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道宣在世时，《后集》已和初稿融合而不别行了，但卷数仍作三十卷，所以开元十八年(730)智升撰的《开元释教录》中说《后集》十卷已“寻本未获”(见卷八)，事实上，他在卷八中玄奘的传、卷九中那提的传，都是引自本书属于《后集》的部分。

本传根据的资料，如道宣自序所说：“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讐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现在总括起来，所据的资料可以分为三类：

一、著作，如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见卷一《菩提流支传》)、亡名的《僧崖菩萨传》(见卷二十七《僧崖传》)、灵裕的《十德记》(见卷首自序)、侯君素的《旌异记》(见卷二十八《志湛传》)、灌顶的《智者大师别传》(见卷十七《智顗传》)、王劭的《舍利感应记》(见卷二十六《道密传》)、行友的《知己沙门传》(见卷十三《海顺传》、十八《智通传》)、净辩的《感应传》(见卷二十六《净辩传》)、李廓的《众经录》、宝唱的《众经目录》(均见卷一《菩提流支传》)、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见卷一《拘那罗陀传》、十六《信行传》)、彦琮的《众经目录》(见卷一《阇那崛多传》)，及佚名的《草堂法师传》(见卷六《慧约传》)、《观音感应传》(见卷二十五《法力传》)、《益部集异记》(见卷二十七《僧崖传》)等。

二、碑铭，如梁明帝(见卷六《僧迁传》)、陈叔宝(见卷七《法朗传》)、庾信(见卷十六《僧实传》、《僧玮传》)、道安(见卷十六《僧实传》、二十五《慧达传》)、法宣、明则等所撰的碑铭记。

三、作者亲身采访的资料，如功迥(卷十三)、慧頵(卷十四)、慧休(卷十五)、僧达(卷十六)、志超、慧熙(均卷二十)、智首、明瓒(均卷二十二)、智则(卷二十五)等传，其中有的是作者从学的老师，有的是交往的朋友，有的是曾经去访过的遗迹，有的是别人的传述。

在取材上、地域上都相当广泛，又加上长时间的编修增补，才完成这样一部洋洋大观的作品。作者在后记中说：江表陈代，河北高齐，都有许多大德高僧；但是作者去访问时，连他们的名号也不为人所知，更不用说到德行事迹了。作者有鉴于此，所以“仰托周访，务尽搜扬”，“微有操行，可用师模，即须缀笔，更广其类，这也说明他编选的尺度是相当宽泛的。

本传的体例，正如它的题名所示，是继续慧皎《高僧传》的著作，也分为十科，但每科之后有论而无赞，又改《神通》为《感通》，《亡身》为《遗身》，《诵经》为《读诵》，合《经师》、《唱导》为《杂科》，另增《护法》一科。适当地反映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背景。

另外，《梁高僧传》不著录生存的人，本传则把一些当时仍存在而有名望的僧人编写入传，如慧净(卷三)、慧休(卷十五)、法冲(卷二十五)等。又传中录文甚多，如智恺、慧净、洪偃的诗(卷一、三、七)，亡名的《宝人铭》(卷七)、刘孝孙的《诗英华序》(卷三《慧净传》)、真观的《愁赋》(卷三十)，都是文学作品。彦琮的《辩正论》(卷二)，则是有关佛典翻译的重要文献。

本传《译经》凡四卷，记载梁至唐代重要的翻译家，而汉僧占的比例相当大。这意味着中国佛教发展到梁、陈、隋、唐时代，已有了自己能直接从事翻译的专家，并显出佛典翻译文学已进入相当繁荣的时代。

《义解》凡十一卷，其中包括了各宗派的大师，这些人对当时的教派、教义的组织和传播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撰述了大量的作品，包括流传到今天还是佛教里的重要著作。但是在这科中，有一些高僧关于他们参加隋仁寿年中建舍利塔的神异事迹记得太多，这不能说不是一点缺憾。

《习禅》六卷，里面包括了禅宗、天台宗和三阶教的一些开宗人物，是研究这些宗派的建立和学说演进的重要文献。《明律》三卷，其中有许多是四分律宗先驱者的传记。

《护法》二卷，《感通》三卷，《遗身》一卷，《读诵》一卷，《兴福》一卷，《杂科》一卷，其中包括了许多佛教界中的出色人物，如昙无最，菩提流支称他为东土菩萨，并翻译他所作的《大乘义章》为梵文，传之西域，受到彼方学者的敬佩(卷二十三)。《法冲传》中记录了许多有关禅宗初期的史实(卷二十五)，都是值得重视的。

