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汹涌澎湃，运涛受党派遣南下参加了北伐军。临行前，他与春兰海誓山盟，依依惜别，运涛在北伐军中任见习连长，给家里的第一封信报告了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大好消息。第二封信却告诉家人，他已于1928年4月被捕，被关押在济南监狱。严志和为了探监，卖了二亩宝地，正欲起程，运涛的奶奶得知了孙子被捕的消息，暴病而死。严志和的精神几乎崩溃，一病不起。朱老忠帮助严志和办完了丧事，又陪江涛到济南探监。他们见到了以政治犯身份被判无期徒刑的运涛。运涛告诉他们，他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是被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投入大牢的。此时已是共青团员的江涛决心像哥哥一样，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1929年冬天，中国共产党保定特委贾湘农和江涛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在年关发动群众抗捐抗税，组织农民进行反割头税斗争。按照特委部署，江涛回到锁井镇，发动群众。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严志和、武老拔以及当兵归来的大贵都积极投入到斗争之中。腊月二十五大集那天，按照贾湘农的指示，锁井镇的农民在江涛的带领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张嘉庆带领纠察队担任保卫，朱老忠等人紧紧地护卫着江涛、贾湘农。江涛、大贵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县政府迫于压力，屈服了。反割头税斗争取得了胜利，农民认识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纷纷要求加入农会。朱老忠、严志和、大贵等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入侵中国东三省。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敌寇的暴行激怒了中国人民，保定二师也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学潮斗争。江涛、张嘉庆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二师学潮涉及到全市，13所学校罢课，要求停止剿共，枪口对外。省府宣布解散学校，开除了数十名学生，并派军队包围了学校，形势十分严峻。为了突出敌人的包围，朱老忠、严志和给保二师送来了米面。但敌人提前冲破了学生的防线，血腥镇压了保二师学潮，学生死伤多人，江涛被捕入狱，张嘉庆受伤被关进教会医院。严志和因二儿子又被捕入狱，悲痛欲绝，想跳河自杀。朱老忠鼓励他要挺住，为孩子报仇。

学潮失败的第二天，朱老忠装扮成三轮车夫，从教会医院救出了张嘉庆。

朱老忠

朱老忠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是一个横跨新旧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的优秀品质。

第一，他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时，亲眼目睹了父亲朱老巩被地主冯兰池气得口吐鲜血而死的惨剧，父亲临死前留下的“只要有口气，就要为我报仇”的嘱托，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时刻牢记这血海深仇。“他一想起家乡，心上就像辘轳一样，搅动不安”，“回去！回到家乡去！他拿铜铡铡我三截，也得回去报这份血仇”！返乡之后，耳闻目睹了朱老明被气瞎双眼，严志和负气欲远走他乡，冯兰池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勒索“宝地”等等人间不平之事，进一步激化了他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形成了他嫉恶如仇的反抗精神。

第二，朱老忠具有豪爽仗义、急公好义的性格。朱老忠的这种性格正是作者对劳动人民正直无私、慷慨仗义的精神品质的高度概括。二十多年闯荡江湖的经历，练就了他一身的侠肝义胆。起初，朱老忠乐于助人的品德中更多地包含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比如他初回锁井镇，听说朱老明瞎了双眼并破了产，就立刻去探望，说：“大哥！你甭发愁，好好养病吧，好了再说。有朱老忠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朱老忠穿的就有你穿的。”说着，掏出十块血汗钱，往炕上一扔，咣啷一响，又说：“看看，够治眼病吗？”这一言一语很有传统文化中仗义疏财的江湖好汉的风采。当江涛无钱上学时，朱老忠卖掉了自己心爱的小牛犊资助江涛；运涛被捕入狱，老奶奶情急之下辞别人世，朱老忠主动帮助严志和料理丧事，并代替严志和步行到济南探监，而且还承担起了他们全家生活的担子。这一切，都表现出朱老忠的古道热肠、慷慨无私。但这种江湖义气在后来的斗争中，尤其在找到中国共产党之后，逐渐升华为一种阶级的情感与责任，这时他表现出的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以服从阶级利益为天职的高度觉悟，如帮助欲寻短见的严志和树立起坚定的信念，在保定二师学潮中冒着危险为学生送食品，营救被困学生等举动，就不仅仅是出于江湖义气。

