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55。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伯中国，遂诛其身56。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57，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58。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59，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60，施德厚，终与之穷达61，无爱于士62，则桀之犬可使吠尧63，跖之客可使刺由64，何况因万乘之权65，假圣王之资乎66！然则荆轲湛七族67，要离燔妻子68，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69。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70，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71。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72，只怨结而不见德；有人先游73，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74。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75，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76，怀龙逢、比干之意77，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78。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79，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80。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81，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82；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83，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84。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85，驰域外之议86，独观乎昭旷之道也87。今人主沉谄谀之辞，牵帷廧之制88，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89，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90。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91，底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92。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93；邑号朝歌，墨子回车94。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95，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96，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97，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98！

臣子听说忠心不会得不到报答，诚实不会遭到怀疑，臣子曾经以为是这样，却只不过是空话罢了。从前荆轲仰慕燕太子丹的义气，以至感动上天出现了白虹横贯太阳的景象，太子丹却不放心他；卫先生为秦国策划趁长平之胜灭赵的计划，上天呈现太白星进入昴宿的吉相，秦昭王却怀疑他。精诚使天地出现了变异，忠信却得不到两位主子的理解，难道不可悲吗？现在臣子尽忠竭诚，说出全部见解希望你了解，大王左右的人却不明白，结果使我遭到狱吏的审讯，被世人怀疑。这是让荆轲、卫先生重生，而燕太子丹、秦昭王仍然不觉悟啊。希望大王深思明察。

从前卞和献宝，楚王砍掉他的脚；李斯尽忠，秦二世处他以极刑。因此箕子装疯，接舆隐居，是怕遭受这类祸害啊。希望大王看清卞和、李斯的本心，置楚王、秦二世的偏听于脑后，不要使臣子被箕子、接舆笑话。臣子听得比干被开膛破心，伍子胥死后被裹在马皮囊里扔进钱塘江，臣子原先不相信，今天才清楚了。希望大王深思明察，稍加怜惜。

俗话说：“有相处到老还是陌生的，也有停车交谈一见如故的。”为什么？关键在于理解和不理解啊。所以樊於期从秦国逃到燕国，用自己的头交给荆轲来帮助太子丹的事业；王奢离开齐国投奔魏国，亲上城楼自杀来退齐军以保存魏国。王奢、樊於期并非对齐、秦陌生而对燕、魏有久远的关系，他们离开前两个国家，为后两个国君效死，是因为行为与志向相合，他们无限地仰慕义气。因此苏秦不被天下各国信任，却为燕国守信而亡；白圭为中山国作战连失六城，到了魏国却能为魏攻取中山国。为什么？确实是因为有了君臣间的相知啊。苏秦做燕相时，有人向燕王说他坏话，燕王按着剑把发怒，用贵重的马肉给苏秦吃。白圭攻取中山国后很显贵，有人向魏文侯说他坏话，魏文侯赐给白圭夜光璧。为什么？两个君主两个臣子，互相敞开心扉、肝胆相照，岂能被不实之辞所改变呢！

所以女子无论美不美，一进了宫都会遭到嫉妒；士无论贤不贤，一入朝廷都会遭到排挤。从前司马喜在宋国受膑刑，后来到中山国做了相；范雎在魏国被打断了肋骨敲折了牙齿，后来到秦国却封为应侯。这两个人，都自信一定会成功的计谋，丢弃拉帮结派的私情，依仗单枪匹马的交往，所以不可避免会受到别人的嫉妒。因此申徒狄自沉雍水漂入黄河，徐衍背负石头跳进大海，他们与世俗不相容，坚持操守而不肯苟且结伙在朝廷里改变君主的主意。所以百里奚在路上讨饭，秦穆公把国政托付给他；宁戚在车下喂牛，齐桓公委任他治国。这两个人，难道是向来在朝廷里做官，靠了左右亲信说好话，然后两位君主才重用他们的吗？心相感应，行动相符合，牢如胶漆，兄弟都不能离间他们，难道众人的嘴就能迷惑他们吗？所以偏听会产生奸邪，独断独行会造成祸患混乱。从前鲁国听信了季孙的坏话赶走了孔子，宋国采用了子冉的诡计囚禁了墨翟。凭孔子、墨翟的口才，还免不了受到谗言谀语的中伤，而鲁、宋两国则陷于危险的境地。为什么？众人的嘴足以使金子熔化，积年累月的诽谤是以使骨骸销蚀啊。秦国任用了戎人由余而称霸于中原，齐国用了越人子臧而威王、宣王两代强盛一时。这两个国家难道受俗见的束缚，被世人所牵制，为奇邪偏颇的不实之辞所左右吗？听各种意见，看各个方面，为当时留下一个明智的榜样。所以心意相合就是胡人越人也可以视为兄弟，由余、子臧就是例子；心意不合就是亲骨肉也可以成为仇敌，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例子。现在人主要是真能采取齐国、秦国的明智立场，置宋国、鲁国的偏听偏信于脑后，那么五霸将难以相比，三王也是容易做到的啊。