本传著录从南北朝以至唐麟德间高僧凡正传四百八十五人，附见二百十九人，较他初稿增加十分之四以上。

此书著作于初唐全国统一的时代，所以在地域上南北兼收，已弥补了慧皎写作于南朝的时代和地区的欠缺。关于北魏南齐方面，还补充了《梁高僧传》之不足。《慧达传》(卷二十五)则是《梁高僧传》卷十三《慧达传》的续编。僧伽婆罗、僧若在《梁高僧传》中虽曾言及，但都很简略，本传中则立有专传(见卷一、卷五)。此外传中还包含很多极为重要的史料，如梁武帝欲自兼白衣僧正，管理僧众，后因智藏抗议，才停止这一打算(见卷五《智藏传》)。

这是汉族中统治者要把政教权合而为一的特殊记载。又如洪偃为陈文帝接待齐使崔子武(卷七)，道宠为魏收、邢之才之师(卷七)，法雅组织僧军，帮助唐高祖作战(卷二十四《智实传》)，都可以和正史互相参考。

此书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卷十六有《佛陀禅师传》，卷二《菩提流支传》中又附见《佛陀扇多传》，不知此二人实即一人，有卷二十一《慧光传》可证。

阇那崛多、波颇的译经年代，与作者的《大唐内典录》就互不一致，这早已为《开元释教录》所指摘(见卷七、卷八)。

又初稿中著录生存的人，但在后来二十年间陆续增补的年代里，有许多人已去世，则应将他们后来的事迹和去世的年代补充进去，使之成为完整的传文。如《道绰传》中说：“绰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气明爽，宗绍存焉。”(卷二十)这年就是贞观十九年，但道绰即于同年四月间去世，见于迦才的《净土论》。《道绰传》附见的道抚，也于同时去世，见于《佛祖统纪》卷二十七。道宣撰传时，由于交通阻隔，可能当时不知道，但后来也没有增补。

又《慈藏传》说藏于贞观十七年返新罗国，《法苑珠林》卷六十四，则谓藏卒于永徽中，道宣在传文中记载的也不全面，似此情况很多。

又慧重在卷二十六有传，而卷十《僧昙传》中又附见，所记的事迹相同。附见的传当是最初根据某一史料写成，后来又据另一史料写成专传，而未将附见的削去，以致重出复见。这都是作者疏忽的地方。

本传卷十七缺大善、慧照、法咏三传，按大善与慧照都是南岳慧思的弟子，《佛祖统纪》卷九中有关于二人的纪事(慧照作僧照)，可以参阅。卷二十二《道胄传》、《昙逞传》，明本有目无传，丽本亦无此二传，但道胃附见于道亮传末，云“自生上党，僧贯太原”云云。宋本、元本则在《道胄传》目录下注“下文缺后”，《昙逞传》目录下注“下文缺头”，现存的传也是前面六十余字记的是道胄的事，后面则完全记昙逞的事，不过这二篇没有分开，因而混作一传，五代释义楚在显德元年(954)所撰的《释氏六帖》卷十一把道胄，昙逞合为一人，名道逞，即根据本传而致错误。

本传也有后人补入的文字。如卷四《玄奘传》说：“其茔与兄捷公相近，苕然白塔，近烛帝城。寻下别勅，令改葬于樊川。”玄奘改葬是总章二年(669)事，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这时道宣已逝世二年，此语自是后人所补。《开元释教录》卷八玄奘的事迹，就是引用本传的文字，作“至总章元年四月八日，有勅改葬樊川北原”。可见补入的年代是相当早的。

本传的卷数，各藏不一。丽藏本作三十卷(北宋官版藏本同，见《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宋、元藏本作三十一卷，明、清藏本作四十卷。

丽本较宋藏以下各本少传七十一篇。但丽本并非原来的初稿三十卷本，也是已经羼和过的本子，故较初稿要多八十三篇传，并且有所删节，如《明琛传》见于宋本卷二十六，丽本则无此篇。但《明琛传》在本传中应是原来所有，所以《义解》论中有“明琛蛇势，会空屋子”之语，丽本不知是何人所删。

五代时，义楚撰《释氏六帖》，很多篇引用本传，在文字上虽加以节缩，而前后次第则完全照本传的排列。

丽本所少的《习禅》一卷，《感通》一卷，在《释氏六帖》卷十一中都曾引用，而且排列的次序和宋、元藏本完全一样，可见宋、元藏本是根据最早的写本而来。

《开元释教录略出》卷四著录，本传已作三十一卷，宋、元藏本当即是根据唐代入藏本而写刻的。本传在大藏中历来就分成四帙，明、清藏本每帙又重分为十卷，故成四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