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18 10:25
《年鉴》主编 ：该《年鉴》的主编是王扆（yi）昌。在《年鉴》里如不仔细阅读王姓各条目，只是从索引中去寻找“王扆昌”，是找不到的，因为主编先生没有以“王扆昌”的三字入编《年鉴》，用的是“王端”，为什么这样做，不得而知。
1948年，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时局动荡物价飞涨，甚至一天数次涨价，纸张印刷制版无法预算，经费难以筹措，《年鉴》编辑工作多次陷于停顿。在美术界殷切期待之中，编委会中的有识之士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困苦，夜以继日埋头苦干，大著《美术年鉴》在险些难产的情况下诞生了。分为珍藏本、精装本和普及本的中国《美术年鉴》，收录了全国1400余名美术家的传略，包括书法家、国画家、篆刻家、西画家、雕塑家、摄影家、漫画家、工艺美术家等14类美术家，以及他们的800幅书画、雕塑、摄影等作品。书中同时记载了全国各地的美术学校、美术团体以及发表的各种专业论文等，展现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美术大全景。由于种种原因，饱经沧桑的《美术年鉴》已被现代人淡忘，但它对于填补中国近代美术史空白的价值，是不应该被抹杀的。摩挲着这部陈旧的文化巨著，令人平添一分对艺术大师的景仰之情。
“上海美术茶会，成立迄今为时不过数月，近鉴于此工作之重要，爰有《美术年鉴》之编辑。我知是书一出，不特撷采广博，掇拾精详，为艺坛辟一新纪元，而我国多年来之美术运动，亦可藉此得有源流可稽，寖假而与欧美各国艺坛通声息，亦意中事也。”（美术年鉴．颜文梁序摘录）
“年鉴虽然不同于正史，却是断代史料的宝库，留待将来，也就成了宝贵的史籍。倘能每年一部继续不断的出版下去，一部完备的近代史料便逐渐累积起来，这便是年鉴出版事业，在文明国家特别发达的原因。所以当大家谈论到这部年鉴的编印，灯光辉映着熊熊的炉火，深深的体会到参加这部年鉴编纂工作的朋友们的动机，不在出版营利，各人心头却充满了贡献于美术事业的热忱与毅力，仿佛宗教信徒之向往于他们的经传宝典。可是年鉴编印的困难甚多：经营草创，难期完备，此其一；篇幅有限，门类众多，既虑繁杂，又恐遗漏，此其二；作家漫无统计，作品尤难搜求，审选抉择，不易公允，此其三；物价飞腾，纸张印刷，无法预算，经费难筹，此其四：这此都是筹编期间应有的顾虑，也是事实上的问题。……而在这种社会动荡，学术滞退，道德败坏的时期，皇皇巨制的美术年鉴不但弥补了美术界的遗憾，造成了我国近代出版的荣誉，做了学术年鉴，道德年鉴之类的先驱。所以就人类文化史料而言，也更有其不可抹煞的时代意义。”（美术年鉴．王进珊序摘录）
“在眼下动荡不定的局势下，飞黄腾达的物价下，美术茶会毅然决然来办这件事，不仅使美术界感到莫大的兴奋，即全国文化界也不免投以惊奇的一瞥，经济与物质条件的束缚，明知这是一件不易讨好的工作，但是他们竟不顾一切的进行了，他们没有充分的经济预算，事实上也无法预算；没有充分的人力办事，凭少数人的埋头苦干，日以继夜的工作，日坐愁城，张罗款项，处斗室，编写稿件，也许有人讥笑他们是自讨苦吃，但他们所吃的苦，是有意义的。许多老前辈的鼓励，和各地美术家的响应，使他们增加不少勇气，虽然物质上的困难，日益增加，但是他们毕竟排除万难，完成了这艰巨的工作。我对于这本我国第一部出版的美术年鉴，同时想到他们一切困苦过程，真有“热泪盈眶”之感，编者要我作篇序文，就拉杂写点感想，祝贺编者的成功，并对编者的坚苦的精神，表示无限同情。”（美术年鉴．蒋锡颐序摘录）
“上海美术茶会，为胜利后最努力于美术活动者，今拟编辑三十六年美术年鉴，事属创举，困难必多，而茶会干事部诸子，竟不顾一切而为之，毅力殊堪钦佩，若吾人仅附庸于陈腐颓废之艺术，则美术家之本身永无进步，甚或陷社会更堕落于黑暗之境，故今日之治艺术者，应着眼于远者大者，不仅为个人艺术成功而已，年鉴之辑，所以纪以往而励来者，重要可知，茶会诸子，皆青年后起之秀，负此重任，即使未臻理想之完善，而贡献已大，余于是辑实寄予无限厚望焉。”（美术年鉴．汪亚尘序摘录）
“现在在兀臬不安的时局下，在飞黄腾达的物价下，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下，在印刷纸张制版种种困难的条件下，想不到美术茶会却有冲破藩篱，不顾一切的勇气，而来出版在中国破天荒的美术年鉴，这消息不但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惊奇！所以这本美术年鉴不管好不好，总不能不算是奇迹！”（美术年鉴．俞剑华序摘录）
近来，许多读者从报纸上读到了八旬艺术大师袁机先生淡泊名利、隐居深圳长达二十年的动人故事。无独有偶，张大千的弟子、聋哑画家谢伯子先生，二十多岁因入选中国《美术年鉴》而闻名上海美术界，五十年代返回故乡常州后淡出画坛，隐居半个世纪年届70的谢伯子1992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回顾画展，其人其事才重新让世人知晓，演绎出艺坛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