第三，有勇有谋、既坚且韧的斗争精神。朱老忠避祸闯关东，颠沛流离二十五载，在长白山挖过参，在黑河里打过渔，在海兰泡淘过.....漂泊流离的生活不仅磨炼了朱老忠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同时也增长了他的才干和见识。所以，他虽然时刻想为父报仇，但却未像他父亲那样赤膊上阵，“出水才见两腿泥”的口头禅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回到锁井镇后，地主冯兰池不断的寻衅滋事，但朱老忠始终按兵不动，即使当冯兰池唆使人把大贵绑了壮丁，他仍然泰然处之，因为他认识到父亲朱老巩式的赤膊上阵、朱老明式的打官司告状都不可能扳倒冯兰池。他订下了“一文一武”的长远复仇计划，让江涛去读书，大贵去从军，抱定“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的心理。这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进步，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要想在与地主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就必须有“印把子”“枪杆子”，只凭一时之勇是于事无补的。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后，朱老忠参加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他自觉地把个人的复仇计划与整个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结合在一起，从传统的草莽式英雄成长为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反割头税斗争”中，他冲在最前面；在“保定二师学潮”中，他救出了张嘉庆。

朱老忠的成长道路，是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现代中国农民的必由之路。朱老忠的形象，高度概括了我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历程，在他身上，既有中国农民传统的美德，又闪现着新时代农民的英雄特征。他的生活道路、斗争经历概括了20世纪初期中国农民的历史踪迹。

严志和

严志和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他与朱老忠的英雄形象相互映照，如果说朱老忠是农民群体中优秀分子的代表的话，那么严志和这个形象在中国农民中更具有普遍性。作品主要刻画了严志和内向、勤劳、朴实、善良，但又软弱、狭隘的性格特征。他仇恨地主阶级，状告冯兰池失败，老母亲暴死，被逼卖掉宝地，儿子一个被杀害，一个被逮捕，这一切都激起了他心中反抗的火花。但他又胆小怕事，只求能够忍气吞声地活下去，他的生活信条是：“什么也别扑摸，低着脑袋过日子吧！”生活的不幸使他的心里“像铅块一样，又凉又硬”，他甚至想投河自杀，而在斗争中又不时地表现出软弱动摇。他在朱老忠等人的帮助下，不断摆脱旧的精神负担，使觉悟逐渐提高，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的思想变化过程，集中表现了中国大多数农民在旧社会遭受苦难及逐渐觉醒的过程。

1930年冬天，梁斌虽然不在乡村师范的学生之列，却因为闲置在家而参加了“反割头税运动”。在此之前的1928年夏天，梁斌从蠡县高小毕业，他于战乱中考上了保定的育德中学，但因其母亲重病需要“冲喜”，他不得不放弃学业仓促完婚。“反割头税运动”中，梁斌不仅和同村农民梁老宠一起散发传单，还联合二哥在自家门口安上了杀猪锅，对“反割头税运动”的整个情况都有所亲眼目睹，并据此而写下了小说里的“反割头税运动”。

“反割头税运动”发生以后，梁斌在原高小老师宋勃舟等人的帮助之下，顺利地考上了保定第二师范，并于1931年秋季开始进入保定第二师范求学。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保定二师的广大师生热烈响应中共“抗日救国”的政治号召，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学生运动。血气方刚的梁斌，自然受到了革命氛围的强烈熏陶，积极参加学潮并热衷于阅读进步书籍，主动去接近中共党组织，政治思想得到了很大提高。可惜的是，由于他身体染病，不得不离开保定回家休养，所以也因此而错过了“二师学潮”中最为轰动、最为壮烈的“七六”惨案。

梁斌本人虽然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学潮，但当事人大多都是梁斌的在校同学，“七六”惨案发生后，梁斌又访问了幸存者蒋东禹，从他那里获知了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同学们的无辜遇难和反动当局的凶狠残暴，这一切都使梁斌心灵震撼，难以释怀。因此，“七六”惨案便成为了刺痛梁斌内心的一棵“荆棘”。显然，梁斌选取保定“二师学潮”作为小说《红旗谱》创作的主要情节，是出于他对同学和战友的深切怀念与永恒纪念。

