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

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文史哲》是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创刊伊始，《文史哲》即坚定不移地恪守“学者办刊”的宗旨，不遗余力地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1951年夏，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元帅在上海的一次大会上曾说：“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从创办至今，《文史哲》的海内外发行量，一直稳居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之首，因而成为中国大学学报的品牌。《文史哲》侧重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古典性和高端性是其所着力打造的特色；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其一贯的办刊风格，尊奉“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则是其始终不渝的办刊宗旨。《文史哲》的最终目标，是传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学统，进一步深入世界汉学学术圈，跻身世界汉学名刊之林。

《文史哲》的第一任主编杨向奎先生曾说：《文史哲》的目标是：“（1）办好刊物，繁荣学术；（2）培养学术人才；（3）发现学术人才。”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作为办好《文史哲》的十分突出的目标。他又说：“刊物的编者如同伯乐，在万马奔腾中能够识别良否不是容易的，绝不能以名取稿，而要在平凡中发现珍奇。”“社会科学的刊物好像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没有刊物的学校与研究机关，研究成果无处发表，得不到学术界的评价与支持，这种成果也就永远得不到检验的机会，结果会枯萎了。可以说刊物是培育学术的泥土，没有刊物，就不会有学术的繁荣。” 在《文史哲》创刊35周年之际，杨先生又发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一文 ，专门谈《文史哲》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方面的问题。他说：“我给《文史哲》编辑部韩凌轩同志的一封信中说，编辑是最有意义的工作，他可以培养人才，发现人才，对于中国的四化建设，作出直接的贡献。编辑是伯乐，千里马有待于他们的培养和发现。可以回想一下，在文科各方面有名的学者专家，当他们的青年时代，还在读书的时代，《文史哲》曾经是他们中间某些同志发表文章的场所。”

不论是当年盛开在《文史哲》上的“五朵金花”、名噪一时的“《红楼梦》大讨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史”讨论，抑或是21世纪初的“疑古与释古”的讨论，无不贯穿和体现着《文史哲》挖掘潜在热点、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旨趣。而今，《文史哲》更是以日趋成熟的体制化的思路，通过策划主办系列“人文高端论坛”的方式，发掘热点学术选题，抢占潜在学术制高点，密切编者、作者情感。该系列 “人文高端论坛”，以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为特点，以人文学术的焦点、前沿问题为内容，通过系列探讨，旨在引领学术风尚，推动学术发展。自2008年至2010年，先后举办了“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 “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 “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等三个高端论坛，在人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知名学者争相参与。2011年度“人文高端论坛”的选题也已经确定，前期筹备工作业已展开。该系列 “人文高端论坛”，已然成为《文史哲》的品牌性和特色性举措。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史哲》向以“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而知名。置身全球化时代，《文史哲》更以“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为宗旨，以学术为本位，以创新为生命，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新的争鸣。《文史哲》相继开展过中国古代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传统文化研究、《红楼梦》研究、古文论研究、文艺理论和现代文学研究、儒学是否宗教、疑古与释古等等的学术讨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关于《红楼梦》研究和古史分期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更是名重一时。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其中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盛开在《文史哲》的。除传统的文学研究、史学研究、哲学研究等栏目外，重点开设有“人文前沿”、“疑古与释古”、“文史新考”、“审美文化研究”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品牌栏目。

“延揽大学者”也是《文史哲》从创刊就形成的优良传统。《文史哲》甫一创刊，就展露出大刊气象，一大批著名学者，像王亚南、吕振羽、顾颉刚、周谷城、杨宽、罗尔纲、黄药眠、陈登原、陈直、杨超、陈子展、齐思和、严北溟、周汝昌、程千帆、日知、阴法鲁、任继愈、季羡林、何兹全、傅振伦、谭丕模、孙作云等先生都慷慨赐稿，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首选在《文史哲》发表。60年来，这一传统一直为《文史哲》所执守，成为《文史哲》质量的保证。1998年，季羡林先生曾不无感概地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顿有一登龙门之感。”