因此圣明的君王能够省悟，抛弃子之那种“忠心”，不喜欢田常那种“贤能”，像周武王那样封赏比干的后人，为遭纣王残害的孕妇修墓，所以功业才覆盖天下。为什么？行善的愿望从不以为够了。晋文公亲近往日的仇人，终于称霸于诸侯；齐桓公任用过去的敌对者，从而成就一匡天下的霸业。为什么？慈善仁爱情意恳切，确确实实放在心上，是不能用虚假的言辞来替代的。

至于秦国采用商鞅的变法，东边削弱韩、魏，顿时强盛于天下，结果却把商鞅五马分尸了。越王采用大夫种的策略，征服了强劲的吴国而称霸于中原，最后却逼迫大夫种自杀了。因此孙叔敖三次从楚国离开相位也不后悔，於陵子仲推辞掉三公的聘任去为人浇灌菜园。当今的君主真要能够去掉骄傲之心，怀着令人愿意报效的诚意，坦露心胸，现出真情，披肝沥胆，厚施恩德，始终与人同甘苦，待人无所吝惜，那么夏桀的狗也可叫它冲着尧狂吠，盗跖的部下也可以叫他去行刺许由，何况凭着君主的权势，借着圣王的地位呢！这样，那么荆轲灭七族，要离烧死妻子儿女，难道还值得对大王细说吗？

臣子听说明月珠、夜光璧，在路上暗中投掷给人，人们没有不按着剑柄斜看的。为什么？是因为无缘无故来到面前。弯木头、老树桩，屈曲得怪模怪样，倒能够成为君主的用具，是靠了君主身边的人先给它粉饰一番。所以无依无靠来到面前，即使献出随侯珠、和氏璧，也只能遭忌结怨而不会受到好报；有人先说好话，那枯木朽枝也会立下功勋而令人难忘。当今天下平民出身、家境贫穷的士人，即使胸中藏着尧、舜的方略，拥有伊尹、管仲的辩才，怀着关龙逢、比干的忠诚，可是从来没有老树桩子那种粉饰，虽然尽心竭力，想要向当世的君主打开一片忠贞之心，那么君主一定要重蹈按着剑柄斜看的覆辙了。这就使平民出身的士人连枯木朽株的待遇也得不到。

因此圣明的君主统治世俗，要有主见像独自在转盘上制造陶器一样，而不被讨好奉承的话牵着鼻子走，不因众说纷纭而改变主张。因为秦始皇听信了中庶子蒙嘉的话，所以相信了荆轲，而暗藏的匕首终于出现了；周文王出猎于泾水渭水之间，得到吕尚同车而回，从而取得了天下。秦轻信左右而灭亡，周任用素不相识的人而成王。为什么？因为文王能跨越卷舌聱牙的羌族语言，使不受任何局限的议论发表，自看到光明正大的道理。当今君主陷在阿谀奉承的包围之中，受到妃妾近侍的牵制，使思想不受陈规拘束的人才与牛马同槽，这就是鲍焦所以愤世嫉俗的原因。

臣子听说穿戴着华美服饰进入朝廷的人不用私心去玷污节操，修身立名的人不为私利去败坏行止。所以里闾以胜母为名，曾子就不肯进入；都邑以朝歌为名，墨子就回车而行。现在要使天下有远大气度的人才受到威重的权势的囚禁，受到尊位显贵的胁迫，转过脸去自坏操行，来侍奉进谗阿谀的小人，而求得亲近君主的机会，那么，士人只有隐伏老死在山洞草泽之中罢了，哪会有竭尽忠信投奔君主的人呢！

邹阳是西汉前期的辞赋家，早年在吴王刘濞手下任职。汉景帝时，吴王蓄谋反叛朝廷，他上书以谏，劝诫吴王勿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不见用，乃改投梁孝王门下。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同母弟，有嗣位之意，母亲窦太后也希望景帝能将帝位传给孝王，但是西汉的帝位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所以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邹阳虽在孝王门下，亦力争以为不可。于是孝王旧臣羊胜、公孙诡乘隙进谗。孝王怒，将其系于狱中，欲杀之。这封上书便是他在狱中所写。

从结构看，全文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言明自己以忠信蒙冤，请求孝王察释。在以“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开端后，便引用正反事例予以说明。荆轲为燕太子刺秦王，卫先生为秦策画灭赵之精诚已达“变天地”的程度，却仍得不到二主理解之事，是从反面证明“虚语”之故；箕子佯狂、接舆隐居的逃世之行，是从正面证明“虚语”之故。作者之意，并非要否定忠信，而是“愿大王孰（熟）察”己之“尽忠竭诚”之心。“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一句，便点明了本意。于此，作者再以比干因上谏纣王而被开膛剖心、伍子胥因劝阻夫差而被抛尸江中两个古代因忠信而蒙冤之事例，加一层复勒，以求进一步引起大王的深思明察。

