间许多人积累和加工的产物。它有许多不同的手写本流传下来。印度浦那版的精校本根据所有写本整理校勘，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此外还有南印度传本的校刊本。

《摩诃婆罗多》是经过很长时间逐渐积累成书的，早期以口头吟诵的方式创作流传，最早的证据显示在公元533年的抄本中已经收集了10万对对句，有20卷。最早的抄本可能追溯到公元200年，所以可能在3到4世纪已经编成18卷本了，存在的是18卷本。

第一卷还讲了镇群王举行蛇祭，解释了其中的动机，为什么想要消灭所有的蛇和为什么还有蛇存在。这个故事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可能是来自吠陀。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天上八位神仙兄弟，带着他们美丽的妻子们下到人间游玩。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一只漂亮的母牛带着小牛犊在吃草。母牛有着锦缎般的皮毛和惹人怜爱的姿态。一位妇人被母牛吸引了，她要求神仙们把母牛带走，她的丈夫知道这是极裕仙人的母牛，劝她放弃这个想法，但她执意不从。最后，在众兄弟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偷走了母牛和牛犊。

极裕仙人是位很有法力的大仙。他回来后发现母牛不见了，运用法力很快就知道了谁是偷牛的人。他发出诅咒：八位神仙兄弟都将降到人间做凡人。极裕大仙和诅咒是很灵验的，肯定能变成现实。八位神仙兄弟非常后悔，他们一起向大仙请求宽恕。大仙在他们的恳求下，把诅咒减轻了：七位兄弟都必须到人间走一遭，但偷牛的主谋将留在人世间。

八位神仙兄弟又去求恒河女神做他们的母亲，商量好恒河女神生下前七个孩子都扔入恒河，让他们洗去罪过，重新复活为神。恒河女神被他们的诚心感动了，她答应他们的请求，便化作一位美貌的女子到人间。她娇美的容颜和婀娜的身姿，使她得到人间国王福身王的爱情。

在结婚前，他们订了一个协议；福身王不许问她的来历，不得干涉她的行为，迷恋中的福身王答应了。他们成亲了，生活幸福美满，每年都生下一个俊美的孩子，但母亲每次都将孩子扔入恒河，然后笑容满面地回到丈夫身边。国王极为震惊，但因婚前有约，只好默默忍受，这样延续了七年，第8年生第八个孩子——天誓的时候，福身王忍无可忍，终于要制止妻子了。丈夫违约，大仙的诅咒也实现了。恒河女神向丈夫讲明原委，带走了小儿子。儿子被送到大仙那里，学习各种知识，练就了各种本领，长大后回到福身王身边，成为英武、博学、善良的人物。国王立他为太子。

福身王失去爱妻后，十几年都闷闷不乐，也没再娶。有一次，他在河边看到一位大眼细腰，似花似玉，浑身发着异香的渔家女子。他要求这位女子嫁给他。但女子父亲提出的条件是要让他女儿生下的儿子继承王位。福身王已将恒河女神的儿子立为太子，无法答应。他又开始郁郁不乐了。太子知道原因后，他向渔父发誓他要放弃太子的地位，并发誓一辈子不结婚，这样来保证渔家女的后代稳坐王位。天誓从此改名毗湿摩，意为“立下可怕誓言的人”。渔家女终于和福身王结婚了，他们生下花钏和奇武两个儿子。花钏很早就死去了。奇武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持国，一个叫般度。持国是个瞎子，但他有以难敌为首的100个儿子。般度有以坚战为首的5个儿子，但个个武功出众。

持国百子和般度五子从小就产生了竞争和矛盾，长大后又开始争夺王位。难敌为了独占江山，经常想谋杀坚战兄弟。有一次他建造了一个涂满树胶的房子，让坚战五兄弟去住，当他们一住进去的时候，又派人去放火，树胶房子最容易着火，一下子就烧得精光。幸好有人报信，坚战兄弟从事先挖好的地道跑走了。

坚战兄弟们逃过了森林。在一次邻国公主招亲大会上，坚战兄弟中的一个人，一箭射中远处旋转的鱼的眼睛，他可以娶美丽的黑公主为妻了。由于母亲对于阿周那的话的误解，再加上五兄弟确实都喜爱黑公主，黑公主就这样成为了般度五子共同的妻子。

黑公主的国家势力强大。有了这样的支持，坚战五兄弟又回国了。国王分给他们一半国土，但都是荒凉的土地。难敌又想起一个坏主意，他让般度王兄弟和他玩掷骰子的赌博。条件是输了的一方必须流放12年，第12年还不能被认出来，否则又得增加12年的流放。般度王兄弟被迫无奈答应，结果输了，他们只好到森林中去过流放的生活。第13年时，他们乔装打扮，到一个国家的王宫里干活。等一年过去了，他们派使者回国要求归还他们的一半国土。

