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2点闯进了她的房里。开始，她对于连的无礼行为很生气，但当她看到“他两眼充满眼泪”时，便同情起他来。她暗想，如果在10年前能爱上于连该多好。不过，在于连的心里则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他的爱完全是出于一种野心，一种因占有欲而产生的狂热。他那样贫穷，能够得到这么高贵、这么美丽的妇人，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

不久，皇帝驾临维立叶尔，在瑞那夫人的安排下，于连被聘当上了仪仗队队员，使他有在公众面前大出风头的机会。迎驾期间，于连作为陪祭教士参加瞻拜圣骸典礼。之后，他对木尔侯爵的侄子、年轻的安倍主教十分崇敬。心想，安倍主教如此年轻就有显赫的地位，而且倍受女人的青睐，暗下决心“宁愿受宗教的制裁，也要达到令美人羡慕的境界”。瑞那夫人心爱的儿子病危，她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一种惩罚，她陷入了可怕的忏悔里。这时，爱丽沙又把夫人的事暗中告诉了哇列诺先生，他早先曾贪恋瑞那夫人的美色碰了一鼻子灰，便趁机给市长写了一封告密信。但市长担心如果把妻子赶出家门，自己将失去一大笔遗产，而且也有损于自己的名誉，采取“只怀疑而不证实”的办法。但在这座城市里，街谈巷议对瑞那夫人和于连却越来越不利。一次爱丽沙向西朗神父忏悔时，又谈出于连与瑞那夫人的秘密关系。关心于连的神父要他到省城贝尚松神学院进修。告别后的第三天夜里，于连又冒险赶回维立叶尔，与瑞那夫人见面，此时的瑞那夫人由于思念的痛苦，已憔悴得不像人样了。

贝尚松是法国一座古城，城墙高大。初到神学院，那门上的铁十字架，修士的黑色道袍，和他们麻木不仁的面孔都使于连感到恐怖。院长彼拉神父是西郎神父的老相识，因此对于连特别关照。他对于连说：“嘻笑就是虚伪的舞台。”

在321个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平庸的青年，由此于连自信会迅速获得成功。他悄悄对自己说：“在拿破仑统治下，我会是个军曹，在未来的神父当中，我将是个主教。”由于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院长竟让他当新旧约全书课程的辅导教师。

但神学院是个伪善的地方，他很快就堕入了忧郁之中。彼拉院长受到排挤辞职不干了，并介绍于连为木尔侯爵的秘书。彼拉神父专门给他介绍侯爵一家，他说：“你要十分注意，一个像我们这种行业的人，只有靠这些大人先生们才有前途……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如果你得不到人家的尊敬，你的不幸是注定的了。”

侯爵瘦削而矮小，有一对十分灵活的眼睛，头上带有金色假发。他是个极端保皇党人，法国大革命时，他逃亡国外，王朝复辟后，他在朝中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于连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他抄写稿件和公文，侯爵对于连十分满意，派他去管理自己两个省的田庄，还负责自己与贝尚松代理主教福力列之间的诉讼通讯，后又派他到伦敦去搞外交，赠给他一枚十字勋章，这使于连感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于连在贵族社会的熏陶下，很快学会了巴黎上流社会的艺术，成了一个花花公子，甚至在木尔小姐的眼里，他也已脱了外省青年的土气。木尔小姐名叫玛特尔，是一个有金栗色头发，体态匀称，非常秀丽的姑娘，但“这双眼睛透露出一种内心可怕的冷酷”。她读过许多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并被3世纪前一段家史所激动：她的祖先木尔是皇后玛嘉瑞特的情夫，被国王处死后，皇后向刽子手买下了他的头，在深夜里亲自把它埋葬在蒙马特山脚下。她十分崇拜皇后的这种为爱情而敢冒大不韪的精神，她的名字玛特尔就是皇后的爱称。

