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是一部充满着象征主义的散文诗集，象征主义作为一个自觉的文艺流派运动是从19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让·莫瑞阿斯在《费加罗报》发表《象征主义宣言》时开始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世界范围的现代派文艺运动。散文诗在新诗革命初期就开始有人创作，1918年到1923年，初期白话诗人刘半农，在创作新诗的同时，写了《晓》 《饿》《雨》《静》《墨兰的海洋深处》等散文诗篇；新诗奠基者郭沫若于1920年12月20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用“我的散文诗”为总题，发表了《冬》《她与他》《女尸》《大地的号》四首短小的散文诗作品；在此前后，从1918年到1924年，《新青年》《晨报副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学灯》《觉悟》《语丝》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刘半农、沈颖、周作人、两谛（郑振铎）、沈性仁、张定璜、苏兆龙等人翻泽的屠格涅夫、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有的刊物还专门发表了介绍和讨论散文诗的文章。作者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陆续发表了23篇散文诗，编成《野草》。

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时局动荡不安，军阀混战，段祺瑞政府把持了北京政权后，中国陷入了五四运动之后最黑暗的时期。军阀政府“既摧残全国学生工人争取自由运动，惨杀无辜。又主使川湘桂粤东南东北数次战争，扰害闾阎。”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了逆转和挫折，《新青年》团体散掉后，鲁迅有种在沙漠中孤军奋战的感觉。他把自己描写成在旧战场上徘徊的余零兵卒，找不到目标和意义。而与周作人的失和以至决裂，使鲁迅极力维持的完整的家的概念不复存在，鲁迅精神家园最后的整合的依托四分五裂，再者，女师大事件也给鲁迅情绪带来很大的影响，作者鲁迅为了记述这一过程，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军阀混战及内心苦闷的散文诗。

这部诗集所收的23篇散文诗，作于1924年至1926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作者鲁迅在1932年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1926年4月10日写完《一觉》后不久，作者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当鲁迅从厦门赴广州时，途中有一封致北新书局李小峰的信，其中提到：“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但要付印，也还须细看一遍，改正错字，颇费一点工夫。因此一时也不能寄上。”（《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到达广州以后，鲁迅忙于种种，整理《野草》旧稿之事暂时搁置，直到“四·一五”政变之后，鲁迅脱离了中山大学，感到“现在无话可说”，而又不便马上离开广州，于是着手整理旧稿，首先从事的就是《野草》，于1927年4月26日写出《题辞》，28日将全稿寄北京李小峰，当年七月，《野草》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题辞》载于《野草》单行本卷首，《题辞》在诗集最初六次印刷时都曾印入；1931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印第七版时被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抽去，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诗集中的《英文译本序》，是应英文本《野草》的译者冯余声之请而写的，据《鲁迅日记》1932年11月2日载：“得冯余声信，即覆。”11月6日：“与冯余声信，并英文译本《野草》小序一篇，往日照像两枚。”英译本原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稍后毁于1932年“一·二八”上海的战火，未能印行，在1941年时才收入。

《野草》主题思想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着重表现作者一贯的战斗精神的；一类是着重表现作者特定时期的内心矛盾的。就每一首散文诗具体而言，绝大多数都同时交织着这两种情绪，只是有主要和次要之分。

三是批判群众的麻木精神和腐朽意识。作者首先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批判了广大群众的麻木和不觉悟状态。如《复仇》中广漠上出现了一对“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的男女，他们或“将要拥抱”，或“将要杀戮”。于是人们便“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在《复仇（其二）》中揭露和批判的是落后群众的助虐行为。其次，对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某些恶劣风气和腐朽意识，也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有力的批判。《我的失恋》是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而作的，直接批判了文坛上的无聊风气。《求乞者》批判了在旧社会恶劣风气的影响下，某些少年的虚伪做作，逢人磕头乞讨的丑恶行为：《立论》批判了虚伪圆滑、不分是非的处世哲学；《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批判了只会诉苦而不敢反抗，甚至反对反抗的奴隶主义和奴才思想。这类批判基本上也是针对落后群众的，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他们觉醒和前进。

二是展示某些理想和光明的。在《雪》中，作者把“江南的雪”作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个性来塑造，尽情赞美她的美丽、纯真、无私、高尚的品格。显然，这是作者理想中的个性，她同现实中丑恶、污浊、自私、无耻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希望用前者来改造和代替后者。在《好的故事》中，作者又描绘了一幅“美丽、幽雅、有趣”的生活图画。这是一个极为美好的境界，它是那么明亮、和谐、舒展、生动，它同黑暗、混乱、压抑、僵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作者理想中的社会面貌。但是由于这时作者对客观现实还缺乏全面的认识，对未来社会又毫无把握，所以他笔下的美好事物还都是十分空泛和短暂的，它们或以嫩雪的形式或以梦境的形式出现，不是好景不长就是转瞬即逝，全都顷刻幻灭。这既反映了美好理想和黑暗现实的矛盾，又反映了作者对未来毫无信心。

