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杨雄妻子通奸、石秀用计杀死其后，和杨雄商议一起去梁山泊聚义，半路“鼓上蚤”时迁也来加入。三人来到独龙岗却和祝家庄结了仇。

随后，经过三打祝家庄，出兵救柴进，梁山声势甚大。接着又连续打退高太尉三路进剿，桃花山、二龙山和梁山三山会合，同归水泊。虽然梁山前头领晁盖在攻打曾头市时不幸中毒箭身亡。为了扩充实力，吴用定计，诓大名鼎鼎的“玉麒麟”上山。

卢俊义经历几多曲折也上了梁山。梁山义军大破曾头市，又打退了朝廷几次进攻，其中好些统兵将领也参加了梁山聚义。比如：“大刀”关胜、“圣水将军”单廷圭等等。

最后，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云集。

一百零八人大聚义后，面对梁山义军越战越勇的形势，朝廷两次提出招安均因奸臣作梗而致失败。朝廷先后派高俅、童贯五次征剿梁山，尽被击退，高俅甚至被活捉上山，朝廷因而三降丹诏，诏安计划才得以成功。

而后梁山兵马被派遣至北方征讨辽国，连克檀州、蓟州、霸州、幽州四城，杀尽了辽国的精兵强将，最后又经九天玄女点拨，大破辽国统军兀颜光所布的太乙混天象阵，并将兀颜光当场斩杀。梁山兵马攻势之猛最后甚至让辽国国君被迫向北宋请降称臣。

但在征辽后，朝廷将收复的燕山领土全部送还辽国，也并未封官于梁山众人，致使梁山征辽行动功亏一篑。并且不让梁山将士进城安扎。

后在元宵夜，李逵燕青遛进城中，得知江南方腊造反，宋江知道后主动请缨，作南征先锋官。

在宋江、吴用等人死后某夜，宋徽宗梦遇戴宗前来，引其前往梁山泊，会见梁山泊诸位。宋江于梦中告知徽宗奸臣毒害一事，宋徽宗醒后，着人调查，确认宋江等人已死，遂为众将立庙于梁山泊，保一方风调雨顺，承受万民瞻仰。

选自明容与堂本，为现存最早百回繁本。

120回本即明朝袁无涯刊本《水浒全传》，袁无涯本基本包含容与堂百回本所有回目。但第26回名称变为“偷骨殖何九叔送丧，供人头武二郎设祭”，第90回变为“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镇燕青遇故”（燕青改为第110回于秋林渡射雁），从第九十回起，插入从简本改写而来的田虎、王庆章节，从第90回起，回目名称如下：

百回本中的第91回，在120回本《水浒全传》中为第111回，此后回目依此类推。上海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等出版的《水浒全传》为袁无涯本。

即明末金圣叹评本，又称《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此本回目，基本上与袁无涯本（120回本）前71回一致，一般认为是从袁无涯本删去71回大聚义以后所有章节，并加上了“惊噩梦”的结尾而成。而原第一回被改为“楔子”，此后回目依此类推。此版本最后一回（第70回）回目为“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此外，其他回目也有少量字眼与多数版本都不一样，如“浪里白跳”均变为“浪里白条”，“黑旋风探穴救柴进”变为“黑旋风下井救柴进”，“赵员外重修文殊院”变为“赵员外重建文殊院”，“瓦罐寺”变为“瓦官寺”等，一般认为是金圣叹所改。

明末崇祯元年刘兴我刊本《水浒忠义志传》25卷115回，简本水浒代表版本之一，后世曾出版之《征四寇》一般选自此版本的后半部分。

各种简本文字错漏处较多，回目名称也多与繁本有文字上不同之处，甚至有缺少回目，但多数情节基本一致。只有田虎、王庆部分，是简本特有的，繁本的袁无涯本改写了这一部分，插入某种百回繁本中（见120回本）。简本的田虎、王庆部分一般被视为这两部分的较原始形态，115回本田虎、王庆部分回目名称如下：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历史。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但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怒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投降朝廷镇压方腊起义止，顺序和后世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水浒传》。《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艺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