1935年，梁斌创作了短篇小说《夜之交流》，最早反映“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的文字记录，这篇作品虽然艺术技巧尚显不足，但却对后来创作《红旗谱》影响极大，诸如严运涛被捕过堂的故事情节、二师“七六”惨案发生的真实情景、军警洗劫学校图书仪器以及叫卖二师同学血衣的细节，都已被作者在小说中作了十分详尽的描述。

1941年冬，梁斌在新世纪剧社工作时，以一个宋姓老人的人生经历，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由此而塑造了朱老忠这一艺术形象的最初原型。该小说显然要比《夜之交流》丰满，它把时间设置为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高蠡暴动”并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基本上确定了后来《红旗谱》中朱老忠的活动框架。

1943年在边区文联工作时，梁斌又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扩充为中篇（发表在《晋察冀文艺》上时改名为《父亲》），朱老忠形象明显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个中篇里，严知孝这个人物出现了。

此外，五幕话剧《五谷丰登》和短篇小说《抗日人家》，也是围绕这些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它们也从不同侧面强化了《红旗谱》中的人物与事件，共同建构起了《红旗谱》故事情节的主体思路。

1943年以后，梁斌奔波于紧张的战地生活，较长时间内放下了创作，直到1953年，他才重新拿起笔来，全面去构思长篇小说《红旗谱》。为了能够使《红旗谱》具有历史真实感，梁斌不仅为了增加生活体验而南下参加农村土改，而且还多次去拜访当事人和重游革命故地，听到了更多关于“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的民间传说。梁斌写《红旗谱》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几乎没有遇到多大的创作阻碍，洋洋数十万言的文稿短时间内便得以完成。1956年，梁斌信心十足地把书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萧也牧和张羽在仔细阅读之后，发现作品描写革命斗争的主题很好，既符合对新中国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出版宗旨，而小说中的传奇色彩又能够获得广大青年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稿件本身的艺术质量却还远未达到一部红色经典的出版要求。于是，张羽看完初稿后给梁斌回了一封长信，他从“第一读者”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梁斌在张羽和萧也牧的鼓励之下，再次回到河北去拜访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对《红旗谱》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更为严格细致的重大修改。

《红旗谱》所反映的时代正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历史悲剧即将结束，新的觉醒、新的斗争序幕已经拉开的新旧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北伐战争，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九一八”事变，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但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红旗谱》就是在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冀中平原锁井镇朱严两家农民三代人和冯家地主两代人之间尖锐的斗争的描写，谱写了一部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作者把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上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精心描绘了“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惊心动魄的一幕。地主冯兰池为独吞公产，指使人砸钟灭口，农民朱老巩、严老祥为维护四十八村的利益挺身而出，拼死护钟，大闹柳树林。但古钟终于没能逃脱被毁灭的命运，朱老巩气得口吐鲜血而死，严老祥被迫远走他乡，朱老巩十五岁的儿子虎子被逼只身闯荡关东，它为后文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的反抗斗争铺设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二十五年之后，当年的虎子，如今已是人到中年的朱老忠携妻带子重返家乡，由此揭开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矛盾斗争新的一页，小说也进入正文。在小说的正文，作家梁斌描写了运涛南下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运涛入狱，江涛领导反割头税运动，保定二师学潮等情节，把乡村与城市，锁井镇与全中国的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以及农民英勇不屈、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并揭示出农民的斗争如不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洪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只有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才会形成汹涌之势不可阻挡。从而也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

