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这是写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所谓“歧路灯”，它的意思自然是说谭绍闻乃是封建社会士族人家的不肖弟子，在邪道歧路上改邪归正的一盏指路明灯，是这类人的榜样。它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该书最后一回结尾有一段话说：“谭绍闻父子，虽未得高爵厚禄，而俱受皇恩，亦可少慰平生，更可以慰谭孝移于九泉之下。孔慧娘亦可瞑目矣。倘仍前浮浪，不改前非，一部书何所归结？”也就是说，如果不写到这个浪子的最后回头，这部书是无法“归结”的。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作者写作此书的最终目的。

谭孝移，名忠弼，字孝移，号介轩，作品中多以字称，开封府祥符县人。出身于缙绅世家，十八岁入祥符座，二十一岁补廪，三十一岁拔为贡生。为人端方耿直，博学醇正，忠君主孝，言行循礼，结交者均为有学识的正人君子。他助金修缮文庙，深受众人称许，得祥符县学赠“品卓行方”牌匾，并因此为地方保举，进京候选。他在京守候年余，时值乱世，他不愿屈膝于内臣监军，又怕受“廷杖”之责，不想出仕为官，只求保住人品家业，遂上疏告病，请准终养，嘉靖皇帝赐他正六品衔荣归。他原有胸胃疼之疾，自京回家后，发现家中为儿子谭绍闻请的塾师，居然以《西厢记》《金瓶梅》的章法，讲授八股制艺，内心忧愤，因此旧病复发，又医治不当，遂撒手而去。临死前留下八字遗言：“亲近正人，用心读书”，告诚儿子，“保住这八个字，就不至覆家败门。”谭孝移是作者心目中的恪守名教的正人君子形象。

谭绍闻，小说的主人公。乳名端福儿，出身世宦之家，是谭孝移四十岁时方得的独生子。自幼备受父母珍爱，由于父亲严格要求和悉心教诲，七岁时发蒙读书，到十二岁就会背《五经》，在学院考试经书时名列前茅，被誉为“玉堂人物”。后因其父被保举贤良方正进京，其母王氏请了不务正业的塾师，对其影响很坏。父亲死后，无人管束，学业荒疏，开始在街头市面游荡，又与盛希侨、夏逢若结为兄弟。为其所诱，沉溺于嫖赌，开始走上歧途。虽有父辈朋友的斥责，妻妾的规劝，老仆的苦谏，但经不住夏逢若、张绳祖等人多方诱逗哄逼，加之其母见利忘义，溺爱怂恿，县官顾及其父名望，袒护包庇，遂致越陷越深，完全堕落。他公然在家开赌场，养妓女。恶霸管贻安强占民女，造成人命案，他竟参与匿奸，甘为帮凶。他还私设熔炉，自行铸钱，干起无法无天的事来。最后把全部家产败光，连父亲坟上的一百二十棵杨树，也都砍去抵债。到此地步，经父执苦口婆心一再规劝，才决心改辙更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与夏、张等徒断绝往来，接回被撵的义仆王中，自己发愤读书，并悉心教育儿子。他参加乡试，得中副榜，又入国子监深造。新任浙江左布政使的族兄谭绍良，被派往沿海抗倭，邀他同行。他为报国恩，并重振家声，毅然前往。他在海疆探查敌情，制做火箭，使明军于普陀大捷，立下战功，因此被嘉靖皇帝召见，授以黄岩知县之职。后因母病，告终养归家。儿子篑初亦从秀才、举人、进士，直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可请“贵兰繁衍”，家声恢宏。

