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新咏》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题徐陵撰，但是《陈书·徐陵传》却未著录此书。加之现存诸版本所收徐陵诗，作者均题作“徐孝穆”，如果《玉台新咏》确为徐陵所编，似不应称字。因此有人怀疑《玉台新咏》非徐陵所著。但是，《艺文类聚》卷五五也题此书为徐陵所编。《隋书·经籍志》与《艺文类聚》均成于初唐，尤其是《艺文类聚》的编者欧阳询是陈代官员欧阳纥之子。欧阳纥于陈宣帝太建二年（570）因叛陈被杀，欧阳询“以年幼免”（《陈书·欧阳纥传》），此时距陈代灭亡还有19年的时间。而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徐陵死时，欧阳询已经是青少年。这时的徐陵，官位文名均显赫一时，可见欧阳询对于徐陵的情况是不会弄错的。因此，《玉台新咏》为徐陵所编当是信而有据的。

《玉台新咏》是继《文选》之后诞生于南朝的又一部文学总集。“玉台”一名的取义，旧说以为比喻女子的贞洁，但从徐陵序文里“周王璧台之上，汉帝金屋之中”看，它的语意应本于《穆天子传》，是指“后庭”。所谓《玉台新咏》，是说这是一部供给后庭歌咏的新诗集。此书大约成书于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至大同元年（535）之间，也就是梁简文帝萧纲即位之前。另有中大通三年（531）、中大通六年（534）、大同八年（542）、太清二年（548）等说。其编选目的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以备讽览”说，唐人李康成持此说，认为此书的编选目的是为劝谏君王。二、“张大宫体”说，据刘肃《大唐新语》所载：“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三、“殆有微意”说，见于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二。四、“愉悦宫闱”说，徐陵在序中说：“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巧用散在鸿都，不藉篇章，无由披览”，宫闱寂寞，为了让那些“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的贵族妇女歌咏或写作时参考，“于是然脂瞑写，弄笔晨书”，遂成《玉台新咏》十卷。比较各家之说，并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分析，《玉台新咏》的编选目的似以徐陵自己的说法较为可信。

卷一所收皆汉代五言诗，几乎都是优秀作品。例如，《古诗八首》中的《上山采蘼芜》写一个弃妇的哀怨，揭露了封建社会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她们被压迫的卑贱地位。《古乐府诗六首》中的《陌上桑》生动地展现了封建官僚荒淫无耻的面目，塑造了一个坚贞美丽、不畏强暴、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秦罗敷。《相逢行》揭露了当时富贵人家奢侈享受的腐朽生活。《艳歌行》是描写游子怀乡的作品。《白头吟》写一个女子对负心男子表示痛心的决绝，指责那男子只看重金钱，而不看重爱情。《行行重行行》倾吐女子内心唯恐“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的深深忧虑。辛延年的《羽林郎》歌咏一个胡姬拒绝金吾子的调戏和引诱，表现了她的反抗强暴的精神和坚贞不屈的品格。托名班婕妤的《怨歌行》以扇比喻女子，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不幸命运。秦嘉的《赠妇诗三首》是描写顾恋惆怅、真挚感人的佳作。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以修筑长城的戍卒和他的妻子对话的形式，表现了沉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抒发了人们期盼战争和徭役早日结束的呼声，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雀东南飞》（书中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三百五十多句，一千七百余字，是中国古代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它详细叙述了汉末庐江小吏焦仲卿和妻子刘兰芝，因受封建礼教的压迫致死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歌颂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和忠于爱情的美好心灵，具有强烈的思想意义。

卷二所收都是魏和西晋的五言诗。其中曹植《七哀诗》写闺怨，可能是作者寄托自己在政治上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南国有佳人》以佳人不为时俗所重，比喻有才能的人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抱负不能施展，寄托了诗人鲜明而又强烈的爱憎。《美女篇》以美女比君子，用美女盛年不嫁的遭遇隐喻贤士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愤懑。《种葛篇》抒写思妇因时伤春、睹物思人，对“昔为同池鱼，今若商与参”的无限伤感。傅玄的《苦相篇》描写了一个下层女子由于封建社会的重男轻女而遭遇的悲苦命运。从出生之时起，女子与男子的命运就截然不同，女子薄命卑陋，男子却神气威风。女子出嫁后在夫家必须谨小慎微，即便是对夫家的婢妾，也要像对待客人一样殷勤周到。然而不管女子如何贤良，负心的丈夫最后还是不念旧情，轻易地抛弃了她。张华《情诗五首·其五》写丈夫在外思念家中妻子，最后四句用“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作喻，表明爱过方知情浓，只有亲身经历过离别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思念的痛苦。潘岳《悼亡诗二首》，写诗人对亡妻的悼念之情，真挚动人。左思的《娇女诗》写诗人自己的两个小女儿惠芳和纨素天真烂漫，真实传神。