该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异称和相关书名，其中《忠义水浒传》《水浒忠义传》《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传奇》《梁山传》《宋元春秋》《水浒衍义》《水浒志传》《水浒记》与《水浒传》是同书异名关系。

“水浒”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句。但至于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异议。历来学者认为“忠义”或是作为修饰“水浒”的形容词或是作为代表“忠义人”的名词。对“水浒”二字的理解主要有四种：代表“忠义”；代表“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反抗精神；代表一定的文化隐喻；代表“水泊梁山”的雅称。

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传》，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传》。

《水浒传》的作者为元末明初施耐庵，并由罗贯中加以润色及编排，实际参与创作者跨越了从宋元到明末的数百年，包括了民间说书人、文人、书商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长篇文学作品。

从早期刊本的署名上看，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建建阳余象斗双峰堂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题罗贯中编集，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署名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之相近的还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署名是“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

从其他文献中的记载看，郎瑛的《七修类稿百川书志》记载：“《忠义水浒》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耐庵）、罗（贯中）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

忠义

全书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巅峰之时选择了妥协、招安，最终葬送了起义事业。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同时，小说还对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作了一定的侧面描写，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以及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水浒传》的主题在于“忠义”，小说的创作者希望表达民族意识，但又不能毫无保留地展现这种观念，只得进行删改，或者以一种隐晦，却能令民众理解的方式来表现，“崇道斥佛”这种宗教观念，恰恰符合这种需求。

宋元、乃至明朝时期，佛道观念在社会上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理念，《水浒传》尊道斥佛，放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不在于佛道本身，本质是对宗教式夷夏观念的一种文学表达。

人性恶

《水浒传》中全面呈现了一个人性恶的世界，社会上上下下，五花八门的丑类、贪牛鬼蛇神充斥于全社会。《水浒传》中的社会是人性丧失的社会，社会各层面都是恶人的天下。整个社会君昏臣乱、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上层统治者皇帝荒淫无道，把国家大政交给一伙奸臣，任其倒行逆施，生事害民。皇帝成为贪官污吏的总头目。四大奸臣祸国殃民、坏事做尽。高俅为满足高衙内的无耻色欲，为夺林冲妻子，就要把林冲置于死地。他还竟然接受外敌的贿赂，暗通辽国，卖国求荣。在各地有许多如狼似虎的地方官，他们多半与封建朝廷的权势人物有直接关系。这些官员肆无忌惮贪赃枉法，对百姓敲骨吸髓。新任高唐州知府高廉，指使小舅子殷天锡去强占柴皇城的一座花园水亭，柴进与之说理，却被关进监狱。衙门中的恶差更胆大妄为，董超、薛霸在其主子的指使和金钱的诱惑下，沿途折磨林冲，并想在野猪林将其谋害。在下层社会中还有众多地主豪绅、恶霸、流氓地痞、市井恶民，他们鲜有道德欺压良善、残害百姓。毛家父子为霸占解珍解宝所射杀的老虎陷人以罪，把二解关入大牢还不罢手，竟然密谋：“不如一发结果了他，忍致后患”，土豪的心肠真是比蛇蝎还毒!还有市井之中的流氓地痞无赖，如西门庆、牛二虽然地位低下但也极其凶恶，称霸一方，欺压良善，西门庆夺人之妻，牛二在街上欺压百姓撒泼强夺，百姓畏之如虎，躲之不及。地位更为低下的恶女一旦得势获抓住某个机会就恶性爆发，仗势欺人。妓女白秀英与知县相好就依仗县令权势，欺侮良善，因雷横去听她的戏，忘记了带钱，不能赏她，发生了争执， 白秀英用莫须有的罪名把雷横告官，县令抓捕雷横，雷横受到戴枷示众的惩罚。还侮辱其母。宋江的外室阎婆惜在得到宋江的招文袋后心生贪婪之念，全然不念宋江对其救助的恩义，对宋江一步步逼迫、伤害、侮辱、讹诈、威胁。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写出了恶是平凡人的一种普通情感。表现了社会中女性灵魂的畸变和人性的异化。

