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是诗人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前后写的，当时诗人二十岁，喜欢在自己的诗中写愁苦的语言，朋友都劝他“愁苦的诗歌不是好的预言”，诗人业师邵齐焘也不忍看弟子镂心苦吟，增病劳形，屡加劝诫，诗人深感师恩，却不能放弃不平则鸣的诗艺追求，回顾自己二十年“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愤愤不平，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诗人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这首诗是诗人对世事人生的深刻体悟，通过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体悟，诗歌中的理性思考上升到了一种宇宙哲学的高度，是对全人类困顿处境的心理描绘。“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是该诗的名句，道出了古往今来读书人的辛酸，此句在自嘲的同时，亦寄寓了极大的悲愤力量。现在多用来形容虽有满腹学问，可惜有志难伸的困境。

首联说自己仙佛未成，只知赋诗抒愤。颔联哀叹自身慷慨悲歌的豪气已被落魄境遇消磨殆尽．甚至被人误解。诗中“不平鸣”三字很值得注意。所谓“乾隆盛世”，文字狱很可怕，一般士人噤若寒蝉，而黄仲则身上却有一种抗争的“野性”。这种抗争，当然是从个人仕途遭遇引起的，他“六赴乡试，概报罢。”只好长期游幕，依人为生，心中自有一股对社会的不平之气。他慨叹：“长铗依人游未已，短衣射虎气难平”，后来越来越激愤，他要像祢衡、嵇康那样骂人了。

当然，长期游幕的生活，使诗人唱出了更多的凄悲的调子，如《杂感》颔联所写：“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这两句诗概括了诗人一生飘零痛苦的身世和他那与世落落寡合的个性。对于黄仲则，现实是严峻的，时代是冷酷的，命运是不公正的。诗人像风中蓬草，到处飘零，慷慨悲歌之气消磨殆尽。“泥絮沾来薄幸名”，正是他感到自己不可一世的诗名，只不过如同坠落在泥淖里的柳絮，难以飞举，而自己与世的落落寡合，被一些权贵们认为高傲的不识抬举和不近人情的“薄幸”之人。

颈联“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他清醒地认识到：他面对的“乾隆盛世”，实际上是一个是非不分、人情险恶、倒行逆施的世道。诗人慨叹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我们这类书生的，在世人眼里，书生只是“百无一用”的大傻瓜。显然，“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是反语，是牢骚，是愤世嫉俗的“不平鸣”。

尾联出句说诗中的愁苦不要成为谶语，对句说每个人都有权抒发自己的声音，与次句相对应。作者告诉众人，不要因为诗多表现愁思就成了谶语，春鸟与秋虫他们的叫声都是自然的产物，而其代表的不同象征仅是人为附加的因素而已。尾联亦富含哲理性，阐述了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影响。向世人公开宣称：“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此句下有“自注”云：“或戒以吟苦非福，谢之而已。”古人有“诗谶”之说，如果写诗作不吉利之语，往往在作者身上得到应验。因此有人劝他不要多作“幽苦语”。黄仲则表示不相信这种迷信，他的诗要像春天的鸟鸣，秋天的虫吟那样，发出的都是天籁之音。“莫因诗卷愁成谶”的“谶”字，实际上是“文字狱”的一种巧妙暗示。人们劝他谨防文字贾祸，而黄仲则表示不作迎合“盛世”的莺歌燕语，他，“只知独夜不平鸣”。

当代文学史家褚斌杰：写书生之清寒身世，真实感人。两联对句尤妙，颔联写在蓬飞絮飘中销尽豪气、荡尽春心；颈联写困境中的孤傲与无奈。择字颇见用心，以“十有九人”对“百无一用”。平常口语，天然凑泊，选择即是锤炼，妙处令人称绝。

黄景仁（1749～1783），清代乾隆年间诗人。字汉镛，一字仲则，号鹿菲子，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四岁而孤，家境清贫，少年时即负诗名，为谋生计，曾四方奔波。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后授县丞，未及补官即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他乡，年仅35岁。诗负盛名，为“毗陵七子”之一。诗学李白，所作多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怆之情怀，也有愤世嫉俗的篇章。七言诗极有特色。亦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