起初，于连并不爱玛特尔那清高傲慢的性格，但想到“她却能够把社会上的好地位带给她丈夫”时，便热烈地追求起她来。玛特尔也知道于连出身低微，但她怀着一种“我敢于恋爱一个社会地位离我那样遥远的人，已算是伟大和勇敢了”的浪漫主义感情，因此，她在花园里主动挽着于连的胳膊，还主动给他写信宣布爱情。为了考验于连的胆量，她要于连在明亮的月光下用梯子爬到她的房间去。于连照样做了，当晚她就委身于他了，过后玛特尔很快就后悔了。　

一次，他们在图书室相遇，她边哭边对于连说：“我恨我委身于第一个来到的人。”于连感到痛苦，他摘下挂在墙上的一把古剑要杀死她，玛特尔一点都不害怕反而骄傲地走到于连面前，她认为于连爱她已经爱到要杀了她的程度，便又与他好起来。夜里于连再次爬进她的房间，她请求于连做她的“主人”，自己将永远做他的奴隶，表示要永远服从他。可是，只要于连稍许表露出爱慕的意思，她又转为愤怒，毫不掩饰地侮辱他，并公开宣布不再爱他。

因为于连的记忆力很好，木尔侯爵让他列席一次保王党人的秘密会议，会上有政府首相、红衣主教、将军。会后，木尔侯爵让于连把记在心里的会议记录冒着生命危险带到国外去。在驿站换马时，差点被敌方杀害，幸好他机警地逃脱了，与外国使节接上了头，然后留在那等回信。在那儿他遇到俄国柯哈莎夫王子，他是个情场老手，于连便把自己的爱情苦恼讲给他听，他建议于连假装去追求另一个女性，以达到降伏玛特尔的目的，并把自己的五十三封情书交给她，“把这些信转抄一份寄给你所选定的女性，这个女性必须是瞧你不起的对方的熟人。”

于连回到巴黎后，将这些情书一封封寄给元帅夫人，元帅夫人受了感动，给于连回信，玛特尔再也忍耐不住了，跪倒在于连的脚下，求他爱她，于连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看呀！这个骄傲的女人，居然躺在我的脚下了！”。不久，玛特尔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写信告诉父亲，要他原谅于连，并成全他们的婚事。侯爵在爱女坚持下，一再让步。先是给了他们一份田产，准备让他们结婚后搬到田庄去住。随后，又给于连寄去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授予贵族称号。

于连在骠骑兵驻地穿上军官制服，陶醉在个人野心满足的快乐中，“由于恩宠，刚刚才做了二天的中尉，他已经在盘算好至迟有像过去的大将军一样，在三十岁上，就能做到司令，那么到二十三岁，就应该在中尉以上。他只想到他的荣誉和他的儿子。”这时，他突然收到了玛特尔寄来的急信。信中说：一切都完了。于连急忙回去，原来瑞那夫人给木尔侯爵写信揭露了他们原先的关系。这时恼羞成怒的于连立即跳上去维拉叶尔的马车，买了一支手枪，随即赶到教堂，向正在祷告的瑞那夫人连发两枪，夫人当场中枪倒地。于连因开枪杀人被捕了。

入狱后，他头脑冷静下来，对自己行为感到悔恨和耻辱。他意识到野心已经破灭，但死对他并不可怕。瑞那夫人受了枪伤并没有死。稍愈后，她买通狱吏，免得于连受虐待。于连知道后痛哭流涕。玛特尔也从巴黎赶来探监，为营救于连四处奔走，于连对此并不感动，只觉得愤怒。公审的时候，于连当众宣称他不祈求任何人的恩赐，他说：“我决不是被我的同阶级的人审判，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结果法庭宣布于连犯了蓄谋杀人罪，判处死刑。瑞那夫人不顾一切前去探监。