《红旗谱》通过朱严两家三代农民形象的塑造，为读者绘制了一幅感人至深的英雄谱系，艺术地概括了中国近、现代农民的斗争道路。朱老巩、严老祥是小说塑造的第一代农民形象，他们是中国农民传统性格的化身，嫉恶如仇，遇到不平揭竿而起，赤膊上阵。朱老忠、严志和是第二代农民形象，他们是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的一代农民，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父辈身上嫉恶如仇、豪爽仗义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他们具有了比父辈们更高的思想境界。运涛、江涛等是第三代农民形象，在他们身上，既流淌着父辈们反抗精神的血液，又注入了无产阶级崭新的生命因子，并以他们身上新鲜的生命活力去影响父辈们，一经投身革命，便成为坚定不移的革命者。这样看来，作者在序幕中浓墨重彩所描绘的“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故事就不单是为农民朱严两家与地主冯家的世代矛盾作铺垫，作者更倾向于把它作为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反抗斗争及命运的缩影。朱老巩手抡铡刀力护古钟的壮举使他成为一代农民英雄，但又只是一个草莽英雄，他像中国历史上无数揭竿而起的农民一样，虽然惊天动地，但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对于《红旗谱》的情节而言是第一个故事，而对于几千年的农民起义英雄来说是最后一个故事。它形象地说明了即使像朱老巩这样最勇敢的农民，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凭个人的单枪匹马，其结局只能是一幕惨烈的悲剧。所以，当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一经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从此，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全新的斗争，作品所描写的“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学潮”两大内容正是这一全新斗争的深刻表现。

《红旗谱》在艺术上注重民族形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的主题和题材上。《红旗谱》真实描绘了中国北方的农村生活、风土人情，表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持斗争的伟大精神和性格。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朱老明三告冯兰池、脯红鸟事件等所表现出的壮烈情怀、侠肝义胆，鲜明地体现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文化传统。

其次，《红旗谱》的民族风格还表现在用中国古典小说的技法来描绘生活、刻画人物上。小说结构虽然不是章回体，却有意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技巧，每章六七千字，相对独立，又环环相扣。全书围绕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反割头税斗争、保定二师学潮三大主要事件，精心编织了脯红鸟事件、大贵被抓壮丁、江涛上学、济南探监、料理丧事等无数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层次分明，环环相扣。此外，作品还善于以行动、语言刻画人物，如朱老忠的手抡铡刀、严志和的跺跺脚、朱老明的仰天大笑等，无不传神地刻画出人物的个性。人物的语言更能充分而直接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如朱老忠的口头禅“出水才见两腿泥”刻画了他不逞一时之勇、深谋远虑的性格，“咱们什么也别扑摸，低着脑袋过日子吧”正是严志和胆小怕事性格的体现。

最后，作品的民族风格表现在语言的朴实生动、浑厚有力、富于个性化和地域色彩上。作品的叙事简洁流畅，如小说的开头：“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开门见山，又给读者留下悬念。作品在描写朱老忠在保定车站听到严志和说冯兰池还是那样霸道时写道：“心里那个火球，一下子蹿上天灵盖，脸上腾地红起来。闪开襟怀，把茶碗在桌子上一顿。伸手拍拍头顶，倒背手走来走去。”这是从群众语言中提炼出来的，生动，流畅，有力，并洋溢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作者在表现这一切时，又写到了自己家乡的风俗习惯，如杀年猪、过除夕、喝胜利酒等，无不具有冀中平原的地方色彩。

《红旗谱》自1957年出版以来，很快便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当时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将其誉为“全国第一部优秀作品”，茅盾更是把它看作是新中国文学当之无愧的“里程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小说《红旗谱》再版印刷30余次，中国国内外销售量也高达500多万册，同时它还被改编成了话剧、电影、评剧、京剧、电视剧等。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2022年5月，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的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它以断代史的形式，以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诠释中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反压迫与压迫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这样鲜明的主题，不仅使我们看到作者对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命运的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使我们体会到革命战争小说的创作理念和时代背景。

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文学理论家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小说）由此展示了中国农民从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斗争的历史转折，表现了中国农民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觉醒、成长的历史和他们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也完成了以阶级矛盾为主线，以农民为主要同盟军的中国民主革命史的文学建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从民间的角度来解读《红旗谱》，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小说语言风格浑厚朴素，在看似有点自由散漫的叙事中，仿佛是无意地点染、绘织出一幅幅乡间的人情风土画卷。

梁斌（1914—1996年），原名梁维周。1927年加入共青团，后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后来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开始文学创作。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梁斌创作了《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父亲》《千里堤》《抗日人家》《五谷丰登》《爸爸做错了》《血洒卢沟桥》等作品。他的剧本在根据地演出，激励了冀中军民的斗争意识。1953年，梁斌调回河北工作，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致力于创作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在写作，每天写作十几个小时，最后完成了《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