人物形象

《水浒传》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铺排和结构设计皆是以人物为故事情节的主线。《水浒传》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并非一两个单一形象，而是群体形象，它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刻画，特别是对水泊梁山上的一百零八个好汉进行了细致塑造。在《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安排中，都是针对不同的人物形象进行刻画，通过语言、行为、肖像等描写方式，塑造出来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他们的个性鲜明。

《水浒传》首开先河，采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它为后世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水浒传》中的许多故事都可以单独拿出来成为独立的人物传记，例如“武松传”，“鲁智深传”等。《水浒传》的结构就是将不同人物的生平展开故事情节，作者通过人物塑造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叙事的过程中突显出人物形象。

在《水浒传》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同类型的人物形象都有着某些共同的人物特征，但也同时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的性格特点。

《水浒传》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很容易让读者记住。例如“黑旋风”李逵，他的性格有些鲁莽、直率，心直口快，但对宋江却十分的忠诚，可谓是言听计从。作者在塑造李逵这一人物形象时并没有将其塑造成一个是非不分，愚忠型的人物，他也有他的可爱和可悲之处，他爱憎分明，宋江入狱时他悉心照顾，宋江强抢民女时他扬言要杀了他。通过一系列的故事铺排，将一个爱憎分明、明辨是非的李逵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人物形象不再古板、套路化，而是具有了更多的血和肉，更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

人物的生活环境，受教育情况以及生活阅历等都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作者在撰写《水浒传》时通过对现实环境矛盾冲突的描写，使得人物性格表现更加合理化，更加贴近现实，使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都不是单一的性格，他们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性格都具有其独特、多面、复杂的特点。《水浒传》中人物形象塑造打破传统模式，在人物塑造艺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可以按照其身份地位的不同将其归类。例如吴用、李逵等可以将其归类为贫民起义者类。吴用的身份是一个小村子的私塾教书先生，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作者在对其穿着中有描写到“似秀才打扮”，点出了吴用的身份。吴用号称是“智多星”，在贫民起义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做事不够果断，摇摆不定，从而让宋江成为了梁山的当家人，为梁山好汉最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李逵作为典型的农民形象，在对封建社会的斗争过程中表现出了贫苦人民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他是最为彻底的革命起义者，对封建社会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在打杀恶霸时从不心慈手软，对宋江的招安行为坚决反对，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恨不言而喻，他不止一次扬言要造皇帝的反。作者在塑造李逵这一人物形象时，我们看到的不在是表层的东西，不再是李逵性格的鲁莽，而是透过一件件事情传达出的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李逵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他虽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却是一个是非分明，忠肝义胆的人物。作者通过对吴用，李逵等贫苦人民形象的塑造，传达出当时社会底层贫苦人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境况，使读者对当时的社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为了与贫苦人民形象作对比，《水浒传》中还刻画了另一类人物形象，那就是下层官吏形象。《水浒传》中的下层官吏主要有两种，即文官和武官。文职官吏的典型人物是宋江，他专门负责文书处理方面的工作。与文职官吏相比，在《水浒传》中出现的武职官吏相对较多一些，如武松、林冲等等。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他们的生活状况却与贫民没有多大的差距，他们也被现实所迫，最后走进梁山走上反抗封建统治的道路。在《水浒传》中还塑造了另一类官吏形象——贪官污吏，如管营、差拨等，他们滥用职权、仗势欺人，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权钱交易，这已经充分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管理制度正处于崩溃边缘，官官相护欺压百姓是造成百姓造反的根本原因。

《水浒传》中对女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很多，其中还都是女性反面形象的塑造，如潘金莲、潘巧云等，人们对他们的评价褒贬不一。《水浒传》对女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更加丰富，通过对女人物形象的刻画，突显出当时社会女人的生活状态以及社会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情节

《水浒传》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描写武松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

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

《水浒传》的情节生动曲折，大小事件都写得腾挪跌宕，引人入胜。有一些段落，集中了很多人物、精彩的场面，如“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而每一组的情节又往往是人物的性格发展史，如“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情节，使人不期然想起武松。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传》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结构

