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6-07 20:01
《潇湘图》为设色绢本，纵50厘米，横141.4厘米，画卷以江南的平缓山峦为题材，取平远之景，江上有一轻舟飘来，江边的迎候者纷纷向前。中景坡脚画有大片密林，掩映着儿家农舍；坡脚至江水间有数人拉网捕鱼，生机盎然。全卷由点线交织而成，墨点由浓化淡，以淡点代染，在晴岚问造就出一片片淡薄的烟云，潮湿温润的江南气候油然而出。点景人物用白粉和青、红诸色，凸出绢面，明朗而和谐。
画作无作者款印，明朝董其昌得此图后视为至宝，并根据《宣和画谱》中的记载，定名为董源《潇湘图》。
袁枢自跋曰：“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得于董思白年伯家，原值加四帑焉”。崇祯十六年，王铎在浒墅关袁枢寓所见到此画甚为感慨，并将这一好事跋于卷端。 王觉斯跋云：“袁君收藏如此至宝，葵邱城堕家失，有此数帧不宜郁宜快也。”清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对此也有清晰记载：“盖以袁获此归旋，遭流寇之乱，此卷无恙。思翁（董其昌）殁后，为中州袁伯应所得。伯应名枢，乃思翁年侄（董其昌与袁可立为同年）。崇祯十五年榷浒墅，购诸其家，亦私记于后。”
上有董其昌跋三、袁枢跋一，王铎跋一。有“袁枢私印”（重一）、“袁枢之印”（重一）、“睢阳袁氏家藏图书记”。明“袁枢鉴赏”书画之章、“袁枢印信”、“伯应”等印记。
在远古神话中，由于湘水神话（湘君、湘夫人本是一对配偶神，后演变为舜帝的两位妃子——湘君、湘夫人）、黄帝游于洞庭之野、舜死苍梧之野典故以及历代官员流放南方而产生的流官文化，而使“潇湘意象”逐渐演化为一种具有圣王意向、怀才不遇、谪官远适、高洁清远等观念的一种文化母本，其中隐含的仙学思想、正统观念、政治避难思想、隐逸思想获得了后世的广泛共鸣，成为一种共同的记忆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由于苍梧之地为舜的葬地，舜帝终于苍梧，于是乎三湘大地直至江南一带，成为往古圣贤的垂化之地，后世在某种意义上首先将“潇湘”作为政治理想和终极信仰的最终托付，这是“潇湘”绘画题材得以确立的最为根本的伦理内涵和精神内涵。正因为如此，潇湘是历代文人歌咏图画的主题。人们将原本为远古的湘水之神与历史人物联接起来， “洞庭” “潇湘”带有了可堪被后世理解的最初的人文意义。一旦南方政权建立，潇湘图像所蕴含的正朔观念、正统思想就开始占据主流。六朝时代如此，五代南唐出现的这一题材均是如此。五代时期南唐在江南立国，才出现董源《潇湘图》创作的社会背景，如果没有南唐在江南的立国，正朔、正统观念在金陵的确立，也就很难有董源《潇湘图》的出现。
《潇湘图》这幅水墨山水画给人的感受是平和、恬淡、宁静，具有南派山水画的典型特点。图中山峦连绵，树木丰盛，江河开阔，洲渚交横。南方山水多雨、潮湿、烟雨迷茫的特征被生动地表现出来。画面里的平缓坡岸与葱郁山峦。
《潇湘图》图绘一片湖光山色，山势平缓连绵，大片的水面中沙洲苇渚映带无尽。画面中以水墨间杂淡色，山峦多运用点子皴法，几乎不见线条，以墨点表现远山的植被，塑造出模糊而富有质感的山型轮廓。墨点的疏密浓淡，表现了山石的起伏凹凸。
画家在作水墨渲染时留出些许空白，营造云雾迷蒙之感，山林深蔚，烟水微茫。山水之中又有人物渔舟点缀其间，赋色鲜明，刻画入微，为寂静幽深的山林增添了无限生机。
主要用“披麻皴”和“点子皴”来表现，这是董源的创造。其用色以墨为主，略掺有花青，水分较多，显得湿润而缥缈。图中的人物则用勾线染色来表现，精细而工整。