卷三所收为西晋至南朝宋的五言诗，卷四所收为南朝宋至齐的五言诗。西晋初年以来，模拟古代作品的风气盛行，因此这两卷收入了一些拟古之作，如陆机的《拟古七首》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这类作品佳作较少，但仍不失古意。例如卷一收有《青青河畔草》，此首拟作甚多，这两卷收有陆机、刘铄、鲍令晖等人的拟作。原作是写一个思妇的心理活动，形象鲜明而生动，刻画直率而自然。陆机、刘铄、鲍令晖等人的拟作，因袭旧作，敷衍成章，常有堆砌板滞的毛病，缺乏鲜明的个性特点。不过，这些拟作虽然表现同一内容，却写得比较含蓄，以华丽的外表，隐藏放滥的内容。这两卷还收入了一些香艳的诗歌，如杨方的《合欢诗五首》的第一、二首，写夫妇之间的感情缠绵悱恻。至于丘巨源《听邻妓诗》、谢朓《夜听妓》、施荣泰《杂诗》之类，已近宫体。在这两卷中值得注意的是张协的《杂诗》，写凉秋之夜一个女子怀念远行在外的丈夫。内容是写闺情，但并不香艳，其语言锤炼，描写生动，饶有余味。

卷五、六所收皆齐梁之五言诗。齐梁诗歌多讲求声律对偶，绮丽浮艳。这两卷香艳之作增多，但是也有比较好的作品，例如江淹的《古离别》、柳恽的《捣衣诗》《江南曲》、吴均的《赠杜容成》等。《江南曲》是一首闺怨诗，写一个女子想念异乡为客的丈夫，语言活泼，风格清丽，富有情趣。《捣衣诗》中的名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写景如绘，在当时确实不可多得。

卷七所收皆梁代帝王的五言诗，卷八所收皆梁代臣子之诗。这两卷所收基本上是宫体诗，即宫廷中产生的艳情诗。宫体诗的内容大都是女性，有的写她们晨妆、夜思、观画的心情，有的写她们睡眠的姿态，有的写她们所用的物品，如衣领、绣鞋、枕席、衾帐、宝镜、金钗等。在宫体诗的作者中，梁简文帝萧纲是有代表性的，此书收入他的诗合计七十六首。入选诗之多，数他第一。他的诗作如《倡妇怨情》《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戏赠丽人》《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美人晨妆》《美人观画》等，都是典型的宫体诗。萧衍、萧纶、萧绎、萧纪都有类似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荒淫的生活。

卷九所收是从汉至南朝梁的七言诗（内有四言诗一首，六言诗二首）。虽有少量宫体，但颇多佳作，如歌辞《东飞伯劳歌》《河中之水歌》、张衡《四愁诗》、曹丕《燕歌行二首》、鲍照《行路难》等。张衡《四愁诗》看来虽是情诗，实际上用的是“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以泰山喻君王，梁父喻小人，美人喻君子，金错刀喻仁义，表现了自己效力国君，想实现远大抱负而为小人谗害，理想难以实现的忧伤和苦闷，深刻揭露了小人当道、国君昏庸的黑暗现实。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一》写一个女子思念远方做客的丈夫，情致委婉，声韵美妙。鲍照《行路难》写人世间的种种忧患，表现了诗人愤懑不平的感情。诗歌所表达的感情十分奔放，风格也很瑰丽。原作十八首，此书选入四首，其中三首与妇女有关：“中庭五株桃”写阳春季节，一个独居的女子怀念外出的丈夫；“锉蘖染黄丝”写一个年老色衰的弃妇的倾诉：“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索寞与先异。还君金钗玳瑁簪，不忍见之益愁思。”表现了一个弃妇的悲哀，凄楚动人。“璇闺玉墀上椒阁”写一个富贵人家女子“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追求自由的爱情生活。唯独“奉君金卮之美酒”一首与妇女无关，它写时光易逝，希望排遣忧愁，及时行乐。