《水浒传》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语言

施耐庵在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充分发挥人物语言和描述语言的个性功效，通过恰当地使用鲜明、特色的语言使人物形象生动、突出。例如，鲁达在野猪林救了林冲，一路护送到沧州，在与林冲分别时，取了些银子与林冲和两个差人，并警告差人：“你两个撮鸟，本是路上砍了你两个头，看在我兄弟面上，饶仔两个鸟命。如今没多路了，休生歹心。”两个差官连连说：“再怎敢，都是太尉差遣。”接了银子，要待分手。鲁智深又道：“你两个撮鸟的头，硬似这松树么？”鲁智深抡起禅杖，把松树只一下，打得树木二寸深痕，齐齐折了。从鲁智深的语言不难看出其粗犷、率直、洒脱的性格特点。鲁智深内在的豪强、彪悍、粗野的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再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节，写店小二不放金老走时，“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两个当面门牙。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鲁智深是个急性子，打人都急，没说两句就“大怒”，不由分说就打来。“揸开五指”如见其伸出大手，往小二脸上打去。“只一掌”，清脆响亮之声，响于耳际。“再复一拳”，是一掌不足以解恨。店小二的狼狈相活现于眼前。作者用幽默、俏皮的语言塑造了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的丑态，令读者发笑，令世人生厌。作者在描述用语和人物语言上彰显了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

魔幻色彩

《水浒传》用了大量魔幻神奇的题材，不仅给文章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还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例如《水浒传》有诸多的能人异士，如张天师、罗真人、公孙胜等人，他们身怀奇术，能在水、陆、空的立体环境中根据不同的情境需要施行不同的法术。满含神秘诡异力量的法术穿插于文中，给文章增添了神秘性和趣味性。在当朝皇帝昏庸，奸臣当权，社会贪腐黑暗的现实情况下，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注定起义终会是失败的。但因了文中诸多魔幻神秘的因素，无论人或事，成功和失败的原因皆可归为“天意”、“天数”“天命”“气数”，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因果早已注定。文章在魔幻神秘的传说中，透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色彩。

《水浒传》对招安的描写曾经对某些义军的领袖产生过影响，如张献忠在谷城受抚，就表示“戮力王室，效宋江水浒故事耳”（《纪事略》）。但比较起来，《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积极影响还是主要的。一批批义军将《水浒传》作为起义的教科书，从中汲取力量，高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就可以看到梁山英雄对于造反者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水浒英雄的口号已被广泛地写在农民军的义旗之上，许多义军首领袭用了《水浒传》的人名或诨号，成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的一种奇观。后来清代义军打着《水浒传》旗号的也屡见不鲜，太平天国、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无不受到《水浒传》的影响。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但它比之《三国演义》，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水浒传》在明代时被列入“四大奇书”。近现代以来，又成为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文风、构思和理念，都对后世的中国乃至东亚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水浒传》在十六世纪已传入朝鲜，除中国原刻以外，还出现了朝鲜坊刻本、抄本和翻译本。《水浒传》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当时的朝鲜学者，对文言比较熟悉，而对白话文不太精通，朝鲜显宗十年（1669年）特为读《水浒传》而出版了《水浒传语录》。日本于1757年出版了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全译本。法国于1850年出版《水浒传》摘译本，1978年出版百二十回的全译本。《水浒传》已有英、法、德、日、俄、拉丁、意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泰国等十多种文字的数十种译本，《水浒传》在海外广泛流传并得到了高度评价。

续书

对《水浒传》来说，小说从明代以来经由评论到删改、增添，由删改、增添再到删改、续写的递嬗变化，到清代已发展到尽头，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版本。像其他小说一样继之而起的也是续作现象，而且续写《水浒传》的热潮方兴未艾，从清初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水浒传》的续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之丰富复杂，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这些续书要么以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为底本，要么以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为依据，加以续作。1997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水浒系列小说集成”，或称作“水浒传大系”，除本传外，共收集到14种，即明末清初金圣叹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清初陈忱的《水浒后传》、清初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晚清俞万春的《结水浒传》（又名《荡寇志》）、民国时期程善之的《残水浒》、民国姜鸿飞的《水浒中传》、民国刘盛亚的《水浒外传》、民国张恨水的《水浒别传》、清末西冷冬青的《新水浒》、清末陆土谔的《新水浒》、民国张恨水的《水浒新传》、民国嘉鱼的《戏续水浒新传》、民国冷佛的《续水浒传》、民国梅寄鹤的《古本水浒传》。从内容上看，这些续作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继承本传忠义精神，梁山未死英雄继续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或梁山英魂转世、再次揭竿而起的豪情之作。有陈忱的《水浒后传》、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姜鸿飞的《水浒中传》、梅寄鹤的《古本水浒传》、张恨水的《水浒新传》。