作品虽称是写明嘉靖年间的故事，而实际却真实地记录了18世纪中后期清代的社会生活，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丰富，并具有一定的积极思想。《歧路灯》通过潭绍闻的堕落，总结了青少年失足的严重教训，说明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影响这三个方面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具大作用。同时，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诸如当时各级政府中普遍盛行的行贿受贿，统治阶级子弟成批地腐化堕落，流氓赌棍和其他几人的行恶肆无忌惮等都充分地表露于作品中，并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此外，作品还通过对正直官由如谭绍衣、娄潜斋、季伟等人的热情赞扬，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爱护，通过写海瑞抗倭斗争。又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作品揭示出，像谭绍闻这样的世家子弟堕落，并不是个别现象。当时那些世家子弟们，成才的十无一二，堕落的倒是十有八九。谭绍闻的义兄盛希侨，出身比谭绍闻还高贵：祖父做过云南布政使，父亲做过广西向武州的州判，给他弟兄二人留下了四五十万银子的家产。他的父祖在时，担心子孙走下坡路。祖父六十岁大病缠身时，拼着老命写了一副木对联：“绍祖宗一点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曰读曰耕”，挂在大厅两边，当中是当朝尚书赠的匾“古道照人”。十分滑稽的是，这些东西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时，那个大厅做了盛希侨的戏台，帮闲夏逢若还说：“这匾与戏台意思相近。”在“慎思亭”，盛希侨又喝酒，又打牌，又玩妓女，结果将家产荡尽。开赌场的张绳祖，在书中出现时已是个地地道道的地痞流氓。但是他原先是个知县的儿子，家产“也够十几辈子吃用的”。只因他爱赌博，输光了家产，便自己开赌场，再去坑害别人。无赖夏逢若，父亲也当过官，也有过钱。只因他好吃懒做，又好嫖妓，花光了钱，毛病却一样也没改，诈骗别人的钱财满足他的生活欲望。书中所写后来成才的人，只有两个，一是娄潜斋的独生子娄朴，也只是个秀才；另一个是谭绍闻的儿子，是个生下来见书就喜，又过目不忘的人，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作品还进一步揭示出世家子弟堕落的原因。首先，封建阶级教育的内容，即仁义礼智信，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中，已经失灵。这一点，在谭绍闻堕落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谭绍闻的父亲谭孝移是个正人君子，也是谭绍闻的表率。但他自己也不能适应当时那个环境。他唯一的办法是守在家里，只交结和自己同一个类型的人。他被推举为“贤良方正”，进京引见时，在路上雇了一个长随，几句话后，就在长随心中印下了一个“迂”字。以后，他就像个傀儡一样，凡事都听长随的。后来，朝廷给他个六品官，他也不敢做。因为如果遇到坏人坏事，他不直言进谏对不起君父，也对不起祖宗，父祖给他取了个字“忠弼”，就是叫他忠心于王室的；如直言进谏，惹怒了君父，杀头他是不怕的，就怕廷杖，因为“士可杀不可侮”，而且惹怒了君父本身也是一种不忠。左思右想，不得主意，原先考了许多年也没考中功名，现在给了一个官，又不敢做，就告病回家了。回家之后，见王氏给谭绍闻请的老师不是正经人，又愁得没了主意。按仆人王忠的意思，干脆辞掉老师。他却想了整整一夜，说：这事行不得，祖上也没做过这样刻薄的事。就这样进亦忧，退亦忧，最后郁闷而死，至死他也未能给孩子换一个好老师。谭孝移是仁义忠信观念的信奉者、实践者。他的碰壁，说明这一套道德观念在那个社会里，已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了。

谭绍闻本质上也不是个坏人。在堕落的过程中，他几次想改，有时就像一个落水的人一样，想抓住一个牢固的东西，不让自己下沉，但他没有能抓住什么。有一次，他花了很大的功夫，请来了一个名师智周万，恳切地告诉他，自己想改好，却管不住自己，求他做一份浅显易懂、读来顺口的铭文，自己天天读，以抵御外界的诱惑。果然，夏逢若等来找他，他闭着眼睛念铭文，居然抵抗了一阵子。这伙光棍知道是智周万作的铭文，略施小计，就把智周万赶跑了。对付智周万比对付谭绍闻还简单：一个尚未成亲之人说智周万偷看他媳妇解手，智周万便以为自己近视，回避得不彻底，含羞告病而归。可见，名师也不是无赖的对手。谭绍闻遇到难题时，如戏子讹诈他，一个商人因赌吊死，他为此受牵连，自己没有办法。那些正人君子的前辈和义仆王忠，除了训斥外，谁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在这种情况下，谭绍闻明知夏逢若结交不得，但还得去找他。这都说明，儒家仁义忠信那一套，和当时的现实距离太远了。

其次，封建阶级的人生理想，诸如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等，对青年也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追求今世的享乐成为最重要的人生目标。这充分说明，以往的封建阶级传统的人生理想，已无法抵制社会上因商品经济发展而越来越盛的奢华的风气。