卷十所收都是从汉至南朝梁的五言二韵小诗，即古绝句。这种小诗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魏晋时代，作品少而且质量不高。南朝宋的谢灵运、鲍照等人都有这类作品，但是数量仍然很少，只是在艺术技巧上略有进步。到了齐梁时代，由于受到南朝民歌和沈约等人声律说的影响，五言二韵的小诗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谢朓的《玉阶怨》写宫女夜缝罗衣，思念亲人，充满了哀怨的感情。《王孙游》开头两句写绿草如丝、杂树生花的大好春光，正是在这样洋溢着生机的春天里，一个女子思念远行未归的丈夫，有“恐美人之迟暮”的思想。《同王主簿有所思》写丈夫耽误归期，使这个女子再也不能安心纺织了。她在静静的月夜里，徘徊陌上，焦急地盼望亲人的归来。可是夜深了，行人渐渐稀少了，仍不见伊人的身影。这三首小诗同是抒写女子思念亲人的感情，而写法不同，表现细致，颇有唐人绝句的风味。又如鲍令晖的《浔阳乐》以莲藕作喻，颂扬了男女间忠贞的爱情，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纯洁爱情生活的向往。

此书是一部专门选录“艳歌”的通代诗选。所谓“艳歌”，其中心的意义自与萧纲所倡的“宫体诗”有直接的联系，故此书所收颇不乏以描摹女性姿态，表现男欢女爱为主题的诗作。但“艳歌”的含义，在此书的编者看来还可以赋予更加宽泛的内涵，具体地说，凡是诗语涉及女性，甚而以女性为喻的诗作，只要是“往世名篇，当今巧制”，也同样可被视为出色的“艳诗”收入此书。所以像表现东汉焦仲卿、刘兰芝夫妇凄婉爱情故事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即见录于卷一，汉时童谣歌（“城中好高髻”），汉桓帝时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以及晋时童谣（“邺中女子莫千妖”）等又先后登载于卷一与卷九；而像张衡《四愁诗》那样本是以美人喻君子的隐喻性作品，也同样不顾其寓意而取录进来。这样做的结果，是客观上突破了本来比较狭隘的“宫体”范围，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现实生活众生相。

此书编纂于《文选》之后，从其选人选诗方面，又可以明显看出其中蕴含有一种与《文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讲究文质彬彬的选文标准十分不同的文学主张。同样是选诗，在《文选》中受到重视的诗人，到此书中往往无足轻重。例如谢灵运诗《文选》所录多至四十二首，而此书仅收一题《东阳溪中赠答二首》，且此二首皆为《文选》不录者。陶渊明诗《文选》录八首，此书仅选一首；郭璞诗《文选》录七首，此书一首也未选。相反地，在《文选》中并不受重视甚至受到轻视的诗人，到此书则颇受青睐。像沈约、鲍照、傅玄三家，《文选》分别录其诗十三、九、一首，此书即依次多达三十七、十七、十六首。而究其之所以与《文选》大相径庭，根源可能即在于此书的编纂指导人萧纲不喜欢“了无篇什之美”的强调自然澹泊的山水玄言诗，而更重视与正统儒学诗教观有相当距离的“吟咏情性”的纯美之作（《与湘东王书》）。为了追求“情性”，编选者不惜走向极端，以最能直白地表露“情性”的艳情诗为选录中心。

此书主要是从入乐的角度收录作品，所以所收作品在声韵对偶、用典方面较之《文选》就更为讲求。如卷九所收的作品大都是乐府诗，本来是入乐歌唱的，这种情形在南朝时或许还如此，只是其曲调唱法今已失传，所以详细情形不得而知。在这些乐府体诗歌中，以《行路难》《白纻曲》的拟作最多，其次还有《乌栖曲》《燕歌行》等，另外《四愁诗》也值得注意。如果用一句话来贯穿这些作品的感情基调的话，应当就是其共同表达了一种阻隔的忧伤。卷十收录的均为五言绝句，其中既有乐府曲调，也有文人作品。这些诗歌清丽活泼。四句小绝本是吴楚民歌，其声调柔媚，情辞灵动，与北方民歌风格迥异。东晋南迁之后，北方士人侨居江南，深为此地的言语歌曲所吸引。不仅吴侬软语为人喜爱，吴地的民歌也因此深受士人钟情，效仿吴歌写诗的风气便由此逐渐兴盛起来。东晋文人效仿民歌的作品，以孙绰的《情人碧玉歌》和王献之《桃叶歌》及桃叶《答王团扇歌》为代表。这些诗歌都是对唱体，有着民歌典型的形式特征，同时其内容与风格也有着浓郁的民歌气息。

