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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斗争，作为一个重点，因为这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大变革时代的斗争。经济基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必然会在上层建筑方面引起激烈的搏斗。奴隶主是依靠“天命”的神话来进行统治的。奴隶主贵族享有统治地位，是由于“天命”；他们的各种特权，是“天命”规定的。被压迫的奴隶和新兴的地主阶级要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要反“天命”。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孔丘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跳出来搞翻案，搞复辟。他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把“天命”思想改装为一个先验的道德规范“仁”，建立起一套唯心论的思想体系。他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要奴隶们和地主阶级克制自己的欲望，去服从反动奴隶主的旧礼制、旧秩序。因此“克己复礼”就成为孔丘用来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他鼓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要把被打倒的奴隶主贵族请出来，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复辟奴隶主贵族的反动专政。

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商鞅和韩非都提出要废除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度，打破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他们要打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奴隶主阶级的“礼治”，主张“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法治”。他们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用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荀况用唯物论的观点反对唯心论的“天命”论。他阐发了人能征服自然的光辉的人定胜天思想。在他看来，社会是不断前进的，是一代胜过一代。他反对儒家“今不如昔”的倒退历史观，对“法先王”的反动口号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儒法两家都很重视文化教育领域内的斗争。在奴隶制国家中，文化教育完全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垄断局面逐步被打破。少正卯就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聚徒讲学，宣传反对奴隶制的言论，要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人材。正因为这样，孔丘对少正卯极端仇视，他一当了权，就把少正卯杀掉。孔丘提出了整套反动的教育思想，为以后历代的反动阶级所宣扬，流毒很深。

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总要复辟，地主阶级则要反复辟，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进行了四、五百年。

封建制确立以后，地主阶级从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从革命逐步走向反动，为了维护他们阶级的统治，把原来为他们自己反对过的奴隶主的思想，又拾了起来。汉代的董仲舒用阴阳五行的神学唯心论，把孔丘的“天命”思想，改造得更为“精巧”，更加体系化。他把孔丘为保存奴隶主等级制而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改造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认为这种封建统治秩序是天经地义，绝对不能改变的。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就是为这种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作辩护的理论，所以，这种理论长期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同时，在地主阶级内部也产生了矛盾。人数很少的大地主阶级，不但拥有大量土地财富，而且往往是掌握统治权的，在政治上有最大的特权。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但残酷地镇压农民，而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压迫中、小地主阶级。中、小地主不愿受大地主的压，要求变革。将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哲学上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无神论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法家反对儒家的斗争，主要就是中、小地主和大地主之间的斗争的反映，是要求进步、革新和顽固守旧、倒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宋代王安石变法，就是代表中、小地主反对大地主阶级的斗争。王安石用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大胆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理论上为他的政治主张作辩护。他的变法革新，仅仅是要对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封建特权，加以某些限制，却也遭到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司马光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对王安石实行的变法措施，这也不满，那也反对。朱熹恶毒地咒骂王安石是“肆情反理”、“迷国误朝”，简直是罪大恶极。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动，他们宣扬唯心论的绝对永恒的“理”，就是要论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和他们的封建特权，是万世不变的“天理”。

代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法家人物，有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不会从根本上反对封建制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敢于提出反对封建制度的，是农民。《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阐述了历代农民起义的哲学思想。正是起义农民，提出了“法平等，无有高下”、“等贵贱，均贫富”这样革命的口号，反对地主阶级的种种特权，用农民的“平等”思想反对封建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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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把另一个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上。这个时期，正是我国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当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日益依附帝国主义，执行一条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革命路线；中国人民大众则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政治上的大变革必然带来思想战线上的大搏斗。

那时候，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是广大农民。从鸦片战争开始，广州三元里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高举起革命的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洪秀全借用宗教的外衣宣传农民的平等思想，提出“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以达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当然，在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的情况下，农民的这种平等观，只能是一种空想；但是，它确实表达了广大劳动农民迫切要求推翻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特权压迫的革命要求。

太平天国在政治上要用暴力推翻反动的封建统治，在思想上则坚决批判孔孟之道，清算他们的“妖书邪说”。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叫嚣要“扶持名教，敦叙人伦”。他是封建统治的顽固卫道士，孔孟之道的狂热吹鼓手，又是近代中国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的汉奸卖国贼的祖师爷。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封建顽固派的斗争，在前期，表现为改良派和洋务派的斗争，在后期，表现为革命派和保皇派的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从官僚、地主、商人中逐步地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他们主张维新，要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来了庸俗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要用这些“新学”、“西学”来反对“旧学”、“中学”。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学校，废除封建的科举制度。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认为封建的正统思想——孔孟之道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是决不可以改变的“体”，只是可以将西方的工业技术“用”来作为镇压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正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特权，他们才成了“洋务派”，甘心充当买办洋奴。

资产阶级改良派希望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主张变法而反对革命。因此，戊戌变法以后，革命进一步深入了，他们还停止在原来的地方，逐渐走向反动，成为“遗老”保皇派和“复辟的祖师”（鲁迅：《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在义和团农民革命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他们的代表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封建皇朝，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理论上，他们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学说，主张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代替封建等级特权，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地主阶级专政。但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国际和国内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决不可能真正完成。辛亥革命的结果就是如此。

革命再进一步深入，从五四运动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原来曾经积极参加革命的章太炎，思想还停止在原来的地方，没有随着革命的前进而前进，从尊法反儒的革命派一变而为尊孔读经的守旧派。这再一次说明：每当革命进一步向前深入的时候，总有一些原来参加到革命队伍里面的同路人，由于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对革命不满，发生抵触，以至反对革命。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就是这样吗？大量事实证明，这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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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现实的斗争。正如本书编者在《序言》中所说的：“通过学习和总结哲学史上两军对战的历史经验，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提高我们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注意和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面的阶级斗争。”“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其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用儒家的反动思想来篡改马克思主义，为其复辟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在大造反革命舆论时，可以直接引用儒家的词句，也可以不直接引用儒家的词句。由于孔孟之道被批得越来越臭了，他们在较多的情况下只是宣扬儒家的反动思想，而不再原封不动地采用儒家的词句，甚至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儒家思想装扮一番。学点中国哲学史，认清儒家思想的反动实质，就可以在它化了装的情况下也能识别和批判。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学点哲学史，掌握历史上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比较深刻地认识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与他的反动的思想路线的关系，更有力地进行这场斗争，并在斗争中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

杨国荣（1907-1978） 历史学家。长沙人。上海群治大学毕业，在长沙任中学教员。1937年任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後援会理事，创办《民族呼声》旬刊，次年加入共产党。1941年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出版《孔墨的思想》和《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历任东北大学、桂林师范学院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历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哲学系主任，中山大学党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著作还有《中国古代思想史》、《简明中国哲学史》等。“文革”中曾将中国历史改写成儒法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