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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信息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借李香君和侯朝宗的离合之情，写南明王朝的兴亡之感。李、侯之间的爱情描写，不同于以往的《西厢记》、《牡丹亭》，也不同于当时与孔尚任比肩的洪升的《长生殿》，除了描写男女双方在才华上、容貌上互相倾慕外，还在政治态度上互相影响。显然思想性是以前的儿女风情戏所少有的。尤其结尾不落窠臼 ，打破了大团圆的结局，使得该作品意境深远，独树一帜。

西安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摄完成的《桃花扇》，系根据清代孔尚任的同名传奇以及现代戏剧家欧阳予倩的同名话剧改编，通过复社文人侯朝宗与秦淮歌妓李香君的一段悲欢离合爱情故事。

作为其时尚属新建的西影厂，能问津在中国戏剧史上居于极高地位的《桃花扇》，与特定文艺领域调整形势的推动有关。1960年底，中央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全面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文艺战线也在全面调整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1961年初，时为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荒煤来到西影传达中央调整文艺政策的精神，出席了西影专门召开的为期一周的创作会议，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千方百计提高影片质量等问题作了详细阐述。随后他在西安召开了新电影厂（西安厂、内蒙厂、昆明厂、峨眉厂）厂长会议，传达了周恩来、周扬、林默涵等关于艺术创作的指示，并特意安排西影的导演、摄影、演员参加。

此时正值孙敬执导的戏曲片《三滴血》公映颇获好评，他对古装片拍摄兴犹未尽，经过创作会议学习讨论，有感于重提“双百”方针，倡导创作民主，重视提高质量，这位曾参与建厂的“元老”级资深导演，便一鼓作气提出将心仪已久的古典戏曲名著《桃花扇》搬上银幕的计划，得到厂领导支持，决定把它作为提高全厂艺术质量的“翻身仗”，倾力将其拍成一部“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好”的影片，改变当时西影尚无在全国有影响电影的状况。

厂里正式批准《桃花扇》拍摄后，孙敬专门前往北京搜集改编资料，并为拍摄工作进行相关准备。适逢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又一次在首都公演欧阳予倩改编的话剧《桃花扇》，北影与长影不约而同看中了这一题材，竞相向文化部电影局表达了拍摄意向，西影闻讯后坚决力争拍摄该剧。此时已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亲自出面协调，为西影最终取得该片拍摄权投了赞成票。

1962年春孙敬再度赴京，正式邀约时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的梅阡共同改编剧本。在改编过程中，他们既参考了欧阳予倩的话剧本，也着重研究了孔尚任的原作，但在结尾的处理上碰到了难题：南京陷于清兵后，历经南明离乱的李香君与侯朝宗是聚抑或是离？

孔尚任所著《桃花扇》的结尾，是李香君和侯朝宗在白云庵道观为明思宗修斋追荐讲堂巧遇，历经劫难的一对恋人百感交集泪眼相对，正要互诉情怀，被已先入道的张瑶星一声喝断：“呸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侯、李猛然醒悟，认清眼前国破家亡的严峻现实，遂回到各自暂留栖身的葆真庵与采真观，分别拜师学道、修真出家去了。这样结尾与史实是符合的，晚年李香君正是依卞玉京所在栖霞山庵中以终老，侯朝宗深入道山湮没无闻。当初孔尚任为写作此剧曾悉心考证并严格遵循历史事实，而且以侯李分手并未再聚结尾，在传统戏曲的创作上也独具特色，没有落入大团圆的俗套，诚如作者所谓使它“脱去悲欢离合之熟径”。欧阳予倩话剧本的结尾，则写他们在离乱后再度相见，侯朝宗眷恋旧情，到栖霞山卞玉京的道庵里再访香君，希冀重续旧好。香君见其已脱去南明衣冠改着清装，认为他丧失了民族气节大失所望，愤而撕碎了溅血的桃花扇抱恨而终。

这一结尾增加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渲染了全剧的悲剧气氛。虽然出于虚构，但所写侯朝宗并未深入道山，且着了清装，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按照有关史实，侯朝宗回到故乡商邱，由于清廷搜求前明隐逸，父亲被捕入狱，他因此应顺治癸卯“秋试”以求自保，且仅中副榜，连个举人也没中，清初曾有题《桃花扇》“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香君”诗句，以惋惜之情道出侯朝宗的下落。而且清初执行镇压政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均对不削发的明末遗民以杀头严惩，旧时沿街走动的剃头挑子一头必矗旗竿，就是为悬挂抗拒剃发者人头而沿袭下来的。欧阳予倩剧本最后一幕让侯朝宗削发清装是不违史实的。

面对这两种不同的结尾，电影怎么表现呢？梅阡与孙敬反复进行了研究，还是很为欣赏孔著的不落俗套，于是以此作为结束完成初稿。但在提交西影艺委会召集全厂创作人员讨论时，却对这样的结尾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影响李香君的艺术形象和影片的思想意义，建议改为欧阳予倩话剧本的悲剧结局处理，以突出李香君的民族气节和高尚品格。孙敬、梅阡仔细再加斟酌，觉得原来的结尾确也存在“仍涉虚幻”、“淡而无味”问题，遂放弃原有的结尾，仍根据话剧为蓝本重新修改，形成后来影片的结尾。