二是丑化梁山英雄互相猜忌、互相残杀的强盗之作。有俞万春的《结水浒传》、程善之的《残水浒》、冷佛的《续水浒传》。

三是借水浒英雄表达作者对清末社会改革的设想，颇具荒诞性。有西冷冬青、陆士谔同名小说《新水浒》。

其他重要小说，例如《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派生演变出来的。

其他

《水浒传》对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学艺术样式也有显著影响。明清传奇剧中，李开先的《宝剑记》、陈与郊的《灵宝刀》、沈璩的《义侠记》、许自昌的《水浒记》等等，这类取材于《水浒传》的作品约有三十余种。而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曲艺、绘画等作品也数不胜数。

影视作品

现代文学家鲁迅：“‘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名誉教授夏志清

美国作家赛珍珠：（《水浒传》是）“中国生活伟大的社会文献”。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这部13世纪的“流浪汉体小说”并不比17世纪西班牙同类的小说逊色，而在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它们。如它完全没有说教，有时情节的展开像史诗般的广阔（有围困城堡和城市的场面），以及对超自然的和魔幻方面的描写能令人信服。最后的这个特点使这部小说和所有这一类小说中最古老、最优秀的作品——阿普列乌斯的《金驴》相接近。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水浒传》）“记录了那个遥远年代人的基本生存状态”。

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价，早年他认为《水浒传》是“农民造反起义失败的例子”，“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晚年他认为《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水浒传》的版本，有所谓繁本和简本之分。一般认为有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的一百回本可能是《水浒传》的祖本，特别是明嘉靖年间的百回本，在艺术上有了较多的加工，这就是所谓繁本。后来万历年间，有人又在征方腊、平西辽之间增加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情节增加而文字压缩，遂成所谓简本。天启、崇祯间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本，除增饰征田虎、王庆故事外，其余部分主要根据嘉靖本，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水浒全传》，属于繁本。据说还有一种一百一十五回、一百一十四回的本子，只存故事，所谓“游词闲韵”一概删削，当然是简本，流传极少。当前市面上出售的《水浒传》，印刷单位很多，版式装帧也不同，但都是繁本，一百回的题名《水浒传》，一百二十回的题名《水浒全传》。

《水浒传》版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学者金圣叹作序的七十回本。本来金圣叹是“腰斩”《水浒传》，从一百回本中取前七十回，到“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删去诗词韵语，加上自己评语，结尾添上卢俊义的噩梦，以一百单八将被一网打尽结束。

《水浒传》曾经被翻译成英、法、德、意大利、俄、匈牙利、捷克、波兰、朝鲜、越南、日本及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受到了外国读者的喜爱。不过，《水浒传》在各国的译名是不同的。

美国在1933年翻译的《水浒传》，是最好的《水浒传》译本，但它的译名却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译本是由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布克夫人，她的中国名字叫赛珍珠。

意大利把《水浒传》的译名弄成《佛牙记》，翻译的是其中花和尚鲁智深（俗名鲁达）的故事。后来，德国人又把《佛牙记》翻译成了德文，译名成了《鲁达上山始末记》。

德国还翻译了《水浒传》中杨雄和潘巧云的故事，译名是《圣洁的寺院》。而《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德国人则译成了《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实妇人的故事》。

德国人还翻译了《水浒传》中晁盖、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译名有两个：《黄泥冈的袭击》《强盗们设置的圈套》。英国翻译了《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译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

七十回《水浒传》最早的译本是德国和法国翻译的，德国的译名是《强盗与士兵》，法国的译名是《中国的勇士们》。而传说中最蛊惑人心的译名，则是《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施耐庵，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本名彦端，祖籍一说是兴化白驹（今江苏大丰），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其人博古通今，才华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无不精通，35岁曾中进士，后弃官归里，闭门著书，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一起进行《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终写成《水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