于连这才知道，她给侯爵的那封信，是由听她忏悔的教士起草并强迫她写的。于连和瑞那夫人彼此饶恕了，他拒绝上诉，也拒绝做临终祷告，以示对封建贵族阶级专制的抗议。在一个晴和的日子里，于连走上了断头台。玛特尔买下了他的头颅，按照她敬仰的玛嘉瑞特皇后的方式，亲自埋葬了自己情人的头颅。至于瑞那夫人，在于连死后的第三天，抱吻着她的儿子，也离开了人间。

《红与黑》这部小说的故事据悉是采自1828年2月29日《法院新闻》所登载一个死刑案件。在拿破仑帝国时代，红与黑代表着“军队”与“教会”，是有野心的法国青年发展的两个渠道（一说是轮盘上的红色与黑色）。

司汤达创作《红与黑》时，拿破仑领导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已经失败，他想用自己的笔去完成拿破仑未竟的事业。他要通过《红与黑》再现拿破仑的伟大，鞭挞复辟王朝的黑暗。为此作者以“红与黑”象征其作品的创作背景：“红”是象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血和革命；而“黑”则意指僧袍，象征教会势力猖獗的封建复辟王朝。

于连

于连出身木匠家庭，地位低下，常受人歧视，即使在家里也经常受到父亲和哥哥的打骂。但由于他从小就跟随一位外科医生，在他那里，于连学到很多知识，表现出自己的聪明智慧，同时受到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影响，确立了自己的平民反抗意识与平等意识。而他生活的年代却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这是一个一切都由地位和财富决定的年代，因此社会地位低下的他决心出人头地，跻身上流社会。可以说他是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者的典型。

于连形象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他的矛盾性，是典型的圆形人物，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既反映了法国当时同阶级的人物的共性，又带有自己鲜明生动的个性。他的性格复杂、矛盾，有一切人共有的两面性，体现人性的光辉，但有一个性格轴心即确立自我，可谓是具有典型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效果。他的性格呈现出四组矛盾的方面，体现人的内心深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特征，具有丰富多彩的生命内涵。而这个形象也有其真实性，代表了法国及全人类的特征，含有深刻的历史意蕴。

有些读者会感到奇怪，为何于连拒绝辩护上诉，主动赴死。实际上，当时于连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向他所仇视的那个阶级和他所抱定决心加以反抗的社会屈膝投降，乞求和接受它的恩赦。这样他在肉体上虽然能够得生，但在精神上却将宣告死亡。另外，就是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把对人生的挑战坚持到底。这样，于连就必须挺身赴死。

于连选择了死亡。正是对于死的自主选择，充分体现了司汤达所塑造的这个叛逆性格的完整性。

从表面上看，于连蔑视当时法国社会的一切道德规范。但他所践踏的，却是在那个腐败社会中，人们仅仅挂在口头上、谁也没有意愿真正遵守的虚伪的道德信条。于连是一个大胆的说谎者，但这是因为欺骗和谎言已经成为那个腐败社会中人人借以谋生的手段。他公然宣称自利是人的本性，但那些高官显贵们正是在“为社会服务，为公众献身”的招牌下，为自己及家族肆无忌惮地谋取私利。

德·瑞那夫人

德·瑞那夫人十六岁就嫁给了庸俗猥琐的德·瑞那先生，每当她向丈夫诉说冷暖病痛时，她丈夫总以粗鲁的笑声作为回答，因为在他看来“女人这个机器，老是有东西需要修补。”这种态度常使夫人感到憎恨。于连的出现唤醒了德·瑞那夫人心底的情爱的本能。于连俊秀的外貌吸引着她，于连的知识、温柔打动着她，心中充满了少女般的狂热的情感。在她眼里没有世俗的出身、门第、血统，她眼中的于连“又高贵又傲慢的心灵里有着迷人心魂的光辉”，终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感，投入热恋中。她忽而担心于连不爱自己；忽而为宗教观念所束缚，怀疑自己的行为；忽而又想收买身边的女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永远保持这份属于自己的天地。