在编辑体例上，《文选》是“次文之体，各以类聚”，即先按照文体进行分类汇编，然后不同的小类之下再按时间顺序编排诗文。《玉台新咏》则不同，是单体总集，且主题集中，展现的是汉代至南梁同题诗歌发展的实绩。卷一皆为汉代作品；卷二均为魏晋作品；卷三均为晋宋作品；卷四均为宋齐作品；卷五、六均为梁代已故诗人诗作；卷七均为梁代帝王之作；卷八均为梁代臣子之作；卷九、十则分别是对汉代至南梁七言诗、五言诗的汇编，也体现出了鲜明的时间顺序。由此可见，徐陵是按照时间的线索来选编作品的，表现出的是鲜明的诗史意识。与此同时，此书的编辑体例还显示了编者独到的诗体发展眼光。从诗体形式来说，卷一收录的均是汉代五言二韵诗，即古乐府；卷二至卷六是五言诗；卷七、八则是今体诗（宫体诗）；卷九是七言诗，杂收一首四言诗、两首六言诗；卷十是五言古绝句。这种有意为之的诗体分类，显示了编者深刻的诗体发展意识。

《玉台新咏》一书的原始版本早已亡佚，但是从此书的序中可以看出编者追求华美的书籍设计观。徐陵在此书序中说：“于是丽以金箱，装之宝轴。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高楼红粉，仍定鱼鲁之文；辟恶生香，聊防羽陵之蠹。灵飞太甲，高擅玉函；鸿烈仙方，长推丹枕。至如青牛帐里，余曲未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竟。方当开兹缥帙，散此绦绳，永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丽以金箱，装之宝轴”是说此书用卷轴的装饰、黄金的书箱来进行外在装帧。“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意指由书法家抄写，使得此书的字体呈现出艺术化的特点。这是说此书的编辑字体要求之精美。“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是言此书用纸之华丽，要用出产“河北胶东”的五色花笺纸。“高楼红粉，仍定鱼鲁之文”是说此书在编辑过程中修改错讹之处，要用高楼女子所用的胭脂笔。“辟恶生香，聊防羽陵之蠹”是说此书防止虫蛀要用昂贵的香料。由此可见，编者对此书用纸、字体、编辑修改、外在书籍设计等的要求之高。

从学术的角度看，《玉台新咏》自亦不无缺失。像《古诗十九首》，《文选》《诗品》等旧著均审慎地定为佚名作品，此书却标其中的《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等八首为枚乘之诗（卷一）。其实早在晋代陆机作《拟古诗》十二首时，这八首诗均已在拟作之列，陆机取诗题为“拟古诗”而不题“拟枚乘诗”，正说明它们并非枚乘之作。《玉台新咏》采旧传疑之辞（《文心雕龙》谓“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入书而改为定说，不免失于轻率。

在中国文学史上，汉魏六朝的总集、别集流传下来的很少，许多诗歌都失传了。《玉台新咏》是《诗经》《楚辞》以后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保存了大量的诗歌资料。例如，此书选录了较多的乐府诗，这对保存梁代以前的乐府诗起了一定的作用，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名篇，正是由于此书选录才保存下来的。另外，曹植的《弃妇诗》、庾信的《七夕》，其本集皆失载，也因被选入此书而免于失传，这是十分可贵的。由于《玉台新咏》成书在梁代，当时编者能够见到的古书，后来有许多已经散佚了，所以可以用它来校订其他古籍。如苏伯玉妻《盘中诗》，冯惟讷的《古诗纪》定为汉诗，此书列在晋代。又如古诗《西北有高楼》等九首，《文选》无作者姓名，此书认为出自枚乘。《饮马长城窟行》，《文选》亦无作者姓名，此书归于蔡邕。诸如此类，皆可作为考证一些诗歌年代和作者的参考。