《潇湘图》以平远取势构图。描摹出江南山水的秀润空灵与淡远清深。根据图中人物的活动，画面可分为左右两部分。右半部主要描绘游船的活动，水面上，一只小船正缓缓向汀岸靠拢。船中一个貌似高官的朱衣人端坐于伞盖之下，身边另有陪侍和舟子数人。岸上一行五人似在迎迓小船，稍远处几个女子正遥遥观望。左半部所表现的是网捕景象，坡岸上几个渔人正撒网捕鱼，另有几个已下到水里，似在水下安网。在这两组人物之外，水面上还有几只小艇，错落点缀于清波之间，自在往还。画卷下端，沙洲苇渚历历可见。而上端的坡岸后，茂林重叠，屋舍隐约可见。其后山势连绵，层峦叠嶂，蔚然深秀。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昔人乃有以画为假山水，而以山水为真画者，何颠倒见也。董源画世如星风，此卷尤奇古荒率。”
明代画家、收藏家张丑：北苑新图师造化，深融豪迈数潇湘。堂堂后进还居上，压倒荆关称墨皇。
从《潇湘图》看，董源的创新发展是多方面的。山的表现除取江南清润幽深的峰峦树石外，还采用了独特的皴法。安岐《墨缘汇观》说：“世传董源画多作麻皮皴，惟此二卷俱用点子皴法。”山势自卷首而起，花青运墨勾皴，渐至层峦叠嶂，愈深愈远。为了表现透视深度，山峦上的小土丘自近至远，由大渐小，由疏渐密，墨点也有疏密浓淡的变化，斑斑驳驳，显出密密杂杂的远树势态。在用墨彩渲染时又在山凹得当处留出了云霭雾气，造成迷漾淡远之感。
近处的林木用同样的点子来画，但点子形势所赋予的形象却变全树为茂叶。这里的林木排列，远近高下参差有致，林中隐约露出渔村茅舍，透着一股烂漫消闲的生活气息。这正是作者向往和体会的意趣。画卷左下角画有一带芦荻，用笔纤巧，墨色沉着，苇秆摇曳，叶梢颤动，使人平添了一丝可居可游的眷恋之情。
明末继董其昌之后递入袁枢（袁可立子）收藏。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袁枢的家乡河南睢州城先后遭受李自成的兵火和河决水灾，袁可立尚书府第藏书楼内书画藏书毁于一旦，仅此数帧卷轴往返千里为袁枢辗转至江苏浒墅钞关寓所随身珍藏免遭兵火之灾，得以流传至今。
入清后经卞永誉、安岐收藏，其后入藏于内府，溥仪出宫时带到长春，抗日战争后流散于民间。
1952年经张大千自香港捐卖给中国政府。
1959年文化部文物局拨故宫博物院收藏。
2008年5月，《潇湘图》在故宫武英殿书画馆进行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中展出。
2011年4月2日至6月14日，《潇湘图》在故宫武英殿展出。
董源（？—962年），五代时南唐画家，源，一作元，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人，南唐中主时任北苑使。《宣和画谱》中记载董源作品甚多，但传世寥寥。传董源山水有“水墨”和“青绿”两类，今仅见“水墨”一路，多作江南一带山水景色，幽旷平和，得山水之神气，意趣天真，品格高古，开创江南画派特有风格。后世巨然继承董源衣钵，与之并称“董巨”。其藏品经明代董其昌、袁枢收藏者多。
董源存世真迹极少，国内仅有三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袁枢是收藏董（源）、巨（然）作品的集大成者，历来为藏家所推重。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四幅名画多归袁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