璠不揆，窃尝好事，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粤若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癸巳。伦次于序，品藻各冠篇额。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

在《序》中，殷璠回顾了自梁至唐的诗歌发展道路，他把自梁以来二百多年的诗歌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以为自萧梁至武德，中间包括陈隋两代，都是“尤增藻饰”，只重视词采的华丽；唐开国以后，也仍然沿着齐梁的老路走，一直到贞观末，才开始有了转机。高宗、武后共有六十多年，殷璠称之为“标格渐高”，大约因为这个时期有了四杰和陈子昂，已经不完全是亦步亦趋的按照前朝的式样作诗了。接下去，是睿宗景云时期，殷璠认为是“颇通远调”，当时，沈、宋和李峤、杜审言已经建立了律诗的格式，张说、张九龄、贺知章已显露新貌，及至孟浩然、王翰等扬名之后，盛唐之音已在形成之中，故有“远调”之说。这是殷璠对《文选》以后、玄宗之前一段时期诗歌发展的简单的概括，也是符合诗歌发展实际的。开元、天宝之际，是唐诗繁荣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音律和体裁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殷璠真正要编选以使之流传后代的正是开元十五年以后的诗歌。《序》中说：

“开元十五年以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人，翕然尊古，有周风雅，再阐今日。”

在这段话里，接触到了几个问题，一是盛唐诗歌的声律风骨是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起成熟的。这时盛唐时代的主要诗人李白、王维都已二十七岁，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崔颢等也届壮年，在诗坛崭露头角。他们的出现，以新气派、新诗风，使唐诗展现了新的气象。

其次，殷璠把盛唐之音的形成原因归之于玄宗的爱好与影响。这自然有些把问题简单化了。一代诗风的形成，绝不会仅仅决定于帝王的好恶，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探讨以及创作实践的结果，它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帝王的艺术倾向及其由此产生的号召与提倡，对艺术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玄宗即位之初，确如殷璠所说，“恶华好朴，去伪从真”，并从政令上对华丽的文风施加了批评和限制。在所下诏令中曾说：“我国家效古质，断浮艳，礼乐诗书，是宏文德。绮丽珠翠，深革弊风。必使情见于词，不用言浮于行。”（《玄宗禁策判不切事宜诏》）。又因为“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敕令改变考试内容（《玄宗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这些诏令既然事关士大夫的科举前程，自然对革除浮艳诗风产生了相当的作用。

此外，在这段序文里，殷璠还把“风骨”视作盛唐之音的基本特征。不言而喻，这也是《河岳英灵集》选诗的重要标准。但是只简单举出“风骨”二字；毕竟太笼统了，他深恐未来读者对此发生误会，因而在《集论》中又作了一番具体的阐述：

“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惑。”（《集论》）

选者在“叙”和“集论”里论述了诗歌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认为“伶伦造律”，“为文章之本”；“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所以诗人“不可不知音律”；但又不可“专事拘忌”，流为“矫饰”。他批判了齐、梁以来诗歌“理则不足，言常有馀；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不良倾向，指出唐代诗歌正是在纠正上述诗风中“去伪从真”，逐步向前发展，到了开元中期“声律风骨始备”。殷璠评诗注重“风骨”和“兴象”。他选录的标准是“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由于有比较正确的观点作为指导，通过选诗以标举其论诗宗旨，书中所选，虽因当时的条件限制，不可能搜罗得很全面，但这个时期的一些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崔国辅、祖咏、储光羲、常建等人的优秀诗篇都能入选，基本上反映了盛唐诗歌的面貌。书中没有选及杜诗，可能由于杜甫蜚声诗坛，较迟于上列诸家，当时还没有篇什广为流传的缘故。

书中略仿南朝钟嵘《诗品》，对入选各家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作简括的评论，其中有不少精辟之见为后人所称述。这种把评和选结合起来，在体例上实属创举，为后来许多评选本诗文集的漤觞，但由于此书自序说“分为上下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也都著录为2卷，而明代毛晋、清代何焯都曾有手校抄本为2卷本，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今本3卷是后人“推测其意似以三卷分上中下三品”，并非编者原意（孙毓修《河岳英灵集校文》引黄丕烈说）。

《河岳英灵集》有《四部丛刊》影明翻宋本、汲古阁本，通行的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收入《唐人选唐诗(十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