《玉台新咏》专选古代歌咏妇女的诗篇，这种选本在当时是没有前例的，是为专题选本的滥觞。又《文选》不选录生存者的作品，而《玉台新咏》卷五至卷八所选都是当时文士的诗歌，这种做法不同一般，也是比较大胆的。书中所收齐梁时代的一些宫体诗和新体诗，在声律、对偶、用典等方面已经相当成熟，这些对唐诗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陈、隋及唐初的宫体诗盛行，固然是当时君主臣僚腐朽堕落的生活决定的，但《玉台新咏》的流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此书卷九主要是选录七言诗，卷十全部是五言二韵的古绝句，这对后世的七言诗创作和绝句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为研究汉魏六朝的七言诗和古绝句提供了方便。

《玉台新咏》内容上所具有的特点，是魏晋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儒学教化原旨，重视表现人的感情的自然结果。其中透露的与《文选》相反而实相成的编纂宗旨，代表了南朝时代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独特性的独到把握，在总集编选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但因为唐宋两代文学研究中渗入了较多的儒家伦理中心主义观念，《玉台新咏》因其专录“艳歌”，而被漠视以至贬斥。直到明代中叶以后，才又重新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

南宋陈振孙《玉台新咏集后序》：夫诗者，情之发也。征戍之劳苦，室家之怨思，动于中而形于言，先王不能禁也。岂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著之，《东山》《杕杜》之诗是矣。若其他变风化雅，谓“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之类，以此集揆之，语意未大异也。顾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者盖鲜矣。然其间仅合者亦一二焉。其措辞托兴高古，要非后世乐府所能及，自唐《花间集》已不足道，而况近代挟邪之说，号为以笔墨动淫者乎？又自汉魏以来，作者皆在焉，多萧统《文选》所不载，览者可以睹历世文章盛衰之变云。

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徐陵所序《玉台新咏》十卷，皆《文选》所弃余也。六朝人少全集，虽赖此书略见一二，然赏好不出月露，气骨不脱脂粉，雅人庄士，见之废卷。昔坡公笑萧统之陋，以陵观之，愈陋于统。如沈休文《六忆》之类，其亵慢有甚于《香奁》《花间》者，然则自《国风》《楚辞》而后，故当继以《选》诗，不易之论也。

明代胡应麟《诗薮》：六代选诗者，昭明《文选》，孝穆《玉台》，刘勰《雕龙》，钟嵘《诗品》。刘、钟藻骘，妙有精理，而制作不传。孝穆词人，然《玉台》但辑闺房一体，靡所事选。独昭明鉴裁著述，咸有可观。又：严云：《玉台集》陈徐陵序，杂有汉魏六朝之作，今但谓纤艳曰“玉台”，非也。此不熟本书之故。《玉台》所集，于汉魏六朝，无所铨择，凡言情则录之。自余登览宴集，无复一首，通阅当自了然。

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徐陵《玉台新咏》，自汉魏以至梁陈之诗，凡托男女怀思及语涉绮艳者悉录之，非《选》诗比也。故诗中一有佳人、美人等字，更不复遗，此直儿童之见耳。

明代赵均《玉台新咏后序》：昔昭明之撰《文选》，其所具录，采文而间一缘情。孝穆之撰《玉台》，其所应令，咏新而专精取丽。舍此而求，先乎此者，惟尼父之删述耳，将安取宗焉？

清代吴乔《围炉诗话》：冯定远曰：……严沧浪云：“《玉台》，徐陵所集，汉魏六朝诗皆有之。人谓纤丽者为《玉台》体，其实不然。”班按：梁简文在东宫，命徐孝穆撰《玉台集》，其序云：“撰录艳歌，凡为十卷。”则专取艳词明矣。其文止于梁朝，非六朝也。

清代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玉台新咏笺注》：齐云：以上二卷（卷一、二），词皆古意，即有为《文选》所不取，取之，亦妙于存古。此卷（卷三）诗艳体，犹与古调相间。此卷（卷五）艳体已成矣。按：三、四卷是宫体间见，五、六卷是宫体渐成，七卷是君倡宫体于上，诸王同声。此卷（卷八）是臣仿宫体于下，妇人同调。转盼之间，《玉树后庭花》竞歌，而《哀江南》之赋又作矣。卷九、卷十是补遗，然多古趣。又此卷（卷九）是七言，凡拟古歌行格调，半由此起。