《野草》区别于鲁迅其它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它隐藏的深邃的哲理性与传达的象征性。不满足于当时一般闲话或抒情性美文来传情达意，而将从现实和人生经验中体悟的生命哲学赋予一种美的形式，创造一种特异的“独语”式的抒情散文诗。《野草》承载的生命哲学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⑴韧性战斗的哲学，主要是指对于旧的社会制度与黑暗势力，对人和人性摧残压迫所采取的生命选择和心理姿态。基于对改革中国社会艰难的深刻了解，对于五四以后青年抗争黑暗势力过分乐观和急躁的观察，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独有的清醒，提出坚持长期作战的韧性哲学。他说他佩服天津青皮的“无赖精神”。他主张同敌人战斗中，要坚持“壕堑战”，尽量减少流血和牺牲，他告诉人们：“正无须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韧性的战斗。”《野草》第一篇《秋夜》暗示的就是这个思想。《过客》中，具有这种韧性战斗精神的枣树，变成了一个倔强的跋涉者的动人形象。对于过客的形象，在他心里已酝酿了十余年的时间，用短小话剧形式写的《过客》，一致公认是《野草》的压卷之作，这里包含了鲁迅自辛亥革命以来，所经历所积蓄的最痛苦、也最冷峻的人生哲学的思考。在写完《过客》的两个月后，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或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或是愤慨于“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的声音，也都能在具体现实斗争事件的关注与介入中，进行诗性的想象与升华，抒发和赞美了一种永无休止、永远举起投枪的生命哲学。

⑵反抗绝望的哲学，是鲁迅转向自己内心世界进行激烈搏斗的产生的精神产物。所谓“反抗绝望”并不是一个封闭世界的孤独者自我精神的煎熬与咀嚼，而是坚持叛逆抗争中感受寂寞孤独时灵魂的自我抗战与反思。它的产生与内涵，都与现实生存处境有深刻的联系。《影的告别》是《野草》中最晦涩、最阴暗的作品。假托影与形的对话，它最痛苦也是最痛快的选择，是在黑暗中无声的沉没。《乞求者》抒发了在冷漠无情的社会里，对奴隶式求乞行为的厌腻、疑心与憎恶。《希望》是将“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表现得最充分也最直接的一篇。

⑴通过象征性的自然景物的意象和氛围，构成象征世界、暗示作者的思想和情绪，如《秋夜》、《雪》、《腊叶》等。

⑵通过编造幻想中的真实与想象纠缠的故事，构成象征的世界，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哲学，如《求乞者》、《复仇》、《复仇（其二）》、《好的故事》、《过客》等。

⑶完全用非常荒诞的现实中不可能发生或存在的“故事”，传达或暗示自己的旨意，如《影的告别》、《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死后》等。

《风筝》叙写“我”怀着惆怅的情绪回忆儿时对喜爱风筝的小弟弟的粗暴行为，以及成年后补过不及的悲哀。在《风筝》里，无论是北京严冬的肃杀气氛，或是故乡的风筝时节的动人景象，无论是儿时傲然摧毁弟弟制作的风筝的细节描写，或是中年以后补过不及的沉重的心理刻画，都是按照现实生活原有的样子来描绘和表现的，从而使《风筝》成为一首荡漾着淡淡哀愁的优美的现实主义诗篇。《一觉》也是一篇运用现实主义手法的作品。作者在奉天派军阀飞机的轰炸声里感受到“死”的威胁，又从青年们的文稿中窥见到他们粗暴的可爱的魂灵，而这些纯真而愤怒的青年的话动，使他感着“生”的存在，更使他惊觉，鼓舞他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进。作者在这里所展示的，依然是一幅色彩绚丽的现实主义的生括图画。

⑴使用形象的语言，生动地、浮雕似地写出作品中人物的复杂性格，如《立论》中那市侩口里吐出一连串“啊呀！啊唷！哈哈！……”的声音，及《过客》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种种人物的对话，符合于语言个性化和典型化的原则。

⑵选择准确、鲜明的语言，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且精致邈绵、余味无穷。如《狗的驳诘》：“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这里只用了四十六个字，就写出了市侩主义的精神特质

⑶善于选择生动、明朗的词句，抒写出优美、深邃的意境和境界。如《一觉》：“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红颜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