再有，封建社会里，传统的教育方法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歧路灯》对此也进行了反思。谭绍闻之所以堕落得那么快，和谭孝移封闭式的教育方法有重要关系。谭绍闻七岁之前，还不曾出过大门。一次，从老家丹徒来的人，见小孩子可爱，想抱出去玩玩，家里大人赶忙阻止。因是远客，不好太驳他的面子，只是在大门的楼门底下站过一站。如王氏所说：“把一个孩子，只想锁在箱子里，有一点缝丝儿，还用纸条糊一糊。”（第三回）儿子十几岁时，谭孝移上朝晋见。临走前，只求王氏一件事，就是把儿子看管起来；把先生请到家里来吃饭，在家里上学；放了学母亲赶紧接管，“离了老师，休叫他离了你”，因为“这城市之地，是了不成的，你不懂得”。（第六回）城市环境复杂，整个社会人情险恶，这都是事实。但是，像这样把孩子看守起来，不叫他经风雨、见世面，是个长远的办法吗？谭绍闻后来吃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见过世面，没有社会经验。谭绍闻走错的第一步是结识盛希侨，但他的表兄王隆吉认识盛希侨比他还早。表兄比他只大一岁，因是个小商人，见过世面，和什么样的人都打过交道。尽管开始结交这些人也感到新鲜，等新鲜劲儿一过就变得很理智，什么人可交，什么人不可交，什么事对自己有利，什么事不利，一下子就看得清清楚楚。后来，王隆吉借故店里忙，退出了这个是非之地。谭绍闻刚和盛希侨等人一块饮酒、看戏时，也感到脸红、心跳，甚至感到内疚。但是他阅历浅，脸皮薄，挣脱不开那些坏人的纠缠。无赖夏逢若，又看准了这一点，把他死死地缠住，再也不容他脱身。赌场老板张绳祖一见谭绍闻也认定他：“是个初出学屋的人，脸皮儿薄，那是罩住的鱼，早取早得，晚取晚得。”（第三十四回）总之，传统的教育方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也失灵了。

作品还将市民文化给人的精神教育和封建教育作了对比。谭绍闻的发妻孔慧娘出身于诗礼之家，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婆婆糊涂，丈夫不务正业，但遵循“妇以夫为天”的古训，她连劝也不敢认真地劝，后忧郁而亡。后娶的巫翠姐是商人的女儿，最爱看戏，她的道德观全是从戏上来的。

总之，封建伦理观念的衰败，传统教育方法的失灵，社会的混乱，世情的险恶，使得大批世家子弟堕落，而这些世家子弟的堕落，又使得世道更加险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歧路灯》揭示出了封建阶级后书无人，从而也揭示出封建社会的必然没落。

作品结构不枝不蔓，布局、谋篇组织得严密紧凑。作品中出场的人物200个左右，其中不少人物写得诩栩如生，颇具特点。语言方面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简练、形象、风趣，但作品也有不足之处，它缺乏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具体刻画。且对事物的叙述盛过对人物的描写，造成塑造人物方面，观象重于形象，形象缺乏思想。从而使作品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

《歧路灯》的艺术价值，前后不平衡。小说前十三回主要写谭孝移教子，说教气息很浓。对谭孝移及其他正人君子形象的刻画，也不鲜明。作者塑造这一类人物，极力理想化，小心翼翼，生怕不高大，结果成为正确观点的化身，文学价值不高。这是这部作品不能吸引人的原因。第十四回往后，直到第八十五回，写谭绍闻的堕落，写那些三教九流，才见特色。看来作者熟悉这些东西，写时又很少顾忌，所以就写得深刻、生动，人物形象也比较鲜明。如，同样是糊涂、不知劝诫谭绍闻上进的人，王氏与巫翠姐不同。王氏是护短、溺爱不明。听说一个姓窦的青年因还不起赌账自杀，牵涉到她儿子，说：“这窦家小短命羔儿，输不起钱就休要赌，为什么吊死了，图赖人。”一听说谭绍闻要吃官司，赶快跪下求人帮忙，“要亲戚做啥哩，我就是这一个孩子，千万休叫他受累”。（第五十一回）巫翠姐是市民习气，好热闹。谭绍闻在家设赌，她看着热闹、好玩。把妓女送到她那里，她不仅不嗔怪，反动了“犹怜”之心，天天和这几个妓女打牌。再如，同是堕落的世家子弟，盛希侨、谭绍闻、管贻安也有所不同。谭绍闻幼稚、软弱，他的堕落，主要是由于外面恶势力的引诱拉拢；盛希侨身上有股匪气，也有义气、豪气，他的堕落，是因为自己的恣情任性，挥霍无度；管贻安身上有野蛮气，也有乡气，他的败亡，既有自己的恶行，也因为环境的险恶。同是坑害人，夏逢若害人又满口义气话，张绳祖则比较赤裸裸地害人。总之，这些人物都刻画得很有特色。

现代文学家朱自清：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毕，《一般》第六卷第四号。）

现存主要版本有清抄本，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郑州市图书馆、开封市图书馆；1924年洛阳清义堂石印本，藏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27年北京朴社排印本，藏国家图书馆；1937年上海明善书局本，藏厦门大学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中州书画社排印清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清抄本。

季海观（1707—1790），字孔堂﹐号绿园﹐亦号碧圃老人，汝州宝丰（今属河南）人。乾隆元年（1736）恩科举人，三十七年（1772）官贵州印江县知县。著有《拾裙录》《绿园文集》《绿园诗抄》《家训谆言》《歧路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