第二部分提出士贵相知，不当以新进而有疑的观点。作者先从“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的谚语，引出“知与不知”的话题。由于相知，所以樊於期从秦国逃到燕国，用自已的头颅帮助太子丹报秦王之仇；由于相知，所以王奢由齐国投奔魏国，亲上城楼自刎以退齐军而保魏。就交往时间而言，樊於期于秦、王奢于齐，都要相对比燕与魏长得多，他们之能够离开秦、齐二国而为燕、魏两君效死，完全是因为行为与志向相合。同样，苏秦失信于诸国而独为燕国所信赖，白圭为中山国作战连失六城而却为魏国攻取了中山，亦在于相知。作者指出，苏秦在燕、白圭在魏，并非没有遭到谗毁之言，但燕、魏二主却不因谗言而有所改变，反予以赐赏，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这段论述，引出了刺谗本意。

第三部分承上文作转，就人主不当信谗发议。作者指出，嫉妒往往于才士尤甚，如中山相司马喜以前在宋国时被割去膝盖骨，秦应侯范雎以前在魏国时被打得肋断齿脱，其原因即在于他们“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殷之申徒狄自沉雍河、周之徐衍负石跳海，也就是为国家利益而不肯与世俗苟合。至此，作者将笔锋转向人主身上：才士之行如此，那么人主当如何待之呢？他通过秦穆公任乞食者百里奚为宰相、齐桓公举饲牛者宁戚为大夫两个事例，说明了人主于不党之士，当“感于心，合于行”，信之不惑，以至“昆弟不能离”。接着，作者又作进一步的阐发，以鲁国国君听信季孙的坏话赶走了孔子、宋国国君采用子罕的诡计囚禁了墨子，结果二国因此而危急，以及秦国任用了戎人由余遂称霸中国、齐国任用了越人子臧而强盛一时的正反事例，说明偏听独任则失、公听并观则明的道理。

第四部分指出人主有欲善之心，出于至诚，士未有不为之用者。作者认为，人主欲成就大事，不仅要不信谗言、远离阴谋者，还得“欲善无厌”。晋文公之能“强霸诸侯”，齐桓公之能“一匡天下”，在于人主“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以至仇敌亦为所用；商鞅使秦强盛于天下而终被车裂，文种使越称霸于中原而卒至诛身，在于人主未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故孙叔敖三去宰相之位而毫无悔色，陈仲子宁辞三公之聘去为人灌园。作者因此下结论说：人主用士，须披露心腹，坦现真情，肝胆相照，同甘共苦，无所吝惜。只有如此推诚，士必会如荆轲、要离一样义无反顾、为己所用。

最后一部分直接针对本事，阐明人君待士为左右人牵制之弊。作者指出，近者易亲，近者易疏乃是常理，正如无故将明月珠、夜光璧投人，人们必会按剑斜视，而弯木头、老树桩经过粉饰，倒能成为国宝。士之进退，亦常有此种情况，致使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虽怀大オ，因无“左右先为之容”，无法尽忠于当世之君。由此作者亮出了自己的主张：“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于卑乱之语，不夺于众多之口。”在以秦始皇听信宠臣之言而差点亡身、周文王任用偶遇之士而成就王业作例证后，便转入对孝王接士为左右人所牵制的正面指责：“今人主沈于谄谀之辞，牵于帷裳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结尾处再转到士人身上，指明士之立身，品地高绝，若由左右而进，必不肯，从而表明了自己的坚贞节操，并以“忠信”二字照应篇首。

据史载，梁孝王读了此信后，立即释放了邹阳，并把他敬为上客。历来人们一直予此文极高的评价，其艺术特色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文章气盛语壮，邹阳这封上书乃是希望求得自脱，但他并没有通常人在这种处境中的哀求乞怜之状，而是理直气壮、激昂慷慨地陈述人主沉谄谀则危、任忠信则兴的道理。他不仅借古喻今，暗责梁孝王之“偏听”、“惑于众口”、“牵于卑乱之语”，也正面直刺，指出梁孝王已沉陷在逢迎奉承的包围圈里，受到近侍妃妾的牵制，致使那些不受羁缚的才识高超之士与牛马同槽。作者遣词用意虽颇有些“不逊”（司马迁《邹阳列传赞》），然所言全是至理，故反为孝王器重。所以《史记》称邹阳“抗直不挠”，《汉书》称邹阳“慷慨不苟合”，此文气骨挺然、不迎合媚上之特征，无疑是其人品的直接反映。