难敌拒绝了坚战五兄弟的要求。双方终于爆发战争了。难敌和坚战都联络了许多国家做他们的支持者，当时印度半岛上的国家几乎都参加了这场大战——俱卢之战。

这场大战进行了18天，死伤无数人，难敌的99个兄弟都被杀死了，只有难敌一人逃跑了。他躲进一个湖里，用一根芦管呼吸。但被坚战五兄弟发现了。他们用语言羞辱他，逼得难敌从湖里冒起来，和他们决斗。难敌寡不敌众，也被杀死了。

难敌的战士们决心为难敌报仇，他们夜袭坚战五兄弟的军营，把酣睡的战士都杀死了。幸好五兄弟当时不在，得以逃生。坚战回国做了国王，想到兄弟家族间的残杀给人民带来了那么严重的灾难，他们心里感到很愧疚。不久，他们把王位交给了孙子，带着妻子黑公主到喜马拉雅山去修道了。最后他们都升入天堂。

以上是史诗的中心故事，约只占全诗篇幅一半。围绕中心故事，穿插进大量神话传统和寓言故事。如插话《那罗传》写古代国王那罗受恶神捉弄，输掉国土，又在流亡中与妻子离散，最后历尽艰险，夫妻团圆，收回国土；《莎维德丽传》写古代妇女莎维德丽凭自己的忠贞和智慧，赢得阎摩王的恩惠，使丈夫死而复生。除这类文学性插话，史诗还包含大量宗教、哲学、政治和伦理等理论性插入成分，最有名的是宗教哲学长诗《薄伽梵歌》，长期被印度教奉为圣典。正是由于这种包罗万象的特点，《摩诃婆罗多》可以说是一部以英雄史诗为核心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一直认为，《摩诃婆罗多》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新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1993年版这样表述：“《摩诃婆罗多》是这个世界上最长的诗歌。其精校本有大约10万颂，是《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相加的近七倍。”有西方学者统计说，仅仅演唱这个宏大叙事的核心部分（两个主要人物的对话部分），按照每分钟唱一个“颂”（一组对句为一个颂）计算，就要连续不间断地演唱25个昼夜。

它的叙事结构，像一组巨大的建筑群，殿堂相接，院落相叠，回廊环绕，路径互通。那些难以计数的“插话”，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而且还往往有各自的讲述者、对话者乃至各自的听众；单说里面出现的故事讲述者就有300到400个之多。这样一来，不仅故事中套着故事，而且对话中套着对话，起承转合之间使得故事线索盘根错节，情节发展引人入胜。当然，所谓篇幅“最长”的论断，看来已经不准确了。在我国藏族民众中长期流传的史诗《格萨尔》，规模上要超过《摩诃婆罗多》许多，以正在陆续出版中的藏族著名歌手桑珠的演唱本为例：平均400页一卷的藏文唱本，全部出齐要45卷之巨，而这还只是他全部演唱曲库存量的大约三分之二。这些民间的歌手记忆和演唱这种超级故事的能力，既令人敬畏，也让人惊叹。

这部史诗以婆罗多族大战为故事主线，插入了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教义、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论述。这些插叙数量之多，约占全诗篇幅的一半。如著名的印度教宗教哲学经典《薄伽梵歌》就是其中的插叙之一。这部史诗采用对话叙事方式，而且话中套话，故事中套故事。这种开放型的框架式叙事结构也为各种插叙提供了方便。这样，《摩诃婆罗多》最终成了一部以英雄传说为核心的“百科全书式”的史诗。

史诗用梵文写成，采用对话体，共有10万颂（每颂为1节双行诗体），现代精校本则为8万多颂。全诗分作18篇：《初篇》、《大会篇》、《森林篇》、《毗罗篇》、《备战篇》、《毗湿摩篇》、《德罗纳篇》、《迦尔纳篇》、《沙利耶篇》、《夜袭篇》、《妇女篇》、《和平篇》、《教诫篇》、《马祭篇》、《林居篇》、《杵战篇》、《远行篇》、《升天篇》。最后附有一部《诃利世系》，有时作为第19篇，其实是另一部独立著作。全诗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婆罗多族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权的斗争。

史诗《摩诃婆罗多》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总长达十万颂（诗节），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总和的8倍，熔哲学、宗教、律法、政治、伦理思想于一炉，印度梵文学者苏克坦卡尔将其定义为“印度的集体无意识，我们的过去，一直延伸到现在的过去”。

“法、利、欲和解脱，婆罗多族雄牛。这里有，别处有,这里无，别处无。”史诗曾无比骄傲地宣称：“它想把人类所有智慧都归纳其中。”中文版《摩诃婆罗多》项目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宝生认为，《摩诃婆罗多》的生命一直延续，影响了整个民族的习惯、思维方式、伦理道德。而西方学者也早有共识，若不能理解这部史诗，“就无法理解印度文化”。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四世纪的印度，小国林立、纷争并起，君臣各自为战，寻求兼并之道。“列国战争时期，往往是产生智慧的时代。”黄宝生把印度这一时期比作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的斗争产生英雄人物。通过史诗或歌，人类总结历史经验，积累智慧。”