⑷语言丰富多采，具有中国民族的气派。鲁迅除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现代语言之外，又借助许多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佛经及外国文学的词汇，以及重词、叠句、偶句、反语、双关语和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他的生活态度、认识，来加深散文诗的意境。

⑸音节方面，《野草》虽不受任何格律诗的束缚，但内在韵律却很强（所谓内在韵律主要是指诗人思想感情的起伏波澜）。有的急骤高昂，气势磅礴，如《淡淡的血痕中》、《雪》等，有的盘旋往复，如《复仇（其二）》、《一觉》等，有的郁结沉闷，如《影的告别》、《希望》等，有的平静低缓，如《风筝》、《好的故事》、《腊叶》等；有的轻松活泼，如《立论》、《狗的驳诘》等。

中国现代散文诗从1918年产生，到《野草》完成的1926年，共经历了八年的时间。经过鲁迅的努力开拓，新生的现代散文诗走过了由幼稚到成熟的一段路程。《野草》是中国现代散文诗走向成熟的第一个里程碑，是在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中具有开山意义的作品。《野草》将诗意和哲理相结合，为新的文学形式带来了特有的艺术光彩；它不再借助于诗的韵脚，使散文诗从新诗中完全独立出来，成为中国现代哲理散文诗的良好开端。《野草》以不虚夸、不粉饰的严峻自我解剖开阔了现代散文诗抒情艺术的道路。《野草》启示人们要把个人的诗情与整个时代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野草》开创了现代文学中象征主义道路。

现代诗人李素伯：极其诗质的小品散文集—《野草》。这是贫弱的中国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花。那里面精炼的字句和形式，作者个性和人生真实经验的表现，人间苦闷的象征，希望幻灭的悲哀，以及黑而可怖的幻景，使之想起散诗的鼻祖波德莱尔和他一卷精湛美丽的《散文小诗》来。只觉得它的美，但说不出它的所以为美。虽然有人说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而且目为人生诅咒论；但这正如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一样是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量。

现代诗人痖弦：《野草》的问世，为中国新文学中从未有过的散文诗立下范式，可惜后来者从之不多，未能使此一新兴的诗体得到进一步发展。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孙玉石：《野草》有如《呐喊》、《彷徨》那些叙事书写作品所没有的幽深性、神秘性和永久性，它在整体上有一种难以破解而又可以永远引人沉思的艺术美的魅力。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欧梵：个人杂感的诗意的变体。

近代评论家夏济安：“萌芽中的真正的诗；浸透着强烈的情感力度的形象，幽暗的闪光和奇异的线条时而流动时而停顿，正像熔化的金属尚未找到一个模子。”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幸而有这一部《野草》，还能够多多少少走进鲁迅的内心世界，能够看到鲁迅灵魂的真和深。所以《野草》是一部相对真实地揭示鲁迅个人存在的作品，多多少少揭示了鲁迅个人的真实生命状态和真实话语的存在。

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张闳：《野草》是诗，但迄今为止却还没有被真正当作诗来阅读。而严格意义上的诗学解读，应服从作品的诗学本质及诗学研究本身的规定性。

2012年9月由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根据鲁迅散文同名作品改编的当代舞《野草》首演，舞蹈《野草》整台演出由三部作品构成——“死火”、“影的告别”、“极地之舞”，舞蹈动作超越了古典芭蕾的传统语言，吸收了当代多样艺术的营养。三个乐章在色调选择、服装搭配和舞台背景设计等方面各不相同，开篇的“死火”在地面铺了一层纸片做的叶片，要舞者在“草地”上跳舞，并使用了较多的冷色调。而在“影的告别”一章，节奏转快，背景选用了纯粹的白色，灯光明亮耀眼。

⑴为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在“软性”的文章中藏几根讽刺性的“骨头”，寓政治风云于社会风月之中，1940年8月20日，中国文学研究会在桂林创办了《野草》月刊，夏衍、秦似先后主编，孟超、聂绀弩、宋云彬等参加编辑，1943年6月出至第5卷第5期，因遭国民党对进步文化实行禁锢政策而停刊。《野草》月刊的主要特色在于提倡并大量发表短小精悍的文字、明快犀利的笔调反映抗战前后的社会风貌，杂文、时评为其特色，兼登短篇创作、评论和翻译。

⑵《野草》杂志一直以培养文学新人、振兴鲁迅故乡文学事业、弘扬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为办刊宗旨，创办于1985年1月，当时为文学季刊，在浙江省内发行。1987年，获颁新闻出版署期刊登记证，向国内外发行。1988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2011年4月，经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由双月刊变更为月刊。逢单月为文学版，以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文学体裁为主；逢双月为纪录版，以报告文学、纪录片脚本等文学体裁为主。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文学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集》、《华盖集》等18部。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称为“民族魂”。