其次是比物连类，梁孝王听信了谗言而将邹阳系于狱中，要打动他，仅靠说大道理定必难以见效。因此作者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反复申说，从而使文章极有力度，颇有战国游说之风。如第三段在阐述人主须“不惑于众口”时，便援引了大量史实，正说反说，横说竖说，将事理说得透彻畅尽。第一层从女子无论美丑如何，一入后宫都会遭到妒忌；士人无论才能怎样，一进朝廷都将遭到排挤的现象，指出嫉妒乃是人之常情。第二层先引战国时代司马喜、范睢两个事例，说明才士因不肯党同，故遭嫉妒尤甚；再引殷周时代申徒狄、徐衍两个事例，说明才土之立身，与其苟合，毋宁跳江蹈海。第三层顺转，以百里奚、宁戚之所遇，指出人主于不党之士当信之不惑。第四层再从人主角度阐述“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与“公听并观，垂名当世” ，先是反说，以鲁逐孔子、宋囚墨翟为例，说明惑于谗则国危；后是正说，以秦用由余、齐任子臧为例，说明不惑则国强。至此，作者还感意犹未尽，再添朱、象、管、蔡四例，说明有更惨于孔、墨者。行文真是千翻百转，如九级浮图，层层复叠，愈出愈高；如万里黄河，滚滚不竭，终归大海。在此等文字面前，梁孝王之有感于邹阳提出的“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最后是以赋为文，一般说来，用古过多不免伤气，议论过多不免伤格，而此文则不觉有此弊，其原因在于作者以赋手为文章。文章句式大致整齐，且多偶俪，故读来朗朗上口，不觉其累，且又在行文衔接处，多用“是以”“何则”“故”“至夫”“臣闻”等词转折，因而似连而断，似断而连，形成了一笔呵成之势。

南朝梁刘勰：“枚乘之《七发》，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文心雕龙·才略》）

南宋真德秀：“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寖迻于偶丽，盖其病也。然其论馋毁之祸，至痛切，可以为世诫。”（《文章正宗》卷十一）

明代茅坤：“邹阳《书》亦只言断简而辞旨不属，特多呜咽涕泣，故能开梁王之襟，而卒以自脱耳！然要之非所以自讼也。”（《汉书评林》卷五十一）

明代徐中行：“邹阳《书》前实后虚，韩非《说难》前虚后实，此缀文之妙，所以冠绝古今。”（《汉书评林》卷五十一）

明代孙月峰：“想如泉涌，若肆笔出之，而神采飞动，词章炳蔚，悲叹愤激，语兼讽刺，使人读之，千百遍不厌，卓为千古奇作，只一意而重复说，味态无穷，古无此体，是创体，比物连类，颇似骚赋。”（《评注照明文选》卷九）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此书词多偶俪，意多重复，盖情至窘迫，呜咽涕泣，故反复引喻，不能自已耳。其间段落虽多，其实不过五大段文字，每一援引一结束，即以‘是以’字、‘故’字接下。断而不断，一气呵成。”（《古文观止》卷六）

清代过珙：“向读太史公赞，谓阳辞虽不逊，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予正病其比物连类未免用事太多。然其论馋毁之祸，为最为痛切。学者但取其长，未可以少疵短之也。”（《古文评注全集》卷三）

清代浦起龙：“只反覆谗蔽之旨，不落一乞怜语，高绝。邹、枚以赋手为文章，似连而断，似断而连，层见复出，色蒨而缕微，其中自具清骨。若王褒、吾丘终童辈，则卑卑矣。”（《古文眉诠》卷三十三）

清代何焯：“己之节不可变，主之听不可偏，只二意，反复言之。”（《评注照明文选》卷九）

清代邵子湘：“激昂感慨，反复辩白，皆杂引古事为证，气激而词腴，别成一种文法。”（《评注照明文选》卷九）

清代李申耆：“迫切之情，出以微婉；呜咽之响，流为激亮。此言情之善者也。”（《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卷四）

晚清吴至父：“此体殆邹生所创，其源出于《风》《骚》。隶事至多，而以俊气举之，后人无继之者，由是分为骈体矣。”（《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卷四）

清代唐德宜：“其意凄怆，其词瑰玮，其气豪宕，真千古奇作。虽使事太多，间有重复，然急迫中求动人之主，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为冗。史公美其比物连类，诚然。大约亦微似赋体耳。”（《古文翼》卷八）

邹阳（生卒年不详），西汉散文家，齐人。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门客，以文辩名于世。七国之乱时，邹阳上书谏止，吴王不听，因此与枚乘、严忌等人离开吴国，去了梁国，成为梁孝王的门客。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后被诬陷入狱，险被处死。他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明自己的一片忠心。梁孝王见书大悦，立命释放，并尊为上客。邹阳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