玛特尔

玛特尔小姐有着高贵的社会地位，性格上单纯、热烈、反叛。玛特尔对生活的追求更多地表现出执着和义无反顾。她的压力不是来自于自已的偷情，而是社会地位的悬殊。尽管于连出身低微，但她喜欢于连的傲慢，平民青年的才干、机敏、野心，以及他身上流露出的不可抑制的丹东精神，捣毁了玛特尔小姐的傲慢心理。玛特尔小姐久困于上流社会，名和利对她已没有吸引力，于连的出现使她感到欣喜，她希望得到的是畅饮生活畅饮爱情。因此在她身上没有有意的阿谀奉承，违心的溜须拍马，在爱情追求过程中没有恐惧和担心，有的是兴奋、热情、快乐。玛特尔对生活爱情的追求和渴望是一个人人性的正常要求，无论是父母的反对还是教会的检举揭发信，都不能改变她的执着。甚至愿意抛弃自己的贵族地位、金钱，与于连私奔。玛特尔以其特有的固执、傲慢坚持自己的追求。

小说对于连双重人格、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的描写，客观上也揭露了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残酷现实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青年一代的腐蚀和摧残。

小说的副标题名为“1830年纪事”，实际上读者也可以由此而深刻地了解“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和现实状况。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作者用它长期以来对复辟王朝时期生活的观察，联系当时的实际，注入他对社会矛盾的认识，使《红与黑》成为一部反映复辟时期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作品中的“红”代表了穿红色军服的士兵，“黑”代表了穿黑色衣服的教士，这是当时社会中的青年人出人头地的两条捷径，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社会特征。作品对社会的种种罪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同时，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尤其强调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也使这部作品成为典范。

《红与黑》虽然写的是主人公于连一生奋斗的过程和其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把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题材作为结构小说横纵经纬的重要因素，并使之成为主人公活动的典型社会环境和依据，因而充分显示了它的现实主义艺术方向。小说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法国19世纪30年代的社会现实。小说中写到了拿破仑热烈而奔放的时代，新兴资产阶级的日益发展和繁荣，以及法国几十万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渴求自由平等，渴望战争的强烈愿望。小说中也再现了波旁王朝复辟后，耶稣会和修道会独揽大权，肆虐横行，以及保王党和反动教会如何沆瀣一气，视人民为敌的残酷现实。更重要的是，小说中还反映了波旁王朝在覆灭前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党企图东山再起的勃勃雄心。

小说描写的于连个人奋斗的悲剧，这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是极为惯见的社会现象。波旁王朝复辟后，许多小资产阶级青年失去了拿破仑时代靠个人天赋晋官加爵的机会。他们去等级森严的巴黎进行个人奋斗，但只有少数人成功了。大多数人却失败了。这就是王朝复辟后整整一代小资产阶级平民的现实遭遇，于连的悲剧也正是这样一出富于时代特征的悲剧。

《红与黑》打破了学院古典主义因循守旧、向中世纪和古希腊古罗马取材的清规戒律，把当代社会现实生活引入小说，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开创了先河。

散文化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试验了一种散文化的叙事风格和结构形式。

首先说散文化叙事风格。所谓散文化叙事风格，在司汤达看来，主要是叙事风格上的自然与质朴，而非修辞学意义上的浮夸与修饰。从《红与黑》的艺术实践上看，无论小说的描写还是叙述，或者人物对话，基本上都体现出这一风格。小说中没有古朴典雅的华丽词组，没有史诗化的壮丽诗句，也没有如浪如潮的浪漫主义式的想象和感情渲染，整部小说都在一种简约质朴的风格中展开的。

为了追求小说风格的散文化，司汤达在小说情节纵向发展过程中，时而切断情节，插入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或作者本人的评论等。这种写法由于横向描写的增加，势必使小说导向散文化。在小说中，于连的心理活动紧随着情节的叙述，每章，甚至每页都有心理描写。至于小说写到于连最后入狱时，心理描写几乎使情节完全陷于停顿。因而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情节的“浓度”，使小说走向散文化。除此之外，司汤达本人也时而以全知全能的视野，时而又充当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出来对小说中的事件或人物发表品头论足的评论。有些评论固然是画龙点睛，具有点题作用，但有些却完全游离于情节。如写到于连参加德，拉莫尔侯爵主持的一次阴谋会议时，作者加上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一段议论，确是多余的。