1962年底，经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同意，《桃花扇》正式开拍。依西影当时的力量和条件，拍摄这样一部思想和艺术水准要求均相当高的历史题材影片，确实具有不少为难之处，但厂里下决心提出了“拍好《桃花扇》，打好翻身仗”的响亮口号，不仅集中投入全厂的人力、物力，而且努力借助和发挥外援的作用，采取了跨行协作、强强联合的做法。

还在孙敬与梅阡着手改编剧本之际，就商议谋划了影片拍摄的两大举措：一是用昆曲的曲调配乐。这不仅因为《桃花扇》原本就以昆曲为载体问诸于世的，实际也是着眼于独具特色、别树一帜，因为昆腔中有很多优美动听的曲调，在电影配乐中还很少见。摄制组特意约请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金紫光和作曲樊步义担任音乐顾问、配乐，精心选取清新绵邈、婉转悠扬的宫调用于片中音乐唱腔，十分契合“兴亡”铺叙与“离合”抒情交织的古雅悲壮风格，对主题表达、人物刻画、情绪渲染起到了推动作用。二是邀请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出演；因为他们深谙戏曲表演艺术，适宜古装题材和人物塑造，以此试验戏曲与电影表演的有机结合，这也是个大胆创新的念头。后来这一点没有完全做到，因最后还是确定王丹凤和冯喆担任主角，但片中的其他角色大多还是北昆演员饰演的，他们熠熠生辉的演技为影片增色甚多。

对李香君、侯朝宗两个主要角色的挑选，孙敬从厂里同意拍摄该片时就开始留心了。最早在北京看到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重排上演话剧《桃花扇》时，他就为在剧中饰演李香君的郑振瑶所吸引。虽然此时郑振瑶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但已相继成功主演了《大雷雨》、《文成公主》《桃花扇》三出大戏，可惜的是临近筹拍郑振瑶怀孕在身只好放弃。后来梅阡提议可由北方昆曲剧院组成演员班底，该院系遵照周恩来指示建立，实行以演出为主、培养继承人并结合进行传统剧目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方针，由梅兰芳、欧阳予倩等担任艺术顾问，虽然建院仅三年，但在北方昆曲名宿精心传授下，已锻炼出一批优秀青年昆曲演员。孙敬予以认同，从中遴选出了习闺旦的李倩影与工小生的丛肇桓，内定为饰演李香君、侯朝宗的人选。他们原来都是中央实验歌剧院的青年歌剧、舞蹈演员，专门抽调出来作为北方昆曲表演艺术继承人重点培养，属于难得的“戏曲团体里的新文艺工作者”，形象、气质、素养及表演技能等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

1963年底影片拍摄完成，即报送文化部电影局审查，受到各方面好评，认为剧本、导演处理、演员表演、摄影都很好，服装布景也较为考究，准备排为春节上映。就在这时，政治空气突然紧张起来，文化部电影局在正式下达该片审查通过令时，又决定暂时不在国内发行，但可输往东南亚、港澳、朝、越、日，对西欧、拉美、非州等地，不作主动推荐，如对方主动索要则可供给。

半年之后，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当时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理论权威”康生闻风而动，耍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劣手法，一反当初赞赏、支持的态度，协助江青围攻“坏戏”典型——北方昆曲剧院排演的孟超新编昆曲《李慧娘》，被扣上“用死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罪名，由此殃及到电影《桃花扇》。在批判《李慧娘》的一个座谈会上，提及北昆参加了《桃花扇》的拍摄，康生板起面孔训斥道：“演《桃花扇》这出戏，是什么意思？这里有政治目的，它是为投降主义变节开脱的，可以送给台湾、赫鲁晓夫去看。”并说他曾提出过不同意西影拍《桃花扇》，并且写过信，还火冒三丈地发出狠话：“北昆成立时，我是支持的，现在我主张把它解散。”

康生确实就《桃花扇》拍摄写过信，却非表示“不同意”而是明确予以支持。当初电影改编剧本刚刚脱稿，曾送请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专家征求意见，康生很快就给梅阡、孙敬亲笔写了详细复信，以学术探讨的口气，就孔本《桃花扇》的评价、孔尚任的为人、侯朝宗的降清、阮大铖的评价、阮之死等五个问题，提请两位改编者进一步考虑，并表示“将孔剧研究清楚，把存在的一切问题真弄个明白，那也许对于改编此剧会有好处。”孙敬回厂后即以此信向厂汇报，并在艺委会上宣读，认为是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岂料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康生为给自己披上“一贯正确”、“先知先觉”的伪装，竟出尔反尔变脸棒杀这个片子。

在这样的形势下，《桃花扇》难免厄运。文化部慑于压力，于1964年9月又撤回了该片的输出发行权。在随后开展的“四清”运动中，它在省内受到批判，西影厂党委专门作了检查。

“文革”之初更遭彻底否定，以骇人听闻的“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反革命复辟宣言”的莫须有罪名，成为全国上下大加挞伐的“靶子”。

电影《桃花扇》的主创人员悉遭株连，梅阡首当其冲被点名批判，主演王丹凤被关进“牛棚”，风流倜傥的冯喆于1969年惨死在“学习班”，丛肇桓以“反革命”罪整整坐牢八年，导演孙敬自杀幸被抢救过来……

直到“文革”结束，他们才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株植根于古典戏剧沃土的影坛“红桃”，迭经风雨洗礼更显芳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