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书前八卷为自汉至梁五言诗，第九卷为歌行，第十卷为五言二韵之诗，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

清代许梿《六朝文絜》：是书所录为梁以前诗凡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韵一卷。虽皆绮丽之作，尚不失温柔敦厚之旨，未可概以淫艳斥之。或以为选录多闺阁之诗，则是未睹本书而妄为拟议者矣。

近代黄芸楣《玉台新咏引言》：魏征《隋书·经籍志·集部叙》曰：“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其《文学传叙》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丧，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征之罪简文徐庾，可谓深矣。后之论徐庾者，众口附和，末为洗刷，故或谓《玉台》一书，虽不能药当时淫艳之病，而补过救失之心，未始不足减孝穆靡嫚一代之诟谤。夫文学之演变，实有自然之涂径。萧梁文体之形成，孝穆虽为推之之一人，然非风习所趋，孝穆亦何能为力？以是为孝穆罪，孝穆固不任也。反之而谓此书之动机为出于补过救失，足以见谅于后人，后人或谅孝穆，孝穆亦不必自谅也。

《玉台新咏》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敦煌石室发现的唐写本残卷（伯二五〇三号），残存五十一行，前后尚有残字七行，书题已佚，内容为此书卷二末张华《情诗》第五篇至石崇《王明君辞》诸诗，有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本。全本现存刊刻年代较早的，均为明本，以五云溪馆铜活字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本），嘉靖十九年（1540）郑玄抚续辑五卷合刻本，崇祯六年（1633）赵均刻本等较知名，但诸本次第、篇数均已不同程度受到窜乱而失真。此外还有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张世美刻本，万历七年（1579）茅元祯刻本，天启二年（1622）沈逢春刻本以及汲古阁刻本等。一般认为相对较接近原书面貌的，是赵均刻本，该本据云以南宋嘉定八年（1215）陈玉父刊本为底本重刊，有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四库全书》所收《玉台新咏》，亦以赵均本为底本。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吴冠文、谈蓓芳、章培恒的《玉台新咏汇校》。

在版本研究方面，当首推《玉台新咏考异》。此书广泛参考了清前众多版本，详加考订，比勘异同，纠正了宋明以来诸本许多错误，在《玉台新咏》校勘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书收入《四库全书》中，题名纪容舒。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纪昀《玉台新咏校正》稿本，与《玉台新咏考异》相较，除序文略有差异外，其余全同。此书有多种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影印出版。

此书的注释本，以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的《玉台新咏笺注》最为流行。此本把每卷中明人滥增的作品退归每卷之末，注明“以下诸诗，宋刻不收”，颇为后人称道。中华书局1985年校点排印出版。此书的外文译本，则有日本铃木虎雄译解、岩波书店1953至1956年版，内田泉之助译、明治书院1974至1975年版两种日文本，以及由Anne M. Birrell译、1982年出版于伦敦的英文本《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An anthology of early Chinese love poetry， translated with annota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有关此书的工具书，则有日本小尾郊一、高志真夫合编的《玉台新咏索引》（东京山本书店，1976年）。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梁文臣徐摛之子。普通四年（523）晋安王萧纲为平西将军、宁蛮校尉，徐摛、徐陵父子皆入王府参其事。中大通三年（531）萧纲被立为皇太子，徐陵又充选东宫学士。已而迁镇西湘东王萧绎中记室参军。太清二年（548），以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此后经侯景寇乱南方、北齐代东魏诸事，迁延被羁，滞留北方多年。至承圣三年（554）西魏克梁都江陵并杀梁元帝萧绎，次年，北齐乘机立原被俘的梁贞阳侯萧渊明为梁帝，派兵遣送南归，徐陵方得随还故国。绍泰二年（556）复出使北齐。入陈，由尚书左丞、吏部尚书，官至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其间官方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出其手，史因有“一代文宗”之誉。尤长作典丽之诗及骈文，其诗与庾信之作并为世人称道，号“徐庾体”。著作多散佚，今存《徐孝穆集》十卷，乃后人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