结构

《红与黑》小说的结构形式是由三个不同的生活、场景构成的：维利也尔小城、贝尚松神学院和巴黎莫尔侯爵府，且三个生活场景又有相对的封闭性和独立性。联接三个生活场景的不是主人公于连性格发展的必然走向，而是于连生活中的偶发性事件，它们纯属于连生活流程中的一个个自然环节。于连身为一个细木匠的儿子，由于西朗神甫发现了他的才华，教给他拉丁文的《圣经》，尔后把他介绍给德·瑞那尔市长做家庭教师，这对于连说来的确是很偶然的。去贝尚松神学院读书，也是西朗神甫力荐。这虽然符合于连做神甫的决心，但小说并未说明于连一定要进神学院，况且他进神学院主要是迫于他与德·瑞那夫人的暧昧关系。至于去德·拉莫尔侯爵府，完全是宗教教派内讧所致。如果从另一方面说，这恰恰是有悖于他做一个神甫的野心。以上说明，《红与黑》的结构形式，不是由主人公性格走向决定的，而是由主人公生活流程中的偶然性因素使然。如果剔了这些因素，《红与黑》的艺术结构便会坍塌，因为三个生活组曲之间，并未由于连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联接在一起。

心理描写

作者描写人物不重肖像、服饰等外部特征而重内心世界，擅长运用剖析方法描写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内心秘密和复杂性格，例如作品中写到“钟声把他惊醒了，如同雄鸡一唱惊醒了圣彼得一样，他明白执行最困难任务的时间已经到了，他一直没有去想他那个无礼的要求，自从把它提出来之后，它是多么令人难堪地遭到拒绝！我已经告诉她我今夜两点钟要到她寝室里去，他一边站起来，一边想，我可能又粗野，又没有经验，完全是一个乡下佬的儿子，德尔维尔夫人对我讲得够清楚了，但至少我不是弱者。”

从以上描写可以看出：作者描写人物心理与描写人物行动结合在一起，做到由表及里，静中有动，表里一致，动静结合，为小说的情节发展作了铺垫，作者以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刻画人物，使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完整和丰满，具有生动性和真实性。

《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中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也是美国作家海明威开列的必读书，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

《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自1830年问世以来，赢得了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特别为年轻人所喜爱。作品所塑造的“少年野心家”于连是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已成为个人奋斗的野心家的代名词。

《红与黑》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法国有专门研究司汤达和《红与黑》的学问——“司汤达学”和“红学”，还有专门研究该书的“司汤达俱乐部”。

司汤达的《红与黑》已显示了20世纪小说的方向，进入这本书中，就会感受到只有第一流的心理小说家才能给予的震撼，因为它带给人们的是更富真实感的精神内涵。——美国教授费迪曼

《红与黑》是我平生最受益的书籍。——法国作家纪德

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的“始祖”。——俄国作家高尔基

小说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灵空间，广泛运用了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挖掘出了于连深层意识的活动，并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是一首“灵魂的哲学诗”。——《外国文学史》

于连在司汤达笔下非常生动，是在各个时代都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英国作家毛姆

孩子读经典文学，起码不会犯错误。《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初中可以读。

——《活着》作者余华

司汤达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也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先驱，在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提倡浪漫主义，反对古典主义，主张文学应“艺术的反映当代生活”，反对因循守旧。他的一生并不长，不到六十年，而且他在文学上起步很晚，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数部长篇，数十个短篇或故事，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游记。

司汤达原名马里-亨利·贝尔（Marie-Henri Beyle），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准确的人物心理分析和凝练的笔法而闻名，是最重要和最早的现实主义实践者之一，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代表作有《红与黑》《阿尔芒斯》 《巴马修道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