尽管《摩诃婆罗多》的作者标注为“毗耶娑”，它却不是一部由一人写就的作品。事实上，我们甚至无法断言这位“作者”是否真实存在。他是史诗中的一个人物，作为长者目睹和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专家设想，开始的时候，《摩诃婆罗多》只是一部描写婆罗多族大战的史诗。俱卢族与般度族为争夺国土而进行的血腥战斗，是它的主线。在漫长的800年中，历代游吟诗人的传播与增益，为其加入诸多睿智的观察，使其逐渐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战争的背景加深了诗人的痛苦和忧虑，也使这部作品焕发出别样的光芒。“殚智竭虑，对于人乃至人以外的一切生物的生存意义进行不倦的思考，是印度固有的传统。这种努力，令人佩服。”《摩诃婆罗多》译者之一葛维钧说。

如同古希腊史诗中，战斗的每一方都有神的帮助，发生在婆罗多族内部的这场争夺，同样神人交杂。战争双方的英雄都是神与罗刹的化身，以人类的方式行动。因而，这场大战在印度人的眼中，更像一场神魔大战，是神托身代表正义的般度族一方，歼灭多为恶罗刹转世的俱卢族一方。只是在现代人看来，它更像是一场意识形态的争斗，发生在神的世界里的一切，不过是人间战斗的延伸罢了。

每个民族都曾幻想自己有过一段黄金岁月，衣食无忧、平等快乐。之后，随着正法式微、争斗纷纭，黄金时代一去不返。《摩诃婆罗多》将主要情节的发生时间，定位在二分时代与争斗时代之间。“史诗将时代划分为圆满时代、三分时代、二分时代、争斗时代。所谓三分时代，是指正义所占比例只剩四分之三。到了二分时代，正义就只剩下一半了。”黄宝生说，时代正要走向无穷的争斗，“所以他们在斗，正义与不正义在斗。”

事实上，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只是一个遥远的彼岸，不可企及，现实的人类会明白，永远处于正法与争斗之中，只不过“有时候正法占主导，有时候争斗占主导”。“马车变成汽车，依然是车辆，弓箭变成导弹，依然是武器。仔细想想，现代社会依然如此，基本的人性、社会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当时产生的问题、矛盾、悲剧，然没有解决。”黄宝生感叹说，《摩诃婆罗多》让他感受到诸多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的问题《摩诃婆罗多》将它们演绎出来，并告诉人们如何运用智慧应付困境。”

《摩诃婆罗多》告诫人们，要依从正法，恪守道德。黄宝生将印度大神毗湿奴的化身黑天视作体现其核心思想的人物之一，“从操作层面来说，黑天代表了实际生活中应有一种正法。所谓法，就是社会生活中的正义的规则。这是大家需要共同遵守的道德。”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刘安武的观点，正法可以阐释为“天职”。“一个人在社会中，作为儿子的天职是孝敬父母，作为士兵的天职就是作战。每个人都有多种身份，拥有多种天职。天职、正法是约束每个成员的。”

当般度族五兄弟之一、精通箭术、威武智慧的阿周那将要与俱卢族将领作战的时候，他动摇了。这是一场族内的战争，他在阵营的另一方看到自己的堂兄弟。“看到自己人，黑天啊！聚在这里渴望战斗，我四肢发沉，嘴巴发干，我浑身颤抖，汗毛直竖……打仗杀死自己人，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不渴望胜利，黑天啊！我不渴望王国和幸福。……”这时候，在阿周那忧伤的目光中，黑天为开导他，在《薄伽梵歌》里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薄伽梵歌》后来成为印度教的经典，也是印度哲学的重要篇章。黄宝生认为，它推崇的核心思想，在于人生要从事行动，但不要执著于行动的成果。

几乎所有古典时代的英雄都带有悲剧的特征，多重天职所构成的困境让他们陷入无法自拔的矛盾与痛苦中。俱卢族大军统帅迦尔纳，是般度族五兄弟的母亲贡蒂的私生子，却从小被抛弃，车夫之子的身份使他地位低下、贫穷，直至有一天在校场被俱卢族长子难敌封为盎伽王。当他有一天终于得知自己身世，他已经站在与兄弟敌对的阵营里——“持国之子（俱卢族）让我随意享受一切，始终尊敬我，我怎么能不报答？……现在正是仰仗持国之子生活的人们报效的时刻，我应该不惜生命尽忠报恩。”迦尔纳遵守了为持国战斗的诺言，也遵守了只与阿周那交战的诺言，他死在阿周那的箭下，为了“维护善人们应有的仁慈行为”。

