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1-05 01:58
建筑工艺学校的刘校长，一天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原来学校里最受瞩目的高材生陶建平，因盗窃拒捕、枪杀公务人员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一向爱学生的老校长来到监狱看望他，建平向校长讲述了自己坎坷不幸的遭遇：
从毕业式上拿到了文凭，年轻的陶建平以为这世界是属于他了。于是，他和深深相爱的表妹黎丽琳抱着“为母校争光荣，为社会谋福利”的理想，走进了社会。他们结婚后，陶建平到了轮船公司工作，但他反对轮船公司老板不顾乘客安全，超重运载货物的行为，和公司经理发生冲突，一气之下辞了职。陶建平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但到处碰壁，遇到的不是白眼就是欺骗，对此他深感灰心。看到丈夫这种状况，黎丽琳也出去找工作，很快被一贸易公司录用了。陶建平也找到了一份在营造厂的工作。但不久，正直的陶建平不肯为老板偷工减料，再次辞职。黎丽琳也因不堪受经理的污辱离开贸易公司。为了生活，陶建平只得去做造船厂的苦工，每天做着繁重的劳动。不幸的是，黎丽琳因产后身体虚弱，晕倒跌伤。为了救治重伤的妻子，陶建平恳求工头借用一笔钱，而工头说什么也不肯。被逼无奈的陶建平只好偷了工头抽屉里的钱。当陶建平拿着钱去请医生时，黎丽琳因伤势过重得不到及时治疗死去了。陶建平忍痛将孩子送到育婴堂。当承受着亡妻离子的巨大悲痛的陶建平回家的时候，工头带着巡捕来逮捕他。经过一番挣扎与反抗，陶建平还是被判死刑。老校长听他讲述完，不禁万分惋惜。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从1933年的年底开始，新兴电影受到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左翼电影人迫切地想找到一块新的电影阵地。在美国学习过无线电机工程的司徒逸民、龚毓珂和马德建三人以及司徒逸民的堂弟司徒慧敏创建“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他们用自己研制电影录音机为《渔光曲》、《新女性》等片录制了插曲，又准备在此基础上将公司改组为“电通电影录音服务公司”。左翼影人便与之合作，借原有的录音厂办起了电影制片厂——电通公司。
电通公司成立之初，因为没有剧本，一时陷入无戏可拍的境地。袁牧之因为搞过戏剧创作，又有一定舞台表演经验，因此担当起了创作电影剧本的任务。虽然他刚从舞台转入电影领域，对拍电影一无所知，但他有多年的戏剧创作经验，再加上他所经历的近似于流浪人的职业演剧生活，为他的电影创作奠定了基础。他把自己关在房间，与笔和香烟为伴，几乎与外界隔绝，连日奋战，完成了“电通”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桃李劫》。在进入“电通”之前，导演应云卫曾应艺华影业之约拍摄有声片《生活》，但由于人事和其他关系没有拍成，《生活》的故事亦融入《桃李劫》中。
制作班底
由于“电通”的左翼背景，当时已经成名的演员、导演担心背上与共党合作的名声而失业，所以，该片的演员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而制作班底中，除了司徒慧敏和吴天蔚曾有过电影录音和制片的工作经历，绝大部分人员是刚从戏剧界转来的，没有接触过电影拍摄工作。
同步录音
该片的编导应云卫力求在艺术手法上创新。当时世界电影已进入有声时代，而中国电影还以默片为主，为数不多的国产有声电影是采取后期配音的方式。应云卫决定采用司徒慧敏刚刚研制成功的“三友式”录音设备，采取同步录音的方式拍摄《桃李劫》。
重新补拍
《桃李劫》的样片出来后，试映效果却令人失望，虽经多次修改，影片故事线索仍不够清晰，包括袁牧之和陈波儿在内绝大多数演员的表演舞台痕迹仍太明显，语言动作不自然、不真实。剧组每个人心情都十分沉重，因为该片的成败关系到左翼电影运动的全局。在投资人马德建鼓励下，剧组经过交流，决定由夏衍领着大家共同协助导演应云卫和摄影师吴蔚云、剪辑师陈祥兴进行补戏和重新剪辑、配音。袁牧之、陈波儿也总结自身不足，重新设计表演。经过两个补拍修剪，《桃李劫》终于拍摄完成。
该片用倒叙手法揭露了混乱的社会对年轻人的戕害。电影画面对比度比平常影片要强，鲜明的黑白对立，将人物描摹得宛如古希腊雕塑般硬朗、粗粝，大大增加了角色的肃穆感和悲剧性。影片充分发挥了电通公司的声音技术优势，真正将声音元素融入了叙事中，极大限度地拓展了画面想要表达的内容。（《看电影》评）
该片开场时仍有音画不同步的技术缺憾，同时演员的念腔有话剧的抑扬，颇为好笑。只是电影越到后面，演员文艺腔及造作的读词一扫而光，在沉重、衰飒却令观众激动的调子下，演员的声音及表演趋于完美，音效处理更衬托了电影中无片不在的焦虑、不安、危机、生死的表现气氛。该片善用各种大胆活泼的象征，这些象征有时稍嫌斧凿及粗豪轻率，但效果相当直接。有的象征朴直得接近漫画，并附有转场联想的功能。严格地从现实主义出发讨论，该片的故事叙事及表演靠近好莱坞的情节剧做法，但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其他经典之作一样，勇于发掘社会现实、追索时代精神，从情节以及角色的命运、外貌、行为、信心之改变，毫无保留地抨击社会现实之残酷和无情。其迫切的表达意图，掩盖了一切形式及主义的自觉。（中国台湾影评人、前金马奖主席焦雄屏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