《文史哲》创刊后，发表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文章，并在一系列重要历史问题上展开争鸣，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郭沫若赴日考察时，应日本方面的要求，曾专门携带50本《文史哲》进行交流。1955年12月，高教部来函要求山东大学赠送《文史哲》给苏联科学院图书馆，以代表国家进行书刊交换。1956年2月，高教部同意山东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交换《文史哲》。同年，高教部又来函要求山东大学以图书馆的名义向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古川道雄等学者赠送《文史哲》，并来函同意山东大学以《文史哲》与越南的《文史地》及日本《中国年鉴》等进行学术交流。在当时文化领域相对隔绝的时代，《文史哲》充当了国际汉学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为中国文化步出国门、让世界了解新生的共和国在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文史哲》对繁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术起到了巨大作用。《文史哲》创刊之时，正值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举之际，一大批民国时期的杂志随着政权的更迭而纷纷停刊，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学术杂志只有1949年创刊的《新建设》、《学习》以及1951年1月创刊的《新史学通讯》等少数几家。而新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流布与贯彻、新研究方向的开辟、新学术成果的交流、新中国学术人才的培养都亟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作为支撑，对民国旧学术的改造，更使刊行新学术杂志成为当务之急。所以，《文史哲》甫一问世，就超越山东大学的围墙，迅速聚拢了全国学术界的力量，成为新政权成立后全国范围内的一个学术中心，从而一举奠定了《文史哲》在现代中国学术杂志的领先地位。“它在当时是与北京的《新建设》、上海的《学术月刊》鼎足而三的”。这一点从《文史哲》不断攀升的发行量上也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创办时期，邮局拒绝发行，编辑部只得依靠朋友和同行推销。1953年后，销路大增。1954年时，印数已达1万3千册。1955年，这一数字又激增至2万7千册。到1973年，竟演出《文史哲》发行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邮局征订数飙升至70多万册。“文革”结束后，发行量长期稳定在3—4万册。迄今，《文史哲》发行量仍居全国同类社科期刊之首。

引领重大学术论争是六十年来《文史哲》最重要的学术品格。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史哲》就以“预”学术潮流为使命，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大规模的争鸣，并因此而蜚声于海内外。在她迄今六十年的生命里程中，50年代发起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大讨论以及“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80年代发起“文化热”大讨论，90年代发起“儒学是否宗教”的大讨论，近几年发起的“疑古与释古”大讨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大讨论，无不声势浩大，风起云涌，谱就了六十年来中国学术史上的华彩乐章。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构成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发展主体的“五朵金花”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是由《文史哲》播下种子、并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的，这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可谓笑傲天下，独领风骚。著名学者蔡尚思曾评价道：“《文史哲》致力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繁荣学术，功不可没！”山东大学之所以形成“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也是与《文史哲》的创办密不可分的。

《文史哲》被学界称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之王，现今已发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量一直高居国内学报界之榜首，2008年海外订户高达545家，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大都有订阅、收藏《文史哲》，哈佛大学更将《文史哲》杂志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所认可的四家中国大陆学术期刊。《文史哲》获得了国际汉学界普遍的接受和认可。2010年，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第三批名刊工程座谈会讲话中将《文史哲》作为高校学报国际化的典型予以嘉许。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副署长梁衡主编的《新中国期刊五十年》赞扬《文史哲》是“求实求真的学术名刊”。

1998年、2000年，《文史哲》连续获得“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称号；1999年，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和“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称号；2002年，同时获得三项荣誉：“国家期刊方阵双奖期刊”，第二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银奖），第二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2003年，成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首批11家入选的学术期刊之一。2005年，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银奖）。2009年，荣获“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力期刊”称号。2011年，再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殊荣。

《文史哲》杂志设立“年度名篇奖”。该奖每年6月15日至9月15日进行评比，评出上一年度在《文史哲》上刊载的学术质量最高、社会反响最大的文章1～3篇。每篇奖励10000元。与此同时，《文史哲》每年第6期刊登上一年度的评奖结果，并对获奖作品予以介绍。评奖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首先由每个编辑室根据文章质量和社会反响各举荐3篇候选文章，然后由山东大学校外同行专家对这9篇文章进行评定；最后再由编辑部根据专家的意见讨论决定。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第一批入选名单，《文史哲》杂志每年获资助40万元。《文史哲》杂志入选国家社科基金第一批学术期刊资助，无疑为其早日实现既定的超越中国本土学界、成为世界汉学名刊的办刊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的宗旨是，通过有重点、持续性的资助，促进中国学术期刊改善办刊条件，提高办刊质量，扩大学术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

国家社科基金从2011年12月起，开展社科类重点学术期刊首批资助（试点）工作。经过发布申报公告、受理期刊申报、组织专家评审、公示建议资助名单等环节，确定了100种获资助期刊。全国高校系统计有13家学报入选，山东省入选学术期刊2家。

1、杨向奎（1910-2000）1951-1955年任主编

2、蒋捷夫（1917-1999）1955-1959年任主编

3、刘健飞（1907-1992）1961-1964年任主编

4、孙衷文 1964-1966年任主编

5、刘光裕 1973-1974年任副主编，主持工作

6、孔繁 1974-1978年任主编

7、王复三 1978-1979年任副主编，主持工作

8、刘光裕 1979-1984年任主编

9、丁冠之（1932-2010）1984-1993年任主编

10、韩凌轩 1993-1997年任主编

11、蔡德贵 1997-2002年任主编

12、陈炎 2002-2006年任主编

13、王学典 2006年至今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