在一个没有纸上协议的时代，诺言往往有很大的约束力。“印度古代的道德信念是很强烈的，绝对不违背誓言。这就是正法，是必须追求的最高理想。”郭良鋆举例说，史诗中有位英雄名为毗湿摩，为满足父亲的愿望，发誓永不做国王并永不娶妻生子：“毗湿摩的意思就是‘伟大的誓言’”。

“立誓后一定要兑现，是一种原始风气、一种英雄气概。”黄宝生说。古代印度人相信，违背誓言将使功德受损。战争胜利36年后，般度五子跟随黑天升天，阿周那倒在雪山上，坚战解释：“阿周那说过：‘我会在一天之内毁灭所有敌人。’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位骄傲的勇士现在倒在地上……想要获得繁荣的人应说到做到。”

“但怎样实现自己的诺言，却很复杂。因为社会本身很复杂，有些表现上是正法的，实际上并不合理。”黄宝生介绍说，史诗的《和平篇》中除了一篇《王法篇》外，还有一篇《危急法篇》。“譬如说正义的一方处于弱势，片面讲求正法，正义就战胜不了邪恶。《危急法篇》所说的，就是正义处于危急的情况下，不能教条地按照规则行事。这时候，就要运用智慧。”

正义与非正义只是在理论上截然分明，在现实中，它们远没有一道明晰的界限。比如在般度族无法战胜俱卢族统帅德罗纳时，代表正法的般度族长子坚战采取黑天的意见，向德罗那谎称他的儿子马嘶已死，万念俱灰的德罗那放弃了战斗。

“《摩诃婆罗多》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洞察人类生活各种复杂情况，看到了社会的残酷性、复杂性，不是条条框框所能解决的。”黄宝生认为：“社会需要法则，也需要应付不同状况的智慧。”

古代印度人确实相信，道德能产生一些非凡的力量。在《摩诃婆罗多》中，一些经过苦行修炼的婆罗门仙人，甚至有超越神的能量。“婆罗门仙人会由于某些人做了不合适的事，发出诅咒。这是早期的巫术思想，人们认为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愿望达到某种目的。”黄宝生把它看作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

《摩诃婆罗多》中最大的诅咒发生在战后，持国王和王后甘陀利失去了所有的儿子，悲伤之余，甘陀利诅咒黑天说，36年后，黑天的家族也将遭受同样悲惨的命运。36年后，诅咒应验，黑天家族内部一场混战，最后也毁灭了。“她的诅咒是有道理的，黑天要为这场灾难负责，报应就是你自己的家族也会得到这样的报应。”

“从书的描写来看，诅咒并不是贸然作出的，往往是事情做得不对，就会遭到惩罚。某种意义上说，诅咒有一种警戒的作用，能起到惩恶扬善的效果。”黄宝生认为诅咒在书中也逐渐过渡为一种象征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描写说明其中的因果报应。这是印度古代朴素的因果报应思想，不仅是前世原因后世报，还是现世原因现世报。”而这种业报观念，如葛维钧总结的：“千百年来，始终制约着印度社会的道德伦理生活。”

婆罗多族大战进行了整整18天，两族将士在战争中伤亡殆尽，妇女如游魂般失魂落魄地在战场上寻找和拼接丈夫的尸体，绝望弥漫天际。战争最后的残酷气息中渗透着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妇女们为俱卢族毁灭悲痛，高亢的哭喊声震撼众生。这哭喊声听来像是时代末日众生遭到焚烧，众生也觉得也许到了世界毁灭的时刻。”

传述《摩诃婆罗多》的诗人们感觉到，在那个时代，战争不可避免。“在正法或义务面前，一个人应当舍身忘死地去打仗，而不计后果如何。”即便如此，刘安武仍认为，《摩诃婆罗多》还带有浓郁的反战思想：“战争总是对社会造成很大破坏。在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人们总是要用慈悲的思想反抗战争的思想。”

刘安武的观点，在《摩诃婆罗多》中，还有约束战争的思想，这正是中国经典缺乏的（注意此处仅限文学作品，不代表中国古代缺乏约束战争的思想，类似的约束在春秋战国广泛存在）。《三国演义》讲兵不厌诈，故而我们看到史诗中的战斗会感到好笑：“战争双方达成协议，晚上不打仗，而且严格规定骑兵对骑兵、步兵对步兵、马兵对马兵的规则，马兵不能打步兵，骑兵也不能冲步兵。”

权利争夺存在一天，战争的危机就无法消除。反战，从来都是弱者、受害者的愿望。“不能制止战争的时候，就要约束它的破坏力。这是《摩诃婆罗多》中的宝贵思想。”刘安武说，这种思想在当今仍是很可取的，一些国际公约，就是为了防止盲目的仇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